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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郑永年

郑永年:你是永远的理想主义者 | 追思杨沐系列文章之一

06. 27, 2018  |     |  0 comments



杨沐(1946年6月4日—2018年6月6日)



杨沐是我的老同事、老朋友和老兄长。我和他是在新加坡认识的。1996年我来当时的新加坡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工作的时候,发现他不久前在这里工作过。但没有过多久,在当时的所长黄朝瀚教授的引介下,我和杨沐认识了。我记得黄教授称杨沐为“苏州才子”。此后,在我的记忆中,在黄朝瀚教授那里,“苏州才子”一直是杨沐的代称。杨沐是经济学家,但学识渊博,练书法,又经常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帮助写对联。我想,黄教授这样称呼是有其道理的。


1997年,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在王赓武教授和黄朝瀚教授的努力下,进行了改组,成为了今天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没有过多久,杨沐回来东亚研究所工作,这样我们交流的机会更多了。在了解了他曾经辉煌、但很是艰辛的过去之后,我发现,尽管他比我年长,但至少我们从八十年代之后具有了同样的情怀、经历和对未来的期待。


杨沐是八十年代理想主义的典型代表。他比共和国年长,经历了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和其他很多同代人一样,他的生命力可说是在八十年代才开始释放出来的。八十年代的杨沐专注于著述、翻译,拼命向西方学习。他那个时候的作品无一不是以推进国家的改革发展为主题的。他在学术和政策研究方面成就卓越,他那篇有关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论文获得了孙冶方经济学奖。八十年代后期,他赴英国牛津大学做访问学者,继续他的经济学研究。不过,从此也改变了他的生命轨迹,变成了从“海外看中国”的中国学人。


这个群体的人并不少,但杨沐是我所熟知的很特别的、其精神令人敬佩的一位。尽管有一段时间他回国有些困难,但他从来不抱怨。他既接受了命运的安排,但也从不向命运低头,总是没有放弃通过努力来改变命运。他一直带着八十年代的那份情怀和理想,在海外关切国家的改革和发展,并经常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他的独特见解。我经常称他为“老愤青”。他对自己的观点非常坚持,但很宽容他人的观点。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年轻人都很喜欢和他讨论一些问题,从中获益不少。

杨沐的好学精神令我非常印象深刻。杨沐在国内地方政府工作过,了解中国的现实,中国问题意识非常好,同时也从来不放弃关注海外尤其是西方对中国的研究。他是《华尔街日报》的长期订阅者,《经济学人》也是他必读的。



我们东亚所每周二上午都要讨论近期的热点问题。我每次都看到杨沐拿着《华尔街日报》或者《经济学人》,把一些西方记者的一些观察或者有趣的观点提出来,供大家讨论。我每次见到他认真阅读的样子,就想起了大家都虚心好学的八十年代,一张报纸,一份杂志,从头到尾读一遍,不希望漏掉一个字。


杨沐爱喝酒,这是东亚所或者杨沐的朋友圈里尽人皆知的。我自己不太会喝酒,但曾经和杨沐大喝一次。那是我在英国诺丁汉大学工作的时候。2007年,我回来参加东亚所十周年庆典大会,在东亚所的晚餐会上,黄朝瀚教授和杨沐不停地要我早点回到东亚所来。一边劝我,一边喝酒。他不停地喝,搞得我也不停地喝。我记得,这是我生平喝酒最多的一次。他那次非常开心,真心地开心。当然,过了一年,我回到了东亚所,从此和杨沐共事。


回到东亚所之后,杨沐是所里可以依靠的资深学者。他年长,但非常平易近人。他经常用各种方式提醒我,东亚所要做些有意义的研究。他非常努力,自己写了很多政策研究报告,更重要的是,他带动了一群年轻人。因为他的实践和研究经验都很丰富,我经常叫年轻人和他一起做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东亚所有关中国产业政策和新兴产业的报告都是他领导年轻人一起写的。


三年多前,莫道明先生和我一起建设起来的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需要找一位经验丰富的执行院长。我自然想到了杨沐。公共政策研究院创始不久,雄心勃勃,需要强有力的带头人。我试着和杨沐讨论了一下,没想到他欣然接受了。


杨沐在公共政策研究院过完了他生命中最后三年多的时光。在这三年多时间里,研究院进步很快,这离不开华工领导层的大力支持,更离不开杨沐的辛劳。他似乎从来没有停下来过,设计研究课题和项目、带研究院年轻研究员到处实地考察调研、组织会议和参加会议,等等。我经常提醒他要注意休息,但他好像从来没有在意自己的身体。直到他发病前的几个月,他身体突然消瘦下来了,我叫他一定要检查身体和休息了。不过,他每次和我讨论的还是研究院的工作,并建议提拔使用年轻人。他住院前的一周多时间里,他也感到体力不支了,这才对我说,他要回苏州养一段时间的身体。没有想到,过了几天,杨沐就直接住院了。


得知他住院了,我马上从新加坡赶去到医院看他。看他的样子,令人尊敬。他和我讨论的仍然是研究院的工作。他对研究院的前途非常看好,并且对和我一起去看望他的年轻研究人员说:“你们要以郑教授为标杆。”不过,也是在这次,我理解了杨沐这些年为什么那么努力工作的原因。我甚至认为杨沐对自己的身体是有所了解的。他一直不想去做体检,就是为了以最有意义的方式完成生命的最后里程。他说:“在研究院,我又感到回到了八十年代那个时代。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也可以做。”听了他的话,我很是心酸。但同时,我也很欣慰,至少杨沐在公共研究院的最后生命时光是幸福的,是带着他的八十年代的理想走完最后一程的。


生命的时光会逝,但生命的理想不死。愿杨沐在天国仍然抱着他那份抱了一辈子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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