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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滨:教育可以改变“穷二代”的命运吗

10. 27, 2017  |     |  0 comments



IPP于2016年底-2017年初开展了全国居民教育与就业问卷调查。在城市的选择上,调查兼顾了经济、文化、政治的重要性以及地域分布,选择了包括北京、广州、成都、昆明等10个城市。每个城市各抽取160 人左右,此次调查共获得1621个有效样本,其中男性受访者1118人,占总样本量的69%

农村户口占样本总量的48%,城市户口占52%。受访人员年龄跨度从1940后至1990后,其中19401949年间出生的有58人,占3.6%1980-1989年出生的受访人员最多,达510人次,占总样本的31.5%。其他年龄段(1939年以前的有9人次)。在所有受访者中,未受过任何学校教育的有66人,占总样本的4.1%;有小学学历的占8.6%;本科学历占44%。硕士及以上占7.1%

在所有受访人中,约有7%114人)是在读学生,18.9%307人)没有工作(包括下岗,家庭主妇等),6.2%101人)是退休或从事零时工作的人员。



近年来,穷二代富二代"等特殊称谓逐渐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就业公平面临着“代际传递效应”的挑战,对贫困生的就业造成不良影响。媒体经常报道,即便通过教育,穷二代也很难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命运。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吗?


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家长,没有什么过硬的社会关系,子女在竞争中不免处于劣势。此外,中国城乡之间的天然差异、制度性障碍以及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等因素,也给农村社会流动带来了很多不利影响。如教育成本的增加,减少了农村人口通过教育向上流动的机会;教育大众化造成文凭贬值,使得“读书无用论”在广大贫困地区重新出现。


与此同时,在许多城市,孩子的学习竞争趋于白热化。许多家长让孩子从小就上各种补习班(如奥数、钢琴、绘画、英语等),孩子从早到晚拼命地学习各种所谓的“择校”技能,家长和孩子都身心疲惫。


总而言之,整个社会充斥着对教育体制的各种不满和对中国教育的否定。从这些现象我们可以看出,在教育对就业的影响以及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上,中国民众似乎并没有达成共识。这些问题迫使我们有必要对全民进行一个教育与就业的全面调查,从而得到一个相对客观的数据,以便为完善教育体制、实现教育大众化以及推行教育公平提供新的思路。


根据对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我们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 学历对当前的工作有一定的影响

57.1%的人认为学历对当前工作有影响;超过60%以上有大学文凭的的人认为学历对当前工作有影响;而学历在高中及以下的人几乎有一半的人认为学历对当前工作无影响,相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认为个人努力才是最重要的。


2 教育程度一定程度上受家庭环境的影响


受访人的学历一定程度上受父母亲学历和工作背景的影响父母亲的学历对孩子的学历具有很大的相关性。孩子学历在大学及以上的,大部分的父亲都是学历在高中以上的。孩子学历在高中及以上的,大部分的父亲都是学历在初中及以下的。


结果还表明,母亲的文化程度对受访者的工作类型有很大的影响。从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出,父母亲有大学及以上文凭的,子女几乎很少从事农、牧、渔类和工人的工作,而多是从事一般职员或是专业技术工作。


父母学历很大程度上影响对子女的教育学历越高的家长越倾向于让孩子读大学,60%以上的硕士学历的家长会更倾向于让孩子参加补习班;70%以上的本科学历的家长会更倾向于让孩子参加补习班;而学历在初中及以下的家长的孩子很少或者没有经常参加补习班。


3 户口不影响教育重要性的认识


我们发现,尽管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孩子上的学校有轻微的不同,但是80%以上的家长都愿意培养孩子上大学。由此可见,中国家长对孩子的教育依然是很重视的。


4 重视教育的程度几乎不受家庭收入的影响


总体而言,绝大多数中国家庭的孩子(与家庭收入无关)选择在一般学校和重点学校就读,且都会培养孩子上大学。


这个调查结果显示了中国民众对教育依然是非常重视的此外,个人努力、受教育程度与家庭因素共同对个人地位的获得发挥着作用,这表明教育依然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支撑着人们的地位提升。


但在社会结构等级化分层模式下,阶层地位具有较强的继承性,这个继承性很大程度上还要通过教育这个中介变量来实现。因此,考虑到当前中国教育资源的地区不均衡性和家庭对教育的高度重视,政府应着力解决如何均衡教育资源的问题,及早推行教育公平。



本文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李海滨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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