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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教授历时十年写作英文专著《制内市场》正式出版

11. 06, 2018  |     |  0 comments


郑永年教授和黄彦杰博士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完成了一部长达500页的英文著作Market In Stat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omination in China中译文为《制内市场:中国的管治政治经济学》)。剑桥大学出版社刚刚推出了这本著作的精装本和简装本。剑桥大学经济学家诺兰(Peter Nolan)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王赓武(Wang Gungwu)教授都对这本著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学者都需要认真阅读这本书,诺兰教授更是认为这是一本理解中国的必读书。


IPP评论微信公众号将从今天开始连续用多篇文章介绍这本极具学术价值的作品,读者从中可以了解到这本著作的基本内容。本书内容极其丰富,我们建议读者阅读英文原著。


另外,本书的两位作者委托我们就书名“Market In State的翻译做些解释。“market in state”早先被翻译成“府内市场”, 但“府”很容易被误解为“政府”,这样就会变成“政府内市场”。显然这并非作者本意,因为英文概念“state”远远大于“政府“的概念,”政府“只是众多国家制度中的一种制度体系。在本书中,作者用”state“的概念来表达一整套国家制度体系。因此,"market in state"可以直译为“嵌入国家制度体系的市场”,简称“制内市场”。




中西方之间的首要争执事关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向日益市场化的体系过渡,这一过程让人印象深刻。中国不仅成为全球贸易和金融投资的受益者,而且成为似乎拥有无限增长潜力的经济体。然而,中国在经济层面融入全球体系也引发了中西方冲突。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是其中的主要议题之一。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同意在最长达十五年的时期内被视为非市场经济(NME),以期能在过渡期后发展成为市场经济。通过这样做,中国领导层希望展示其推动中国成为市场经济体的决心。在世贸体系下,受到反倾销调查的国家分为“市场经济”(ME)和“非市场经济”(NME)。尽管俄罗斯在2002年被美国认定为“市场经济”,但中国与阿尔巴尼亚、柬埔寨、哈萨克斯坦、越南仍被留在了“非市场经济”阵营。


中国被归类为“非市场经济”的后果是在反倾销调查中,世贸组织不会使用中国制造的出厂价格计算最终出口产品的公允市场价值,反而通常会使用来自像印度这样的“替代国”的价格数据。这种运用“替代国”数据的做法经常导致不利于中国出口企业的裁决和更高的倾销税。在很多情况下,“替代国”的选择是一个重要的偏见来源,往往成为疏解国内竞争对手施加政治压力的便利工具。

从中国的角度而言,自从加入世贸组织并改革其法律制度后,中国放宽了经济体制,从而刺激了经济活动和自由贸易,使其空前增长。对于中国而言,因其涉及国际贸易争端中的反倾销案件,市场经济地位非常重要。因此不难理解,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多年中,中国领导人在与欧美领导人会面时,总会敦促他们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然而,从西方的角度而言,因为中国还远远未成为西方意义中的市场经济体,还不应被赋予市场经济地位。中国政府仍然是最终的经济决策的主体,市场并未在很多领域发挥调节经济的作用。这些领域包括定义不清或保护匮乏的财产权、过时的劳动制度、对于金融体系的持续束缚、货币波动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其他方面。国家施加的所有这些形式的控制和监管抑制了企业活动,阻滞了经济增长。

在所有这些问题领域中,中国的国有企业引起了外部观察家之间持久的争论,并成为中国政治经济体系的标志。的确,中国国有企业的庞大规模和范围使得中国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独树一帜。主要也是由于这一巨大的部门,中国的制度被命名为“国家资本主义”,即商业经济活动由国家承担,但以资本主义方式管理和组织生产资料的经济体系。这种国家资本主义体系时常招致国内外批评。时任麦肯锡咨询公司上海办公室主任的华强森(Jonathan Woetzel)在一份著于2008年的报告中写道:



多年来,西方一直以非黑即白的眼光看待中国国有企业。有人持怀疑眼光看待这些渗透者。譬如,中国铝业公司(Chinalco)近期以数十亿美元购买力拓股份的交易使人们愈发恐惧中国有收购澳大利亚资源的计划。还有人将国有企业视为“肌肉发达的傻瓜:没有私人公司的聪明才智但有很多肌肉。这些人认为,国企是失败的经济实验的遗物,仍然主导着国民经济,控制着自然资源、公用事业和许多其他重要部门。国企的力量和影响力——尤其是其与执政的共产党和政府之间的联系让其伙伴和竞争对手不得不停手。


尽管国内外许多人都积极敦促中国进行大规模且系统性的私有化举措,从而实质性地缩小国有部门,但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改革加强而不是削弱了中国的国有企业。中国的许多人都认为国有企业是国家的优势,而不是劣势。国有企业一直在履行私营部门无法承担的许多关键职能。譬如,国家利用国有企业来建设大规模的基础设施、促进经济增长、平衡被认为具有贪婪属性的私营部门,而且更重要的是,应对像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那样严重的经济危机。与此同时,国有企业也因在履行这些职能时相对低下的经济效率、过度扩张以及利己的政治自主性而受到指责。

由于这些问题,西方就中国是否应该获得市场经济地位从未达成共识。美国和欧洲对这一问题多年来一直存在争议。从战略角度来看,有观点认为虽然中国尚未成为“自由市场”,但西方能够通过承认其市场经济地位来换取中国向更自由和繁荣的方向取得进步,这进步也是受大家欢迎的。西方需要推动中国实现经济自由化和增加全球竞争。



▲郑永年、黄彦杰新书《制内市场:中国的管治政治经济学》,本文节选自此书的序言部分


海内外认为中国应当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人,也提出了一些有说服力的观点。其中包括:首先,除了在一些战略经济部门中政府拥有主导权,例如银行、电信、运输和能源,而这在许多其他市场经济体也司空见惯,中国绝大多数其他行业都充满竞争——数百家企业参与其中,利润微薄。其次,中国的私有化是渐进式的。彻底的私有化政策不可能在旦夕间实现。西方应该承认中国在市场自由化方面的发展。其三,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可能会阻碍西方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西方由于中国而愈发富裕,而中国的出口行业因为自由贸易而欣欣向荣。换言之,自由贸易让社会更美好而保护主义让其更糟糕。其四,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主要是出于政治考量。这不仅荒谬,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歧视性西方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而愿意承认俄罗斯具有市场经济地位。这不能不说是双重标准。


不难发现,在那些赞成和反对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观点背后有着相似的逻辑——用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的话来说,中国将变得“更像我们”。亲中派认为,更自由的中国政策会推动这个国家更自由。那些反对的人则相信更强硬的中国政策将迫使中国更加自由。的确,中国一直都是被视为处于后社会主义过渡期的经济体,或处于转型期的半市场经济体。


在加入WTO近二十年后,中国现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中国已经从资本短缺状态转变为资本富余状态,其资本在全球范围内上升。尽管市场经济地位对中国而言重要性有所下降,但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继续就中国国家资本的性质提出质疑。譬如,在奥巴马政府的领导下,美国试图说服11个太平洋国家加入“新一代”的贸易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如果成功缔结,这本将是2001年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破裂以来最为重要的贸易倡议,因为其将最大经济体中的两员(即美国和日本)加入到一个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比重40%的阵营之中。


TPP排除中国却包括越南。这是一个刻意的举动。事实上,TPP是美国对亚洲的“贸易再平衡”,美方预期中国可能会因此被迫进行经济改革,以便在之后的某个阶段加入这一倡议。和之前一样,西方的目的是促进中国的经济自由化。人们可以预测,只要中国的经济体制不按照西方经济体制的路线那样运转,这样的博弈还会在未来持续。


因此,对于学术界而言,中国是否会成为一个自由的市场经济体这个问题仍然非常重要。中西方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所持有的共同立场,即将中国的经济转型视为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程;争论在于这一转型将会有多彻底。毋庸置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正在变得越发市场导向,计划的角色越发减弱。但我们可以提出两个概念性问题:其一,中国国内外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是否以同样的方式在理解市场经济?其二,中国的市场是否正在变得与我们所观察到的西方国家的市场类似?如果将这两个问题放入之前提到的存在“巨大分歧”的争辩中,我们就能进一步质问:在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上中国和西方是否会最终汇合?


从经验上讲,这个问题的答案相当肯定:中国不会变成我们在西方目睹的那样的市场经济体。譬如,尽管中国在朝向市场经济体转变,但国家持续强调国有企业应当在国家经济结构中占据中心位置。这在 2013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后邓小平时代关于经济改革最为重要的文件中再次得以印证。领导层坚持强调市场化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但也重申国有资产是中国独特的经济体系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支柱”和“基础”。因此,我们必须回到基本问题:什么是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没有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将继续误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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