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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P专访 | 郑永年:蔡英文与台湾的未来(下)

05. 31, 2016  |     |  0 comments


5月20日蔡英文宣誓就任台湾当局新领导人以来,她的一举一动都引发了海内外的极大关注。微信公众号“IPP评论”在5月20日当天曾刊发独家专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的重磅文章,文章发表后反响强烈。今天IPP评论再次独家刊发郑永年教授访谈的下半部分。


IPP评论:蔡英文的演讲大部分篇幅在谈论岛内事务。您如何看未来四年台湾在内政方面的挑战?


郑永年:台湾内部的发展主要是怎么看待民主和发展的问题。民主发展实质上是有两个相关的问题,一个是民主与台湾的未来,另一个是民主在台湾的未来。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关于民主与台湾的未来,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民主化前后的台湾。无论是中国的自由派还是很多西方学者,都说只要民主了,一个社会就有未来了。但你要是对比一下蒋介石和蒋经国所谓的“权威主义”时代的台湾和今天的台湾,就会看到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当年台湾能够成为当时的“亚洲四小龙”,就是因为蒋经国时代的功劳。正是因为有了威权时代的社会经济发展,台湾后来的民主化才能比较和平理性地进行,至少没有发生大规模激烈的暴乱。人们不能忘记两蒋时代的功劳——把大部分穷人转变为中产阶级,因为中产阶级和平理性,接受了高等教育。但如果人们看看现在的台湾,说到大的建设成就,人们还是要追溯到以前蒋经国先生的时代,比如台湾十大建设工程,而民主化之后反而没有什么大的社会经济建设成就。


到今天,台湾是“亚洲四小龙”里面最落后的一个经济体了。例如,上世纪九十年代,新加坡和台湾人均GDP差不多,但现在新加坡是五万多美元了,台湾只有两万多美元,台湾连新加坡的一半都不到,这是民主化发生以后的事情。韩国的人均GDP虽然是三万多美元,但因为经济体总量大,他们已经不提“四小龙”,而是成为OECD发达国家了。香港都有四万多美元。台湾民主化以后,在经济建设上没什么大的发展,已经被大陆沿海城市赶上来了。


民主为什么影响了台湾的发展?台湾如果这样下去的话,民主会对台湾的未来怎么样?民主不见得一定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的影响,但台湾的民主的确是这样。首先,民主在台湾是怎样演变的?台湾是怎样的一种民主?尽管台湾已经实现了第三次政党轮替,但它到底是不是西方式的民主?其实,台湾不见得有西方式的民主,因为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大家都是用一党制的脑袋搞多党制的东西,还是相信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一方胜了就把对方往死里打的文化,而没有妥协文化。台湾的民主已经简化为选票,这个不是民主,而是民粹。再者,台湾还是“民嘴政治”,大家就是整天地说,搞得整个社会太泛政治化、泛民主化。


所以有人把台湾的民主比成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确实有点类似。台湾民主不是像西方民主那样是通过大家的妥协,达到共识,台湾民主是为了分化社会,政治人物不惜一切成本地分化社会,只要拿到选票就可以了。以前陈水扁搞族群政治,强调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区分,要构建一个台湾的nation state, 尽管台湾人如果真的要搞nation state,那么不应该是他们,而是由台湾的土著人做主。在塑造话语方面,台湾一直在搞激进的理想主义,搞分化。在统独问题上,更是这样。


台湾民主化以后,在政治形式上向西方学,但在本质上,做不到像西方那样。当然,我们要肯定,台湾的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在民主化以后进步得非常快,像台湾的健保制度,民主化发生以后没几年就发展为世界上最好的健保制度之一。不过,没过几年基本也是借债度日。在很大程度上,台湾民主变为纯分配政治,就如李光耀先生生前所说的,民主政治变成了福利的拍卖会。这在台湾就发生了。好的民主政治,在生产和分配之间要实现平衡,但台湾在生产方面没人管,企业家出走,人才出走。台湾的人才出走问题很厉害。


台湾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越民主化就越地方化。以前两蒋时代台湾的精英是高度国际化的,现在台湾精英越来越地方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蔡英文还是会很努力,但人们对台湾的经济还是持悲观的看法。大饼越来越小,但是分配却不能减。所以,尽管蔡英文的演讲大部分还是讲台湾的事务,但她是不是还是想回到台湾的生产政治,而不光是分配政治呢?从台湾的政治生态看,她很难回得去。她是搞运动政治出身的,要安抚她的支持力量,要继续做好社会保障。但如果经济大饼不做大的话,这些都很麻烦。


刚才谈了民主与经济的关系。就政治而言,台湾的民主政治会不会演变成清算政治?蔡英文又如何去控制?首先,她自己和她的支持者有没有意图清算她的前任和国民党政府?第二,她能不能控制民进党里面的清算派?这里有很多麻烦的问题,现在都是未知的。


所以,民主在台湾要怎么发展?民主在台湾是怎么变形的?这些是学术界要好好研究的问题。民主与台湾的前途和民主在台湾的前途,是两个层面的事情。这也是亚洲学者不去反思的地方,大家把一切都押宝在民主身上,以为民主一来,所有事情都会变好。问题是,如果你需要民主,那么就要问你需要什么样的民主?你就要看民主对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当民主演变成内政上的民粹主义和外交上的民族主义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兴奋得不得了,总觉得自己什么都可以做了。这就很危险。


回到社会层面,台湾这么小的经济体,要在大国之间生存,要保持现状已经很不容易了,如果再往独立方向走的话,就有很大的可能演变成乌克兰危机。


IPP评论:关于经济的问题,您对蔡英文四年任期总体的期待是怎样的?


郑永年第一,她作为一个政府首脑能做什么,这非常重要。蔡英文政府能做什么?和日本建立准联盟、和日本经济整合,可能还要加入美国的TPP(尽管TPP本身的前途现在还不知道),这些都是蔡英文想做的。此外,台湾还会努力加入地区性的和国际性的组织。不过,在没有“九二共识”的情况下,中国大陆肯定是不同意的。


第二,台湾政府对企业界的影响越来越弱。民主化以后,台湾政府对企业界没做过多少好事情,台湾企业界是很独立的。台湾政府很难叫企业到东南亚去,到印度去。台湾的企业有自主的选择。因此,中国大陆不要把台湾考虑成一个整体,企业是企业,社会是社会,政府是政府,大陆对台湾不同的部门应该有不同的政策。如果你把台湾考虑为一个整体,反而会被台独分子所利用。


总的来说,今后一段时期,台湾的经济不会太好。马英九的八年实际上稳定了两岸局势,对台湾经济还是有好处的。两岸经济关系的发展客观上说导致了台湾内部的收入分配不公。台湾年轻人错误地把这个责任归咎于大陆。实际上,这是全球化的现象,在台湾、香港、欧洲、美国、中国大陆都是这样。


收入分配不公是内部问题,但是台湾人,特别是台湾年轻人,把全球化这个普遍现象只归因于中国大陆,这是毫无理性的认识。即使台湾和美国、日本经济整合,收入也会高度分化,这是全世界的普遍现象。只是说台湾经济现在高度依赖大陆,如果台湾经济高度依赖美国,结果也会是一样的。


台湾还有一个完全错误的判断,即认为台湾经济只要减少对大陆的依赖,台湾就可以容易独立了。对中国大陆来说,台湾经济再依赖美国,大陆也不会放弃对台湾的主权。台湾不应该有这种天真的想法。


IPP评论:已经成为在野党的国民党未来四年如何对蔡英文政府形成制约?


郑永年:国民党在马英九时代实际上也不够决断,马英九只是一个保持现状派,在两岸问题上也没做出多少成就,否则今天的情况会大不一样。为什么谈到民主和台湾的前途大家比较悲观呢?除了在两岸问题上,台湾政治人物可以搞台独以外,在经济问题上谁也做不了事情。马英九政府做不了事情,蔡英文政府同样也做不了。这是人们悲观的地方。


如果蔡英文政府在内部经济事务上做不了事情,就很可能去搞两岸关系。这和安倍政府是一样的,国内的事务做不好,就挑逗中日关系,寻求支持的力量。这是比较麻烦的。国民党的洪秀柱能够做什么?无非也是两个方面,内部事务和两岸关系。尽管国民党成为了反对党,是少数派,很难对民进党构成制约,但只要方法对头,还是可以在两岸关系上有所作为。


IPP评论:您认为大陆怎么做才能团结更多台湾的年青一代?

 

郑永年:台湾年轻一代,从他们的角度而言,激进化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看不到前途,特别是在收入方面。大陆青年其实也是一样的,住房买不起,生存艰难,就业困难。只是台湾的年轻人的认识错了,他们简单地把困难归咎于两岸关系。香港的年轻人也是这样的。香港问题根本不是因为和大陆的关系。如果没有和大陆的紧密经济关系,香港问题会更糟糕。所以民主化的不好之处在于民主化之后使得年轻一代认识问题的角度越来越地方化,失去了国际观。新加坡和台湾的区别是台湾民主化以后越来越地方化,而新加坡仍然维持着有效的精英主义。


在台湾,媒体的声音都是地方上的一些小事情。现在台湾出国留学的人也越来越少了,大家往往选择花几年时间搞好关系再找个工作。民主化如果表现为地方化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


特别是对小地方而言,它们需要在大国的夹缝中生存,更需要国际化人才,过度民主化和地方化的台湾内政可能会演变为希腊危机。天不怕地不怕的希腊总理上任后还是要生活在国际环境中。蔡英文也是一样的。国际环境无法改变,台湾既不能改变大陆政治,也不能改变美国政治,而只能在大国的环境中找到生存空间。台湾要有足够的现实主义感,年轻人也是一样的。如果台湾是一个富裕社会还能维持现状,如果台湾变成一个穷岛的话,统一的问题倒是容易解决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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