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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海燕:苏大强背后的中国养老危机

04. 10, 2019  |     |  0 comments


最近,电视剧《都挺好》成为一个影视现象,不仅引起了广大民众讨伐苏家三个男人,而且一些专家、学者对作品中反映出的原生家庭问题以及当代中国的养老问题也进行衍生性分析。当然,这一系列问题的产生都与剧中最令人“可怜”、“讨厌”最后又被洗白,赚取观众大把眼泪的“苏大强”这一老人形象脱离不了关系。在笔者看来,患阿尔兹海默症前苏大强的老年生活,总体上是非常好的,除了自己太作。这里不敢使用幸福一词,因为幸福感更强调的是个体的主观感受。从这个层面上看,也许“苏大强”的主观感受并不那么幸福。但是,从其他层面来看,他的老年生活确实不差:儿女孝顺、“财务自由”(有退休金),还有多年好友“老聂”作陪。当然,在这里笔者并不是要评析剧中的养老问题,而是将关注点从影视作品本身引向现实生活中的老年人问题。因为笔者观察到的老年人,尤其是农村老者,他们的老年生活过得非常艰辛。接下来,笔者从一个十分典型的个案开始分析。



一、莫名其妙住进精神病院的老人



2018年11月初,和往前一样小Y与母亲视频,聊聊家常琐事。母亲告诉她,姨妈前两天打电话,让小Y母亲陪她去州医院看病。这个姨妈一直是小Y母亲她们三个姐妹中身体最健康的,平常小病小痛都选择吃药或去诊所打点滴,很少去大医院。小Y母亲一直和自己的这个姐姐很亲密,也知道这几年孩子当家之后,这个姨妈生活没那么如意。想着姨妈可能不敢让孩子陪自己来看病,小Y母亲便答应了这个事。让小Y母亲惊讶的是,姨妈一直住在农村,不懂得去大医院看病的流程,不知道怎么挂号,也不知道该去看哪个科,小时候上的几年学更是忘得一干二净,不会填病例本。作为一个农村人,深怕被别人嫌弃,不懂也不敢向别人求助。


但是,更让小Y母亲心疼的是,进城看病家里人只给她两百块钱。那天看病花了三百多,小Y母亲帮姨妈垫付了一百多。其实,姨妈从嫁入姨父家起,一直未当过家。年轻时,有婆婆管,老了有儿媳妇管着。但是,小Y母亲知道她自己存了不少的私房钱。一问才知道,早就给小儿子补贴光了。姨妈的小儿子上完体校,毕业之后一直没找到正式的工作,靠在另外一个市小学代课维持生活。考驾照是姨妈给的钱,老丈人给他们买房装修时,姨妈也补贴了一笔。奇怪的是,姨妈说自己心脏、心理难受得很,当天却并未检查出病因,只能折返回家。小Y母亲一直担心自己的姐姐是不是患了心脏病,本地医疗水平差,难以查出病因。但她子女不带姨妈外出检查,小Y母亲也无能为力。


过了一个星期,小Y得到的消息是姨妈住进了精神病院。小Y大姐得知这个消息,赶紧给当时去了新疆工作的姨妈的小儿子发微信,希望他能够回趟家带姨妈到昆明去检查。毕竟他是他们家里文化程度最高的人,对昆明熟悉,也是小Y一家和姨妈唯一寄希望的人。可没想到的是,姨妈的小儿子以机票太贵、假不好请等理由拒绝了。小Y大姐忍不住批评了他几句,他甚至将小Y大姐联系方式拉黑。没有办法,小Y母亲只能再次打电话劝慰姨父:“不能住精神病院,那种地方人不疯进去都会变疯的。将人接出来,去不了昆明,去附近的大理或保山也可以啊。”没想到小Y姨父嫌小Y家多管闲事,便不搭理他们。精神病院没法去探望,劝说家人无效,小Y他们只能干着急。


半个月之后,小Y得到的消息是小Y姨妈不行了。小Y姨父给小Y母亲打电话:精神病院联系他,说小Y姨妈不行了,三天没进食,需要家属赶紧接出来。姨父希望小Y母亲陪他带小Y姨妈去昆明看病,可是小Y母亲对昆明也并不熟悉。最后,他们把小Y姨妈带到了大理。


去了大理之后,小Y只知道姨妈住了几天院之后,状态好了很多,也出院了。过年前几天姨妈去了她小儿子家,小Y见到了姨父,问他:“姨妈情况如何,好转没?”他回了小Y一句:“好多了,没见她疯了呀。”年后初六,姨妈从小儿子那里回来。突然给小Y母亲打电话,让小Y母亲找个人送她回村,回村的车没了。小Y姨父家以前是地主,和姨父成婚之后,姨父一直经营家畜生意,经济条件在村里一直不算太差。他们家自己有摩托,有面包车。但是,小Y姨妈居然不敢叫自己的儿子来接她回家。当晚,姨妈住小Y家,没外人的情况下她讲起了自己的这段经历。她并未得精神病,她得的是抑郁症。


当天小Y母亲陪她检查未果回去之后,实在难受后姨妈自己又去了诊所。诊所的医生了解姨妈的情况之后,告诉她这个病在诊所没得治,医生自己以前也得过,要去大医院看心理科。并且告诉姨妈,实在难受的话去诊所后院里哭一场。姨妈真的在诊所后院哭了半小时,心理舒畅多以后,便自己去了州医院。告诉医生,自己要住心理科。医生问了她的情况,她多次表示自己心脏不舒服、心理难受,但是检查结果却显示没什么问题。而且姨妈一再要求自己住心理科,于是姨妈便在医生的指引下住进了精神病院。到入院时,才联系姨父进城办入院手续。


入院时,手机等任何私人物品不让带入,姨妈当时才意识到有点不对劲,但觉得听医生的准没错。住进去之后,姨妈病情急剧恶化,她觉得自己不只是莫名的胸闷、心情难受,而是变成一种绝望,对任何东西都不感兴趣,甚至出现了幻觉和幻听:她感觉到周围的人变成了她的兄弟姐妹,她们在办自己的葬礼。说到这里,小Y母亲插了一句,提到了当初姨父他们不听劝,还有姨妈子女对她生病的态度。接着姨妈边说边拿起旁边的酒瓶,往瓶盖里倒了一杯酒一口喝了下去。她的声音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但是在被电暖炉红色的光照亮的脸上,小Y看见姨妈眼中有泪。



二、中国农村老人面临的困境



说起老人,占据主流媒体和学界的话题更多是人口老龄化。在对老人本身的关注方面,侧重于老人的养老与生计问题,而且在视野上更关注的是城里的老人。因而,在主流的话语体系中解决方案更侧重于推动基于城市背景的社区养老、机构养老等多元化养老方式。在农村,有土地作为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养老主要还是依靠家庭。但是,家庭养老在现代性的冲击下随着代际关系的失衡,将老人置于一种非常被动的境地,而小Y姨妈的案例非常全面地展现了农村老人面临的困境。


第一,老年人社会性价值的丧失。社会性价值在这里并不仅是指宽泛意义上的个体发挥的社会效用,而是社会本身赋予不同群体一定的结构地位以及对其采取相应的态度和道德行为规范。在中国传统社会,老年人的社会性价值在儒家“父为子纲”的等级体系以及孝道文化体系中具有很高的地位。但是,随着历史上国家力量对传统文化的破坏以及子代的权利意识的崛起,年轻一代不再唯父辈“为尊”,老年人先赋性的家庭权威逐渐丧失。另外,随着农村生计方式从农耕向非农的转变,父辈经验对于子代而言不再重要,老年人的“实用性”也逐渐下降,进而影响到老人在家庭中的地位。


在现实生活中,就表现为老年人在家庭中没有权威,对家庭的经济贡献降低,进而越来越不受子代重视,社会性价值便逐渐丧失。这就是小Y姨妈为什么多次遇到困难,却不敢向赡养自己的儿子求助。这说明其一,老人在家庭中并不受到重视,其二家庭权威转移到子代身上。


老年人社会性价值丧失,缺乏关怀。久而久之他们的精神和心理负担便难以承受,容易滋生各种心理上的疾病。世界卫生组织2016年的统计数据显示,虽然全球老年人患抑郁症的比率要高于年轻人。但是,进入45岁之后中国女性的抑郁症患病率便超过全球的平均水平,达6.5%左右,最高年龄段为70—74,高达10.22%。男性相对较低,在50岁以后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为4.6%。除了抑郁症之外,老年人还是自杀的高发群体。根据台湾国立阳明大学精神病学副教授范培珍的研究,2006年至2015年间,中国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人群的自杀率为每10万人中有21.99上升至65.60人。其中,85岁及以上男性的自杀率在2015年达到每10万人中有110人自杀。在城市地区,65岁以上老年人中每10万人中有13.17上升到41.09人。而在2012年德国、法国、俄罗斯等发达国家70岁以上老人的自杀率大约为每10万人20例。另外一些学者的研究显示,在部分地区,中国农村老年人的自杀率甚至超过韩国。可见,中国老人的状况要比世界大多数国家糟糕,其中农村老人面临的困境比城市老人更糟糕。


第二,责任链条的无限延长。费孝通先生认为西方社会和中国的代际模式分别为单向的“接力”模式和双向的“反哺育”模式。西方社会只注重父母对孩子的养育作用,而中国不仅重视上代对下代的抚养,也注重子代对父代的反哺。但是,农村地区在缺乏公共服务供给、生活和工作空间分离以及子代发展压力的转型背景下,很难实现双向的反哺,反而是父辈责任链条的无限延长。在传统时代,父辈在孩子成家之后便可“享福”。但是,现在他们不仅要负起帮子代照顾子女的事务,还要为子代的成婚、买房、发展买单。在部分北方地区,因子代成婚的高成本(建房或买房、彩礼多达几十万)而产生的债务,也由父辈承担。另外,整个家庭的资源分配主要集中在第三代身上。


阎云翔曾将这样的现象称之为“下行式家庭主义”,也有研究者将其称之为“代际间剥削”。小Y姨妈不仅为小儿子花光了自己的私房钱,而且他们二老毕生的积蓄也为了大儿子日后更好的发展,买了城郊一块4亩土地而花得一干二净。


第三,生活的拮据与困苦。其一,老人社会性价值的丧失,导致家庭对老人的不重视。其二,无限责任的产生,提前或过早耗光了农村老人的养老资源。同时,我国农村养老保险起步晚,投保金额不高、农民参保意愿低等因素共同作用下,人们越老情况越糟糕。老年人的贫困发生率因此多年来一直高于其他年龄群体。在土地作为最基本保障的情况下,老年人还能够劳动之时,可以确保温饱。但是,一旦其丧失劳动能力,而子女无法照顾他们时,老人的生活就会变得非常拮据和困苦。这一点农村老人和城里职工老人生活有本质上的不同。城里大多数职工老人,工作时提交养老保险,退休之后可以领养老金。但是在农村,情况却大不一样。


中国的农民主要分为三种、两类。一种为国有农场的农民,一种为新疆建设兵团里的农民,最后一种为普通农民。前两种农民相当于国企员工,国家为他们缴纳养老保险,他们老了之后有退休金。而最后一种农民,主要政策收益为2009年开始推行的新农保。新农保主要由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三个部分构成。


在分析新农保的收益度时,又可以将农民分为东部发达地区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农民。发达地区的农村,地方政府有财力对参保人给予补贴,鼓励农民参保,参保档次较高。而且集体经济收益好,农民有一定经济基础支撑,参保意愿强。其到达年龄之后,领取的养老金自然也比较高。像广东的部分村集体,不仅有集体补贴,而且集体收入为农户代缴个人部分。此外,还有专门的老人资金,在春节和重阳节等节日给老人发红包。


但是中西部地区,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村集体,经济收益并不高,无经济基础补贴农民参保。农民收入低,缺乏保险观念,参保率低或参保挡次低,大多数依赖的是中央财政全额补助的基础养老金,其老之后根据年龄每个月只能领取55—100元不等的养老金。但是,在发达地区,地方政府、集体的补贴较多以及参保较高档次,这个数字为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当然,农村养老保险的推出与改善,是养老制度的一大进步。只是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其养老效用并不明显。要想进一步改善,既是一个发展的问题,也是一个政策效用问题。每月仅仅几十元的养老金,根本无法解决农村老年人的生活困境。



三、解决农村养老问题:

还需跳出“养老”讲“养老”


一般情况下,很多解决养老问题的方案更多是从老年人社会保障的角度去探讨,这样的解决方案本质上是一种以养老本身来谈养老的逻辑思路。比如,老年人缺钱,那就给老年人养老金,老年人没地方养老,那就建养老院。但是,这样的解决方案是一种单线思维,其结果可能导致资源的大量投入,但效果却并不明显。尤其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很多制度尚未建立,面临的问题又很复杂,只用单线思维无法解决由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问题。社会学一直强调社会是一个有机体,是由不同的部分组成的一个整体。整体的构成并非由部分简单相加而成,而是由内部一系列的机制互相勾连而成。同样的道理,农村老年人面临的困境是农村社会转型的一个产物,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与农村的治理问题紧密相关。因此,笔者想从农村治理的角度谈几点简单的思考,跳出以养老讲养老的思维框架。


首先,重建农村公共权威和乡村公共道德标准。很多人容易将老年人的窘境归罪于子女的不孝和国家需求供给的不到位,却忽视了村庄这一层级的关键作用。对于子代而言,他们自身也背负着很大的生活压力,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依赖上一辈的资源与付出纯属无奈。至此,事情并没有到需要批判的地方,这属于父辈与子代之间的互相扶持。问题主要在于:子代无意识中将上一代的这种付出视作理所应当的必然责任,甚至以此作为是否赡养父母的依据,导致交换型养老模式日渐盛行。在家庭谈判中,经常可以听到“你要是不帮我怎么怎么样,你老了之后我也不会养你”的话语。社会风气转向“不爱老、不敬老、不养老”,而国家权力难以直接干预私人领域的家庭问题,只能进行喊口号式的价值宣传,毫无抓手。


归其原因,农村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在转型过程中丧失了公共道德标准。村庄成为一个个由私人家庭相加而非有机连接的整体,各家各户的事情都是私事,无人过问,无人调解。家庭内部处理失败之后,只能寻求法律解决,可其对家庭关系的伤害往往是难以修复的。因此,应依托村委会等自治组织,重建农村公共权威,作为公共道德的“裁判”,引导社会风气。对于绝大多数正常人而言,孝与不孝并不是生来就决定的,而是社会化后习得的结果。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需要有明确的公共道德标准来形塑个体的观念与行为准则。


其次,加强乡村党员的党性建设,发挥其模范带头作用。公共权威的重建只能起到“裁判”的引导作用,而加强党员的党性建设,可以作为一项重要抓手。在过去,一个党员身份可以引起大家的尊敬与敬佩,进而起到很好的模范带头作用。笔者的老家就有这么一个典型的案例。小杨父亲生前是村里的第一批接受高中教育的知识分子,也是村里第一位党员(八十年代入党)。在当地,大人看到不熟悉的孩子,总会询问其家长的姓名,而很多次小杨说出自己父亲名字时,听到最多的一句是“你父亲是一个好人,你父亲是一位好党员”。而现在党员一词往往暗含很多嘲讽含义,村里人对村里那些党员的评价也不高,因为这些人入党的目的只是想去“做官”。


再次,加快农村老年组织的建立。在东部发达地区的农村,村里会有老年活动室,还有老年人协会等作为机制与载体,将大部分老年人组织起来。至少可以让老年人在老年活动室娱乐、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还可以互诉衷肠。但是,还有很多农村缺乏这样的组织。


最后一点虽然与乡村治理关系不大,但是不得不提的是,要提升乡村医疗资源的可及性,尤其是心理方面的医疗资源。与生计困难相比,也许乡村老年人的心理疾病问题更为严重。


每一代人活得都很艰辛,能让长者体面地老去是人性明亮一面的继续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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