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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P学术研讨会“中国经济的体制机制创新:经验和教训”综述

09. 21, 2018  |     |  0 comments


2018年9月14日,来自华南理工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财经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广东省委党校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相继就本次会议的主题“中国经济的体制机制创新:经验和教训”展开了深入讨论。本次研讨会的内容聚焦于区域经济发展、金融机制研究、财税体制改革,以及政府与市场关系四大议题。


在“区域经济发展”专题部分,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经济学部的岳芳敏教授在分析广东省40年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探讨了体制改革式制度变迁的逻辑、必要条件和路径。通过对广东省40年改革经验的实证分析,岳芳敏教授认为,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各阶层各方利益诉求,分析其动因和机制,要从多维度观察,主要领导的理念和领导力驱动以及地方行动团队的内生动力是实现我国体制改革的必要条件;自上而下、重点突破,设立核心目标是其实现路径;健全完善法制、废止不合时宜的法规条文和利益诉求与目标的协调是深化改革的前提。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管理学部的郭惠武副教授介绍了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增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和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这六个国家级经济开发区的沿革和在经济、产业结构升级、创新以及对外开放方面取得的成就,表示广东经济开发区的经验是由打造政策洼地向建设国际化、法制化的营商环境转变,由建设产业孤岛向推进产城融合转变和在立足本地开发的基础上寻求外部发展空间。


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的黄亮雄副教授分析了商事制度改革和地区创业间的关系。通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双重差分模型对2011—2016年中国城市层面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黄亮雄副教授提出商事制度改革显著提高了地区创业绩效,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的提升、融资约束的缓解及地方政府财政盈余率的提高,均能强化商事制度改革对地区创业的促进效应。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的谭锐副研究员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比了粤港澳大湾区和旧金山湾区的城市群产业分工。通过对比两地的经济和地理现状,他指出粤港澳大湾区的生产效率与旧金山湾区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粤港澳大湾区内部的产业分工水平要低于旧金山湾区。他的研究试图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进行解释,即在中美各自的政治经济体制环境中,城市政府如何对国家产业政策进行响应。研究结论认为,在中国,自上而下、整齐划一的产业政策抑制了城市间产业分工的差异度。而在美国,由于国家角色在产业政策推行机制上的弱化,市场机制占主导,各个城市可以根据自身特点选择目标产业,因而城市间产业分工水平更高。



研讨会现场


在“金融机制研究”专题部分,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的韩永辉副教授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出境并购和入境并购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他指出人民币汇率水平与入境并购负相关,与出境并购正相关,而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增加对入境并购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出境并购则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同时,从长期来看,历史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当期入境并购波动以及对当期出境并购波动均存在抑制的传导效应;从短期来看,历史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当期入境并购波动以及当期出境并购波动的影响效应不显著。韩永辉副教授亦表示,应遵循自主、可控、渐近原则的人民币会制度深化改革,继续鼓励入境并购与出境并购的协同发展,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区间波段机制,并且充分利用人民币汇率升贬值的区间波动机制,优化跨国并购投资策略。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金融系的杨子晖教授测度了中国A股整体市场与各金融部门的尾部极端风险,并分析了各部门之间的非线性关联及极端风险传染和研究系统性风险传导的动态作用关系,指出我国金融部门尾部风险呈现出明显的非线性变化趋势,而金融各部门之间的显著的非线性关联,容易导致风险在金融系统内的急剧放大并快速扩散。同时他表示房地产部门是主要的风险来源之一,随着我国金融混业经营进程的不断推进和多元金融业的高速发展,各部门间极端风险的传染不断加强。杨子晖教授认为,应根据我国国情,构建适合我国的系统性金融极端风险测度指标体系,应更审慎对待银行、多元金融和房地产部门的监管要求,加快监管协调机制的建立,协调统筹混业监管。



研讨会现场


在“财税体制改革”专题部分,来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的王瑞民博士回顾了从1978年到2018年的40年间中国政府间转移支付的变迁和现阶段面临的挑战。他认为,1978年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实际是计划经济下的“政府间补助”,1980年代则是经济转轨时期的“政府间补助”,而在1994年我国开始推进财政公共化,1998年提出构建中国公共财政框架,这四个时点与营改增和税收征收体制调整构成中国转移支付体制形成过程的五大重要时间点。王瑞民认为,政府间转移支付本质上是政府运作模式的问题,理顺事权和支出责任是关键,未来财税体制改革将不再局限于属性特征、单纯追求财税体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匹配”,而是由属性特征扩展至时代特征,追求财税体制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匹配”。


广东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的周少君博士在对比粤港澳大湾区与东京湾区、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的基本状况与特征的基础上,探讨了税收制度是否阻碍了大湾区市场一体化,限制了资金流、技术、物流、人才等要素的流动这一问题。通过对比粤港澳三地的税收制度,他指出,三地不同的税收制度限制了人才流动,导致税收成本难以降低和国际避税等问题。



研讨会现场


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专题部分,来自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杨君副教授认为,市场化改革之后经济市场化日趋成为工程项目中腐败问题的温床。在招投标领域,官员可以运用自由裁量权削弱尚未成熟的市场机制,主导市场行为从而以非正式规则取代市场竞争。除此之外,他认为,前期工作不足、人格化管理、扭曲的绩效标准、数据控制权倒置,以及信息公开制度变形也是滋生工程项目廉政风险的“温床”。


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张龙鹏助理教授从企业进入与退出市场的角度,分析了产业政策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及其微观机制。不受产业政策干预时,行业内企业间的资源配置取决于企业生产率的高低,而存在产业政策干预时,产业政策会将资源导向其认为应该扶持的产业和企业。他认为,产业政策倾向于支持少数企业,尤其是那些规模较大、生产率较低的企业,这就导致低生产率企业依然会占有一部分资源,不能有序退出市场,同时这会限制新创企业的进入,抑制中国居民的创业倾向。中国所执行的纵向产业政策亟待向横向产业政策转型,应将选择性的硬性产业政策转变为保障产业发展的普适性政策。另一方面,中国现行纵向产业政策也亟待与竞争政策融合,产业政策的核心工作应当是如何促进竞争性市场的形成,从而真正为产业发展提供动力。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的杨本建博士运用实证研究,分析了上游垄断和下游企业技术赶超之间的关系,指出上游垄断的中间产品供给效应在下游企业技术赶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认为,上游垄断对下游企业技术赶超影响的方向和大小受到技术前沿距离的影响,对于靠近技术前沿的企业,这种影响为正,当技术前沿距离超过一定点后,这种影响为负且这种负向影响随技术前沿距离的增加而变大,同时从动态的角度看,上游垄断提高会导致下游企业生产率的发散。杨本建认为,应该全面、客观地看待上游垄断的作用,不能盲目地反垄断。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制度环境将不断改善,中间产品供给效应将不断变小,上游垄断将逐渐成为妨碍所有下游企业技术赶超的因素,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对上游行业进行市场化改革的紧迫性。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的黄靖洋分析了中国模式下的经济市场、中国经验对制度和发展理论的贡献以及现阶段中国模式的转型和持续。中国的实践经验对失败国家和后发展国家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中国正在建设中央集权式的监管国家,中央权威和政策信号正在逐渐变得清晰,发展目标单一和可控政治风险下的政策试错正在转变为多个目标和不可控政治风险下的政策执行,同时,政府设租和发展型腐败也开始向政府收缩和衰退型掠夺转变。


最后,公共政策研究院代理院长杨丽君教授做总结性发言,研讨会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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