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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恒君:朕的江山,我的江湖——简评金庸的武侠传奇

11. 16, 2018  |     |  0 comments


金庸先生高龄辞世,华人文化圈一片雪崩。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按理属于大众文学、 俗文学,脱胎于晚清底层说书人声口相传的《三侠五义》,本身难登庙堂之高。但金庸辞世竟一石激起千层浪,从读书人到政界、商界均是一片哀鸿,折射出近年来很少看到的群体性失落与伤感。

 

但另一方面,欧美文化圈似乎对这种失落与忧伤有些摸不着头脑。奠定金庸小说文学地位的是他的江湖传奇,但“江湖”一词本身在中西互译上需要重新定义边界:我们可以首先将其直译为“江”和“湖”,譬如德文的“Flüsse und Seen”,然后我们需要备注一下这个词的产生,原是对应正统国家权力秩序与意识形态的“庙堂”(如施耐庵的《水浒传》),最后试图引导读者理解:这个词可以引申为“地下”、“秘密组织”、“黑帮”,或者与统治阶级刻意保持遥远距离的民间,总之一切要视具体情景而定。

 

不幸的是,欧美文化早已走出幻想色彩浓重的骑士文学。当君权不再神授,骑士文化自然只残留了对人格的功能教化,而不再是改变社会的必需利器。或许如此,金庸武侠传奇在欧美语境中的翻译与接受度远远无法与之在华文圈中的影响相提并论。据2009年一篇德语博士论文所指出:金庸作品只有三部被翻译成英文,而英文是唯一翻译金庸作品的西方语言。该作者Wolfgang Odendahl 的结论是:因为西方读者无法体会其作品里的文化共识。

 

当金庸作品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横空出世,它已糅合了现代西方文学抽丝剥茧的心理描写、人道主义的意象特征,并以舒适流畅的民国语言之美,瓦解了共产主义文学的冷硬与忠于革命理想的非人性。他打造了一个传统家国情怀之下的文学乌托邦,那里建立起一个基于忠”、义”、信”等包括中上层市民理想在内的公平社会,与之相辅的还有突破传统文化边界的、活泼的、不受限的自由灵魂与飞扬的个性。


金庸笔下的女性分外娇俏,她们更进一步突破传统世界之中不被允许的个性彰显,而又不必重复《金瓶梅》中“淫”的指控以及《红楼梦》中 “千红一哭”的必然性悲剧命运。如此快意恩仇,它倾倒了百年政治风云变幻莫测之中迷惘的华人社会,温柔地抚慰了对现实失望而又对未来的高度不确定性心怀恐惧的读书人,让他们忧伤地安放一颗忧国忧民,却又无能为力的心。在金庸武侠的家国童话中,无论男男女女, 他们甚至虚幻地实现了个人人身的自由。

 

然而,“你瞧那些白云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人生离合,亦复如斯”(见金庸《神雕侠侣》),在更为核心的角度,金庸小说并未启示那些突破传统政治意象的所在,也就是说, 在文学史中,金庸的武侠传奇所提供的现代性内涵是值得审视与考察的。而华人社会顿失琴瑟的群体性悲怆,正是基于以江湖想象为政治寓言逃避点的这一情感避难所的失丧。


事实上, 自我认知为历史学者的金庸,在1994 的北大演讲中对宗法制度的评价已经提供一项观照:当其对宗法制度的批评,仅仅轻描谈写地限于“束缚人的思想”与“行为”,随即转而强调宗法制度对国族的集中与凝聚力之时,这使他的武侠传奇已经不自觉地徘徊定位于中世纪文学光谱边缘,因为在那里,那些深受政治异见之苦的流亡者抑或被压抑者,迫切地需要一处乌托邦家园以作精神栖息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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