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age
作者 陈刚

陈刚:反腐成为中国政治新常态

05. 09, 2016  |     |  0 comments



中国的官员腐败一直是个严重的问题。自从1989年以后,人们普遍认为腐败已渐趋严重。根据透明国际开展的全球“腐败感知指数”的调查,2015年中国在168个国家中的清廉程度位居第83名,与斯里兰卡和哥伦比亚相同。过去,中国大部分受到曝光和处罚的腐败官员大部分是中低层级的官员,但这些年来涉及高级官员的高风险性腐败案件数量处于上升态势。一些人认为中国的腐败呈现系统性发展,并依附于制度中。

尽管学者在过去二十年来一直紧密关注中国的腐败问题,但是关于中国的隐秘的反腐机构仍有待进一步研究。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体制内部纪检监察程序的模糊属性,从而有一种神秘感。许多学术成果对中国的反腐机构和反腐运动的有效性做了细节性的评估,但大多的这类研究并没有把握到2012年中共十八大后反腐运动的影响,以及其对中共党政体制的现状和未来所产生的制度性影响。




腐败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中并不是一个新现象,外界认为是缺乏独立的司法系统和媒体监督所致。经过30年的渐进式经济改革后,党政体制下的部分市场化的经济体系成为高风险性腐败和高官腐败的温床。尽管30年来经济不断趋向自由化发展,但国家并未从经济领域完全退出,并紧密控制国有经济及通过政策干预经济运行。1992年后快速的市场化进程为政府寻租提供了大量的机会。大型国企,事业单位和地方政府已成为腐败高发区。




尽管西方观察人士常常批评中国的反腐工作是无效且流于表面的,但长期坚持强硬的反腐确实阻止了腐败对党和国家威胁。长期来看,中国必须建立一套独立的司法制度,同时强化媒体与社会的作用。仅仅抓“老虎”不足以使政权更加具有可信度,透明度。选择性执法只会导致更多地腐败,并且瓦解反腐运动的效果。

中国领导人往往在他们的第一个任期内有推动反腐的动力,目的不外乎以此巩固权力并安定民心,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也不例外。例外之处在于和其前任江、胡相比,其反腐力度与波及范围大大不同。特别是对周永康以及其家属、亲信的调查与监禁,则打破了“刑不上常委”的惯例。这一惯例在过去二十年是中国政治潜规则。

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同时打击高级官员(“老虎”)与中下层官员(“苍蝇”)的腐败。在他的反腐“新常态”下,一大批副部级以上的官员(“老虎”)已接受调查并被“双规”。仅仅在2015年一年内,就有30名副部级以上的官员被调查,其中包括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和政治局委员郭伯雄。此外,北京当局前所未有地调查了30名军官的严重腐败问题,大部分都和郭伯雄、另一位接受调查的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的腐败丑闻有关。相比之下,在胡锦涛的第二任期中(2008-2012),每年只有6名副部级以上官员受到调查。

然而,习近平的三年反腐运动并没有提升中国在透明国际指数中的排名。与另一个饱受腐败困扰的发展中国家印度,其腐败感知指数从2012年的94位上升至2015年的76位。




执政党巩固政治权力

事实上,许多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反腐运动是执政党巩固政治权力的反映。在江泽民与胡锦涛的第一个任期内,他们分别通过反腐运动逮捕了前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和前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而以往的反腐运动则由于内部权力平衡被打破或由于中央政府有求于地方执行其政策,而戛然而止。

只有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纪委)具有调查与“双规”中高级官员的权力。三年的反腐运动已极大地扩大了习近平与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党内的权力基础。尽管在政治局常委中排行第六,但王岐山的权力地位被认为是紧随习近平之后。

反腐运动并没有停止的趋势,从最初聚焦于党政系统中的高官,到现在聚焦于国企和军队系统的高级官员。2015年1月,中 纪委开始更多地调查国企的案件,使得国企在之后的两年内把反腐作为其主要的工作。

反腐败的处理常常基于党内高官建立的上下级依附体系和同乡关系的网络,这些非正式的政治关系网现在成为中纪委调查腐败案件的线索。越来越多迹象反映出,更多党内“老同志”的秘书和家属也会被中纪委调查,这意味着中国精英政治的潜规则被打破了,这些潜规则曾限制了中纪委的权威。习近平和王岐山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并不想受到这些极度可能面临腐败指控的前任高官的阻挠。

迄今为止,中国的网民和大众媒体都在大力支持习近平的反腐运动。腐败事实并不能给党带来较好的名声。习近平仍未考虑其背后所带来的政治代价,即社会中的蔓延的犬儒主义和下降中的执政党名声与权威。

反腐带来的经济代价亦开始上升。政府基于“八项规定”做出的覆盖公款旅行,公款吃喝和其余官员福利等方面的限制腐败与奢侈行为已减少了国内消费总量。

地方官员推动GDP与财政收入增长的愿望,特别是由于1994年后分税制改革后的寻租活动激励所产生的愿望,在当下反腐运动中受到打击。但反腐运动也许会导致总体GDP增长的下降,它对纠正政府消费与民众消费比重的偏差具有积极的意义。在习近平的紧缩政策下,针对高官的奢侈产品与服务供给受到全面冲击,而服务民众的企业和餐饮业则在新环境下出现繁荣。

腐败给新政府的形象与合法性带来了严重威胁。为了重塑公众支持,他需要阻止大规模腐败的蔓延。最近几年,当大众传媒将官员的性丑闻和奢侈生活曝光时,公众对官员腐败和渎职的不满与日俱增。习似乎想要利用网络反腐的浪潮以更好地监督大量的官僚主义行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开始强调公众与媒体在监督腐败的作用。

然而,在现有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环境下,彻底根除腐败似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领导层也完全清楚反腐的局限。中国的腐败与体制的缺陷密不可分。高层领导人已意识到为了赢得全面反腐的成功,执政党不得不更多地依赖制度的进步而非高压手段,从而使政权更加具有可信度,透明度和反应力。



本文英文版首发于IPPREVIEW.COM 获授权独家翻译,转载须经授权。


作者:陈刚(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

译者:赖永祯

发表评论

您的电子邮件地址将不会被发表。必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