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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海燕:深度贫困地区如何教育扶贫?

05. 25, 2019  |     |  0 comments


教育具有阻隔贫困代际传递的功能。



深度贫困地区的教育断层


一般情况下,教育具有阻隔贫困代际传递的功能。因而,无论是在官方的话语还是老百姓自己,都比较注重教育事业。通常情况下,我们习惯于认为贫困地区受教育程度低是致贫的重要原因,强调教育与贫困之间互相强化的关系,依此思路将提高贫困地区的受教育程度,作为帮助人们摆脱贫困的重要手段。中国开始实施精准扶贫之后,一直在倡导教育扶贫。2016年,教育部制定了首个《教育脱贫攻坚“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实现贫困地区“人人有学上、个个有技能、家家有希望、县县有帮扶”的目标。


2018年,教育部和国务院扶贫办两部门制定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脱贫攻坚实施方案2018—2020年)》,提出以“三区三州”为重点,以补齐教育短板为突破口,以解决瓶颈制约为方向,多渠道加大对“三区三州”教育精准扶贫的投入,切实打好深度贫困地区教育脱贫攻坚战。


加强职业教育也是教育扶贫的重点,在《教育脱贫攻坚“十三五”规划》中将中等职业教育作为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重点。但以我了解的情况,深度贫困地区的教育扶贫重点仍然放在提高受教育水平上。各地拿到资源之后,钱最多花在建操场、宿舍、买硬件设施。在一些辍学率较高的深度贫困地区,甚至出现将钱花在提高学生的在校率上:即变相的“控辍保学”。具体操作方式为:快到检查的时候,学校的老师、帮扶机关的工作人员,下乡家访,出钱让这些不愿上学的孩子回学校呆一段时间。等检查期一过,他们想呆在学校也行,回家也行。结果自然是绝大多数都回家了。这样的发展方式,不仅不会起到任何实际的效果,而且浪费资源。


但是,我们也不能全然责怪地方的落实方式,绝大多数相关工作人员确实投入和付出了很多,他们也会因为自己劝回了一个好学生而感慨不已。在上级政府缺乏具体的操作指引,而地方政府自身能力有限,同时又面临高压考核的情况下,将到手的资源快速花掉,而且要花得“看得见”,成为地方政府的一种理性选择。那么,深度贫困地区的受教育情况与贫困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不是教育不足?如果是教育程度低,那么应该将他们的教育程度提高到什么水平才有利于摆脱贫困?是不是所有的学生上了大学就能摆脱贫困?


在我看来,教育程度高有利于摆脱贫困,是一种普遍性的规律。但当其嵌入到具体的社会环境当中,其解释力或者对于解决问题却没有实际性的指导意义。以深度贫困地区怒江州为例,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受教育程度低导致人们贫困,而是教育断层。教育断层与教育不足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强调继续升学的可选择性少,大部分毕业生只能停止学业,过早进入劳动市场。导致了前期受教育的效用在就业环境中无法发挥,被浪费。具体表现为缺乏中、高职业教育供给,导致初高中毕业的年轻人就业受限。他们可选择的工种和受教育程度更低的父辈几乎没有差别。而教育不足主要强调的是受教育程度低。


因此,我认为:深度贫困地区的教育扶贫应将中等和高等教育之间的断层连接起来,将发展职业教育作为重要抓手保学控辍的同时,将职业教育作为贫困地区学生继续升学和未来就业的突破口我的这个想法主要受到三个男生经历的启发,他们的经历更能说明教育断层的现实内涵。


男生A,高中学历,云南怒江人。高中毕业,没考上一本、二本的大学,三本和大专学费太贵,便外出打工。毕业四五年期间,和村里人一起,去过江苏和福建,跑工地、做农民工。最后,吃不了那份苦,回怒江跟着亲戚的建筑队跑工程,到处建房。


男生B,同样是云南怒江人。上学成绩不好,家里人认为他即使上了高中,也考不上大学。连中考都没考,便将他送到保山中等职业院校,3+2,五年学技术。听别人说,他学到的东西还真不少,回家之后还会蒸馒头和糕点,也学到了一些汽修技术。后来,他选择将测绘与画图作为自己的主修专业。这两年,每个假期他们都会被送到东部发达地区实习,他去了厦门、珠海、无锡等各大城市。见到我时还骄傲地说:“以后我们进厂,不是做流水线工人,我们以后是可以管理他们的,因为我们有技术和文凭。而且,要是想继续读,也可以和大学生一样是个本科生。”


男生C,江苏扬州人。同样是3+2,上职业学院。工作三年,现已成为车间主管,据说职位仅次于车间主任。


在像怒江这样深度贫困地区,我接触和认识的人当中,A这样的最多;B这样的这几年开始出现;C类型的极少,可以说我既没听过也没见过。相反,在扬州C这样类型的年轻人很常见。

 


深度贫困地区年轻人就业劣势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深度贫困地区的年轻人不选择职业教育,而偏向于选择高中、普通大学呢?只要查两个地方的职业院校数量,便能发现个中缘由。怒江州教育部门的数据显示:怒江州共办有中等职业技术学校1所,职业高中2所。2017年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全日制在校学生2993人,约占高中在校生的3/10。其中1148人为2017年新增人数,也就是说在2017年之前,整个州五十多万人口只有一千多名职校学生。而扬州市仅中等职业学校就有14所、在校生44525人,普通高中在校生数量为64196人,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占高中教育学生比约为7/10。当然,职业院校数量匮乏只是部分原因、办学质量低、本地相关人才的需求量少,以及家长的高学历偏好等都会对孩子的升学选择产生影响。但是,有足够的职业院校供给是前提条件。否则,想上也没得上。


深度贫困地区职业教育资源匮乏,主要受到供需两端的限制。从需求端来看,深度贫困地区大多自然条件恶劣,并不适宜发展工业、制造业等对技术人才需求高的产业。这些地区的产业主要以农业和服务业为主。从供给端来看,经济不发达,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低。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去建设职业教育院校。另外,由于地方社会相关人才需求不高,政府也无意识去强化这方面的资源供给。同样,社会上的资本也不会主动进入。


职业教育匮乏,造成当地学生继续升学渠道单一。在怒江这样的深度贫困地区,由于教育资源的落后,本地的学生念了高中之后,很难考上一所好的大学。在怒江州,除了州民族中学,教育质量排在第二的市一中,多年来一本的升学率极低,每年将近上千名的考生中,考上一本的不超过20人。而在剩下的大多数考生里,部分选择上普通院校。但是将近有一半甚至更多的学生,高中毕业之后进入就业市场。也就是说,对于大多数普通家庭的孩子而言,可选择性很少。要么选择初中毕业进入劳动力市场;要么高中毕业之后再进入;要么努力学习,挤进那能上好大学的群体里。像中职、高职这样的职业院校太少,学生的中间可选择性不多,造成学生去向的两极化,也可称之为升学断层要么上本科,要么就业。这种升学断层对当地年轻人就业是十分不利的。


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这些高中毕业年轻人职业选择面窄,绝大多数高中毕业年轻人从事的是低端和非技术性的服务行业。若选择在本地就业,只能去酒店、餐馆做服务员,或者进入这两年快速扩张的房地产行业,但是他们只能做最底层的工人。因为油漆工、水电工等都需要有相关的技术,一般都由老板从外地带入。本地自身的就业机会本来就少,怒江作为一个州府、县级市府以及镇级政府同在一城的地区,非农就业机会很少。而且,部分岗位早就被外来人口占据。部分年轻人被迫外出就业,然而就如男生A一样,他们只能从事底层的工作。若难以承受,只能回乡。很多年轻人只能外出就业一段时间,又回乡修养一段时间。在外出打工和回乡之间不断来回迁徙。在不同工作地点快速流动以及频繁更换工种,难以形成稳定的职业发展路径,不利于职业技能的提升和自身的发展。这就是由此衍生出的另一方面的不利影响


也就是说,这部分年轻人中,很少有人能够像男生C一样,有在某公司向上升迁的路径。也许,他们的收入有所增加,但是在全国都在发展的趋势下,他们仍然难以实现阶层上升的发展。这部分群体,就如同一直生活在岩层下面的远古生物,在这个平面里也许可以游得很远,但无法冲破岩层游向大海。而他们的后代,如果无法加入成绩拔尖的那部分群体,只能重走父路。可是,这几年教育市场化的浪潮已经席卷怒江,对于底层人们而言,要想挤占成绩上层的位置,越来越难。而在这全国教育市场化的浪潮中,深度贫困地区又有几人能冲出重围,进入顶级高校行列?因此,发展职业教育有可能是实现这部分地区的人们脱离贫困,实现质的发展的重要路径。

 


发展职业教育应注意的几点


明确了将职业教育作为教育扶贫的重要发展方向之后,如何办好、增强职校学生的获得感成为关键内容。我曾经看过一部名为《为什么贫穷》的社会记录片,其中有一集专门讲中国的读书致贫问题。主要内容讲的是各种民办职业院校,忽悠底层老百姓的孩子入学,然而绝大多数学生毕业即失业。最近,也有一些媒体报道职业教育的学生毕业两极分化:一些学校的学生被用人单位疯抢,还没毕业即被预定,而一些学校的学生毕业之后就业仍是一大难题。因此,在深度贫困地区发展职业教育尤其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强化职业院校课程与市场需求之间的匹配性。在深度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单一。比如在怒江,产业只是围绕着人们生活而开展的服务性产业。我们甚至可以说,在这里,城市基于政府的行政机构设置,聚集了一批工作人员而形成。而产业的发展也是为了服务这些人的生活而产生。那里几乎没有工厂,因而没有技术工人的需求。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下,举办职业教育容易变得与市场脱节。因此,未来的职业教育发展方向,应将深度贫困地区自身纳入到外面世界的人才需求体系当中。着眼于外面的世界,而不是当地社会的发展。如果只是着眼于当地,职业院校的发展仍然无法为脱贫服务。应将培养高级技工作为主要的培养目标。据相关数据显示,我国技工缺口达上千万人。


其次,相关部门强化监管、严格把关民办职业院校的注册资质以及课程质量。一般情况下,相关领域政策资源的进入以及政策放松,势必会激发相关社会机构的产生以及外来机构的进入。但是,很多社会机构只是嗅到政策本身所携带的利益,主要目标是套项目捞钱,质量不达标或目标置换等事情经常发生。就如同纪录片中那位职业院校的老师所揭示的,很多民办职业院校就是骗钱的,学生进去之后根本不可能学到技能。结果,学生花了多达几万元的学费,毕业之后即失业。很多家庭甚至因为学费而背上债务,本想借此脱贫,没想到却更穷。


另外,以高质量的订单培养作为主要培养模式,强化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合作。近些年来,深度贫困地区与对口帮扶的东部地区有劳务输出的帮扶项目,但大多结果却脱离实际,难以产生大规模的助贫效果。原因在于项目帮扶对象主要为建档立卡户和贫困户,而这些贫困户本身不宜外出就业,很多由于身体不太健康,或者家里老弱人口居多,又或者不适应外出务工的生活,即使有项目,也很少有人报名。因此,笔者认为应当改变劳务输出的帮扶对象,将具有技术的职业院校学生作为主要劳务输出对象。这样对于对口帮扶的企业而言,也更为有益,项目可持续性更强。而对于贫困地区家庭而言,则更有利于持续性的发展。


最后,建立资金投入方面的持久化机制也很重要。在资源投入方面,这两年教育部一再强调将中央财政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向“三区三州”倾斜,切实把教育脱贫作为财政支出重点予以优先保障。应当由省级统筹职业教育资金,支持“三区三州”每个地级市(州、盟)建设好中等职业院校;否则一旦相关政策失效之后,深度贫困地区自我举办职业教育的财政资源可能又会枯竭,职业教育又回到供给匮乏的原状。


当然,加强职业教育供给并不意味着提高贫困地区的受教育程度就不重要,只是说将发展职业教育作为重要抓手。毕竟二者是一体化的过程,前者解决的是“根基”问题,后者解决的是“出口”问题,两方面都要抓,才能有助于教育脱贫功能的有效发挥。



★ 本文作者:杨海燕,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政策分析师。

编辑:IPP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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