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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郑永年

郑永年:黄朝翰教授与新加坡的中国政策研究

06. 27, 2018  |     |  0 comments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部分研究人员与新加坡已故总理李光耀先生的合影。后排站立者(左起)分别是:黄朝翰、郑永年、黎良福。




黄朝翰教授于2018年6月11日逝世了,我和东亚所全体同仁悲痛万分。5月25日东亚所刚刚为他举办了一场题为“中国经济:现代化与结构转型”的国际研讨会,邀请了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余永定、林双林、张军、陆丁、吴延瑞、宋利刚等经济学家参会。黄教授参加了第一天“中国2035”论坛的第一场讨论,但因为身体虚弱之故,没有能够参加第二天为他举办的研讨会,他自己感到遗憾,我们更是遗憾。学者们在宣读论文之前,都简单说了自己和黄教授的交往过程,以及如何从黄教授那里得到教益。没有想到,这些话今天变成了对黄教授的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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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月25日的晚餐会上,我说了三个小故事。自1996年起,我一直和黄教授共事,而这三个小故事迄今一直在影响着我。第一个是黄教授给我的一封信。当时我加入东亚所有几年了,有一天行政交给我一封信,是黄教授的签名信。我很纳闷,为什么领导与我沟通还需要用正式的信件?打开之后,我才发觉这是一封很严肃的信。在信中,黄教授表达的大致意思是:你加入研究所后一直很用功,但最近我发现你慢下来了。做学者是要每天都努力的,懒惰的人成为不了好学者。


黄教授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呢?东亚所的研究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学者是为新加坡政府提供政策分析,即撰写“政策背景简报”(background brief),另一部分为学者们自己的研究。当时,我忙于新加坡政府委托的“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的一项研究,也忙于我自己的一项有关中国全球化的研究,没有更多的时间写作“政策背景简报”。黄教授注意到了这一点,就正式向我提出来。在早期,东亚所规模比较小,没有多少学者,每一个人的研究写作任务很重,黄教授正式提醒我不要忘记自己写作“政策背景简报”的职责。黄教授平时对我很好,一有机会就带我出去吃饭、喝茶,并且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我的很多朋友都是通过黄教授认识的。事后我也了解到,黄教授写信给我属于“新加坡风格”,即对事不对人。即使是朋友,做事也不能马虎。和黄教授相处久了,大家都会深切地感觉到这一点。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书包。我一直有一个习惯,每天出门都会背上书包,装有电脑和几本书,很沉。有一次,黄教授对我说,他不喜欢学者们不带包,并认为这样的人成不了好学者。按照他的观察,经常带包的学者比不带包的学者会更有成就。黄教授的观点有些传统,起初我并不认同。但后来觉得他说得非常有道理。一个学者如果“早九晚五”,只在办公室的时候看书学习,那肯定是有问题的。黄教授不止一次对我说,如果有好的想法,即使是在睡觉时间,也要起来把想法写下来。对一个学者来说,“出门带书包”的确是一种很好的做法。不管时间长短,找一些时间来看书、去思考总是好事;一次的想法可能不多,有了想法就记下来,时间长了就会慢慢地形成一个思想。

第三个故事发生在黄教授带我们去苏州做调研期间。有一次我们去市场看看,走到一个买衣帽的地方,黄教授抱怨说中国商品的质量很好,但价格过低。他觉得老百姓工作很辛苦但赚钱不多,这不合理。本来是5新币的东西,他付了10新币。黄教授对穷人的深刻同情也一直是我记忆深刻的事情。他和我们去东南亚旅游的时候,从来不会和小商小贩讨价还价,他付的钱总是高于商品价格。


我只说了这三个个人小故事来说明黄教授的为人为事。黄教授对我自己的影响是深刻的,我想很多在东亚所生活工作过的同事和学者也深受黄教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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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黄教授和新加坡的东亚尤其是中国政策研究密不可分。在一定程度上说,没有黄教授,就没有今天新加坡的中国政策研究。


新加坡早在1983年就成立东亚哲学研究所,由当时刚刚退下来的副总理吴庆瑞先生任主席。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吴庆瑞这个名字并不陌生。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全程陪同邓小平的就是吴庆瑞先生。中国改革开放开始后,邓小平邀请吴庆瑞先生做中国政府沿海开放特区和旅游业的顾问,中方专门由当时的副总理谷牧接待吴庆瑞先生。


东亚哲学研究所集中研究儒学,邀请儒学权威来所里做研究。当时,李光耀先生提出了“亚洲价值观”。李先生并不排斥西方价值,但认为西方价值如果过于泛滥,就会对东亚社会造成非常负面的影响。他看到了东亚(儒家)社会本身价值观的优势,并想把这些东方价值发扬光大。哲学所的最终成果就是形成了一套儒家教科书,供高中生阅读。


1990年,中国和新加坡建交。因为此前两国之间没有正式官方关系,新加坡对中国缺乏了解,吴庆瑞先生觉得研究所的研究重点应当转向当代中国。1992年,东亚哲学研究所改名为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也是在这个时候,吴庆瑞先生邀请当时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系任教的黄朝翰教授来担任主持工作的所长,吴庆瑞自己继续任主席。


我1996年加入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之后,黄教授陆续告诉我新加坡中国研究的曲折历程。在冷战期间,因为地缘政治因素,新加坡属于西方阵营,中国研究几乎不存在。黄教授本来在香港大学任教,七十年代来到新加坡的时候,中国研究仍然是禁区。他告诉我,每次他通过各种途径做中国研究或者阅读中国刊物之后,都必须向有关当局报备。《毛泽东选集》直到九十年代末才在新加坡成为合法读物。过去,中外学术界的交流也是一件异常困难的事情。这一点余永定教授也是深有体会。余永定教授说,黄教授是最早和中国经济学界交往的海外经济学家。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中国对外面的世界了解不多,社会科学方面更不用说了。黄教授每次到中国,都努力地向当时年轻的学者讲经济学,同时也邀请中国学者到新加坡来访问学习。余教授说,他本人也非常感谢黄教授,并在百忙中来新加坡参加5月份为黄教授召开的国际会议。



左起分别是北京大学马戎教授、新加坡前副总理吴庆瑞先生、黄朝翰教授。


从东亚哲学研究所到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的转型是比较困难的。前者的学者主要是海外训练有素的著名学者,包括Chang Hao、William Theodore de Barry、Ambrose King、 Edward Shils、Tu Weiming、Ezra Vogel等等,但后者主要是来自中国的那些熟悉国内事务的人,多数是政府工作人员,包括几位曾经当过部长甚至领导人秘书的官员。这些人熟知中国内情,经验丰富,但写作英文政策报告则不是他们的优势。黄教授主要的责任就是把这些人所写的文章转“译”成新加坡内阁所懂的语言。新加坡独立前为英国的殖民地,政治精英们接受的是英文教育,思维也很英式,因此这个“转换”非常重要。


1996年,王赓武教授从香港大学校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吴庆瑞先生就立刻邀请王教授到新加坡来,接替他担任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主席的位置,他把自己大的办公室让给王教授,自己则搬到旁边一间较小的办公室。我1996年加入研究所的时候,王教授是主席,吴庆瑞先生是副主席,黄教授是所长。大约半年之后,吴庆瑞先生决定从研究所退休,因此研究所再次面临转型。


王赓武教授一生都在大学度过,是“大学人”,他觉得研究所放在一个大学里面比较可行。他相信,一个好的政策研究者必须具备深厚的学术基础,把研究所放在大学里面,可以保持和提升政策研究者的学术水平。新加坡政府也非常支持这个想法。在王教授和黄教授的努力下,1997年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再次改名为现在的东亚所,并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一个研究所。这次,王赓武教授成为所长,而黄朝翰教授成为研究主任。在这些变化中,我自己感觉到老一辈人的可贵。在很多国家,即使在学术界,很多人也很在乎职务的高低。而在吴庆瑞、王赓武和黄朝翰身上,我看不到他们对职务变化有任何不满,只要能够把研究所办好、把工作做好,什么职位都是可以的。


东亚所是新加坡中国研究的一个重镇,这是老一辈人努力的结果。王赓武是海外华人中德高望重的中国研究学者,培养出无数的中国研究学者,在西方学术界中有王赓武教授那样崇高地位的华人学者并不多见。他大力提升了东亚所的学术水平,同时也大大推动了东亚所的国际化。自1997年起,研究所坚持每周一次的公开讲座,邀请了大量的本地和国际学者来作学术政策交流。同时,东亚所也花费大量的财力建立了一个稳定的访问学者机制。作为政策研究所,思想和知识的流动极其重要,通过学者之间频繁的交流,不仅能够把最新的学术思想引进来,还可以了解各国大学和研究所的最新研究成果。


黄朝翰教授主管研究工作,有效提高了学者的研究水平。黄教授对学者的严格程度可以说是异常“苛刻”。东亚所的“政策背景简报”是送给新加坡内阁的。李光耀先生几乎每一篇都看,如有不明白的地方又回过头来问东亚所。黄教授对“政策背景简报”写作的严肃程度几乎“令人可怕”,从思想表达、思想逻辑、文章的语气到词汇、标点符号的使用,都不会放过。一篇研究报告可能要来回修改六七次之多。即使有标点错误,也要被打回去修改。我开始的时候并不习惯,但慢慢地觉得,这样做实际上可以很快提高自己的专业主义精神,对什么事情都不能马虎。黄教授多次告诉我,他的这种治学方式是从吴庆瑞先生那里学来的。研究所早期很多政策报告都是吴庆瑞先生自己亲自撰写的,并成为日后我们所坚持的“模板”。


政策研究者必须了解时事的发展黄教授用各种方法“迫使”学者们对时事感兴趣,关注时事发展。在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和东亚所早期,曾经尝试过每天早晨全体研究人员用半小时来讨论这一天的热点问题。黄教授说,银行界就是这么做的。但后来觉得这样过于频繁,很难持续,因此就改为每周一次。这也是东亚研究所“周二讨论”制度的由来。到过东亚所的人都很喜欢这个一个半小时的讨论,大家畅所欲言分享自己对热点问题的看法。对年轻学者来说,这样的讨论尤其有用。


研究所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促使学者们对诸多问题感兴趣,并能有动力去做研究。在教学部门,很多学者可能终身是“一个(议)问题”的学者,即一辈子都研究一个领域或者一个问题。但政策研究者不同。如果一个学者只关心一个领域或者只研究一个问题,那么就很难持续。黄教授因此鼓励学者必须关心其他学者的研究,不能把自己关在“笼子”里面。他要求一个学者至少关注三四个领域的发展。“周二讨论”机制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我2008年从英国回来接任王赓武教授的职务之后,延续和强化了这些制度机制。如果没有王赓武、黄朝翰两位教授早先确定的机制,东亚所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自1997年成立以来,东亚所已经向新加坡政府递交了1300多份“政策背景简报”。很多年来,东亚所每周提交至少两份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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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个人来说,这里还需要说一说黄教授对我在英国期间的无微不至的关怀。2005年,我应英国诺丁汉大学之聘,去那里刚刚成立的中国政策研究所任教授和研究主任。王赓武教授很支持我去英国,因为从学术的角度看,到欧洲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但黄朝翰教授一直不乐意我去英国。我到英国之后,他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给我打电话,给我讲东亚所的近况,每次都劝说我回去东亚所工作。当时的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也非常重视中国政策研究所,提供的条件也是不错的。并且当时我自己也是很想把中国政策研究所建设成欧洲其中一个最好的中国研究所。但黄教授对我的关心也一直使我对东亚所很是牵挂。


2008年初,王赓武教授更是利用到英国出差的机会,专门到诺丁汉大学来鼓励我回去。两位老先生的关切最终使我很难再留在英国,2008年7月我回到新加坡东亚所工作。更让人感动的是,为了让我全面负责研究所工作,在王赓武教授的支持下,黄朝翰教授卸下了研究主任的职位,这样我一个人接管了所长和研究主任两个位置。不过,尽管如此,在接下来的很多年里,黄教授的工作量并没有减少,他仍然做着他以前所做的所有事情,直到他觉得我已经符合了他的期望之后,才慢慢减少了工作量。




2017年,东亚所成立20周年大庆。




黄教授终身做中国研究,成果丰硕。他撰写和编辑了33本书,发表了400多篇学术和政策论文,为新加坡政策提供了80多篇有关中国发展的政策报告。在晚年,他越来越感到政策研究的重要性。他觉得一个学者能够在学术和实际政策之间搭一座“桥”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在规划为他举办国际会议的时候,我们把他称为“学者和教育家”,他说用“学者和政策研究者”更合适,可见他对政策研究的重视。


黄教授尽管生在海外,长在海外,工作在海外,但他对中国的知识“激情”(passion)是我们这些从中国到海外学习工作的学者所不能比的。他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尤其是近代以来军事史的了解,是我们很多人不能及的。无论在国外旅游还是会议聚餐期间,黄教授尽显其个性本色,他会唱很多中国的革命歌曲,一边喝酒,一边唱歌。记得有一次世界杯足球赛期间,黄教授带我们去他的东陵俱乐部(Tangling Club)看电视转播球赛,他唱歌唱得很欢乐,根本没有平时的严肃面孔。


黄朝翰教授的家人对黄教授的这份中国情怀是非常理解的,因此建议在东亚所设立一个黄朝翰研究基金,来继续弘扬黄教授的这份情怀。王赓武教授和我自己都非常赞同和支持。继承黄教授的这份中国研究情怀、把新加坡的中国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这是我们做晚辈对黄教授最好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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