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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若梅:中国式家庭教育需正确归位

06. 22, 2019  |     |  0 comments


近期一部台湾电视剧《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一经播出,便在话题榜单中居高不下。影片在黑暗和绝望的基调描绘出当下极尽功利的父母育儿观,并加入微科幻元素讲述在扭曲亲子关系中孩子失控所发生的不可逆性后果。科技元素的混入放大了亲子关系间的扭曲感,但仍然能使观众在追忆与父母的相处模式中,产生共鸣。其中面对孩子成绩的焦虑母亲、在外奔波忙碌却鲜少问及孩子成长的父亲,以及父母训诫中多次失控的孩子,被网友戏称为“中国式家庭”。但其背后产生的根源问题及如何使父母教育正确归位,成为我们随后讨论的重点。



“中国式家庭”:缺失的父亲+焦虑的母亲=失控的孩子


缺失的父亲:在当下家庭育儿的过程中,母亲承担了教育及陪伴孩子的大部分任务,而父亲或因工作原因缺失孩子教育,或因情感原因鲜少与孩子互动,如同家中影子一般,因此也被称为“影子爸爸”。在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发布的第二次全国家庭教育现状调查中,对400个中小学生家长样本资料的统计分析显示:家庭教育分工中,夫妻共同承担的不足四成,父亲“缺位”的近一半。而在2016年《中国亲子教育现状调查》报告中显示,父亲主导教育的家庭不足两成。[1]


焦虑的母亲:网络传言当今中国女性的四大不幸分别为:当妈式择偶、保姆式妻子、丧偶式育儿和守寡式婚姻。而其中丧偶式育儿便是指丈夫在育儿方面主动或被动的成为隐形人,使妻子被迫将全部注意力和情感转移到孩子身上,而家庭教育中父位的缺失必然加剧母亲的焦虑。在2017年UC大数据发布的首份《中国妈妈“焦虑指数”报告》里,其中孩子健康和孩子教育是排名最为靠前的母亲焦虑因素。80后妈妈更多因学区房和子女升学的事情忧虑,而90后妈妈更烦恼如何“带孩子”。[2]


失控的孩子:家庭教育中缺失的父亲和焦虑的母亲,往往会培养出一个失控的孩子。根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和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发布的《中国青年发展报告》指出,我国17岁以下儿童青少年,约3000万人受到各种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困扰。更有数据表明,我国10%—15%的儿童存在焦虑抑郁和行为障碍等心理卫生问题,留守儿童群体内甚至高达30%。[3] 而造成孩子上述心理问题的主要原因便是家庭教育的失当,包括父母亲在教育方面的缺失、母亲对孩子成绩的过度重视、父母在教育子女中焦虑情绪的传递、隔代抚养的溺爱以及学业应试压力等。



“中国式家庭教育”形成的原因


爸爸都去哪了?是什么造就了“影子爸爸”?


“父,矩也,家长率教者,从手举杖”,父亲在家庭中应负垂范训导之责,不仅仅是经济的供给者,更是孩童教育的引领者,但就目前家庭教育中,父亲对子女的教育被网友称之为“诈尸式育儿”[4],对妻子一方则是“丧偶式育儿”。


究其原因:第一,应试教育摆脱了农耕时期教育的口耳相传,孩童从母亲那里获得起居照顾,从学校获得知识和技能,父亲的育儿职能被逐渐削弱。第二,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想以及部分父亲对子女教养心存依赖,以至于育儿责任感较为薄弱。我们甚至可以断言,部分父亲“心安理得”缺失家庭教育,其背后都有一位甘于奉献的妈妈和任劳任怨的老人。第三,女权式育儿使父职教育的空间被大大缩窄,现代女性的全面崛起,使其知识技能和经济能力完全不输男性,加之十月怀胎与子女保持着天然的血缘联系,更加强化其对子女教养的掌握欲。[5]


妈妈为何焦虑?什么造成了“教育母职化”?


古有孟母三迁,今有虎妈战歌,似乎从古到今所达成的社会共识,便是母亲负有教育孩子的天职,并且随着坊间“教育要‘拼妈’”、“影子爸爸”以及“丧偶式育儿”等言论的甚嚣尘上,学者们提出了“教育母职化”和“密集母职”的概念。那么什么造成了“教育的母职化”?而又是什么引发并加剧当前母亲们的焦虑?其一,女性受传统育儿观及社会普遍认知的影响下,其教育母职化的意识占据主导,使母亲将孩子的利益最大化视为核心目标,甚至放弃个人利益。


其二,“丧偶式婚姻”和“丧偶式育儿”情况的真实存在,丈夫或父亲这一角色主动或被动情况下成为家中的“隐形人”,使母亲减弱对婚姻和丈夫的依赖感,将自身情感更多地寄托在孩子身上,此消彼长,稳固了“教育母职化”的地位,也加剧了对子女教育的焦虑。


其三,对当前教育环境的焦虑,“不能让孩子从出生就输在起跑线”上的观念占据主流地位,母亲从备孕期开始便全力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所需要的一切,更不论孩子入学后的各类“补习班”和“天价学区房”等问题,因而逐渐加重母亲的焦虑。



亲职教育能否帮助家庭教育正确“归位”?


亲职教育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父母教育提倡者托马斯·高登(Thomas Gordon)提出,其含义是“对父母实施的教育,目的是改变或加强父母的教育观念,使父母获得抚养、教育子女的知识和技能”。[6] 自1920年代非正式、无组织的亲职教育在美国兴起以来,到如今近百年的发展史中,亲职教育已经形成系统化、科学化和精准化的实施体系。从孩童成长期的纵向发展而言,有面向婴幼儿期的PEP教育计划、学龄前儿童的家庭指导计划(HIPPY)、学龄期的家校合作计划[7],以及青少年时期的生涯教育指导计划。而就亲子关系面临不同问题的横向层面而言,则包括针对贫困家庭的“提前开端计划”、防止孩童涉毒问题的SFP计划,以及引导父母掌握照料,养育及沟通辅导自闭症儿童的教养技能等。[8](具体见图1。)


图1 面向不同年龄阶段孩童的亲职教育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知网论文自行整理



图 2 面向不同群体的亲职教育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知网论文自行整理


那么亲职教育项目的实施效果如何?目前关于亲职教育实施效果的研究显示,有效的亲职教育能够使家庭关系更为亲密,纠正或改善家长不当的育儿观念和行为,提升养育成效、青少年成长知识、父母教养能力、子女社会适应能力以及自我调节能力等指标数值,同时对家长和子女产生积极效果。[9]在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Human Services)开展的“家访有效性评估”中,对1979—2015年间的45个家访项目模式进行检验,评估项目包括“早期开端计划”、“学前儿童的家庭指导”、“父母即教师”等多个项目,结果显示亲职教育带来的有利影响是多方面且具有持续性,所有符合标准的亲职项目对参与者的有效影响均超过1年,尤其是在儿童健康、儿童发展、积极教养行为、减少虐待儿童、降低青少年违法犯罪率方面卓有成效。[10]


综上而言,美国亲职教育的开展是具有成效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家庭教育正确“归位”,且其亲职教育项目具有纵向连贯性和横向针对性,能够满足不同年龄层和不同对象所需要的亲职教育类型,对家庭教育的积极影响显而易见。


我国亲职教育存在哪些问题?


与传统父母“继承式”的教养方式不同,新一代的青年开始意识到作为父母需要接受专门的亲职教育培训。在早期东北师范大学儿童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中表明:目前77%的家长认为自己所具备的家庭教育知识难以实现对子女的有效教养,其中76.4%家长认为自己需要接受专门的家庭教育培训。[11]但目前而言,我国亲职教育的发展处于起步阶段,亲职教育存在模式单一、内容零散等问题,难以满足不同主体的亲职教育需求。


进一步对比中美亲职教育项目的现状,也可发现:第一,我国亲职教育相关法律制度的保障供给不足。我国相当一部分法律政策涉及父母监管和儿童权益,但具体到各阶段亲职教育的组织形式和执行方式却寥寥无几。仅在2010年国家发布的《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中对亲职教育的各阶段进行详细划分,但作为纲领式文件仅具备指导作用,缺乏配套政策进行具体实施。


第二,我国亲职教育组织机构尚未实现体系化运作。目前在各省市开展的亲职教育活动多是当地政府牵头,以定期开展专家讲座以及联合学校举办亲子活动等形式为主,活动零散且随机性较强,难以形成稳定的公共服务。


第三,我国亲职教育实施方式存在碎片化和形式化等问题。从各地颇具代表性的亲职教育模式来看,主要包括以讲座和课题为代表的专业教师普及授课、以帮扶互助为核心的抱团学习模式、问题诊断为主的个别化亲子指导,以及针对未成年犯罪的强制亲职教育模式。相较于美国不同年龄阶段和不同类别的多维化亲职教育体系,我国的亲职教育内容显得过于分散和碎片化,且受传统成才观的影响,家长在接受亲职教育培训中更倾向于获得如何培育儿童智力、如何指导子女学习等知识。


第四,我国亲职教育缺乏稳定的财政投入机制。在2010年《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中指出“各项目部门要加大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经费投入,纳入经费预算”,但并无对经费来源及使用范围的具体说明。(具体见表1。)


表1 亲职教育现状的国别比较[6] [10] [12]



我国亲职教育的未来发展对策


目前而言,“中国式家庭”中“影子父亲”和“焦虑母亲”的存在已经引发了网络中齐呼“亲职教育”回归的热潮,“无证父母”更是成为家庭教育广受诟病的依据。2010年全国妇联与教育部、民政部等多个部门联合印发《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从各个阶段为家庭教育指导提供纲领式依据。后续重庆市、贵州省和山西省更是开启了地方家庭教育立法的试点工作,以地方法律法规的形式规范父母对子女的教育问题。当前亲职教育工作的推进已有国家纲领性文件的指引,也有地方试点工作的推进,但在建成颇具成效的亲职教育体系,未来仍然需要进行政策的具体推进。


因而建议:第一,以多元化传播媒介,引领亲职教育正确理念。“中国式家庭”中扭曲的亲子教育现状,亟需政府职能部门和各类组织机构以报纸、杂志、电视,以及网络媒体等向公众普及正确的育儿观和亲职教育理念。第二,以地方试点经验为依据,逐步探索和完善亲职教育法规体系。目前以父母教育责任为主题的法律法规尚处于空白状态,而重庆和贵州等地的《家庭教育促进条例》等试点推行工作已渐有成效,建议以地方经验为依据,以公共政策为补充,不断为家庭教育立法工作打下扎实基础。第三,以国家财政为补充,将亲职教育纳入公共服务体系。我国亲职教育项目的碎片化和分散性等问题的解决,需要以政府行政力量为主导,囊括社区服务、学校、社会组织和商业机构等资源,建立亲职教育供给体系。


文中注释:

[1]中国教育网.家庭教育中“爸爸角色”明显缺失[EB/OL].2018.06.02:http://www.jsgroupchina.com/a/jiatingjiaoyu/20180602/1150.html

[2]中国新闻网.UC首发中国妈妈焦虑指数80后远超90、70后[EB/OL].2017.05.12: https://www.chinanews.com/life/2017/05-12/8222174.shtml

[3]澎湃新闻.三千万青少年有情绪障碍,院士陆林建议立法保护儿童心理健康[EB/OL]2019.03.25: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195725

[4]“诈尸式育儿”:指父亲长时间缺席对子女的教育,偶尔一次的教育对子女而言是意想不到的,但此时的教育也往往不被家人认可。

[5]中国江苏网.谁让“爸爸”变成了“影子”?[EB].2016.11.16:http://opinion.jrj.com.cn/2016/11/16141321714939.shtml

[6]王艳辉.美国亲职教育实践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J].成人教育.2017(04):79-83.

[7]陈娟.美国学校合作的特色及对我国的启示[J].教学与管理.2010(06):155-157.

[8]胡晓毅.美国残疾儿童家庭研究综述[J].观察视界.2015(02):69-74.

[9]  Children’s Bureau. ParentEducation to Strengthen Families and Reduce the Risk of Maltreatment[R].Washington,Children’s Bureau,2013. https://www.childwelfare.gov/pubPDFs/parented.pdf

[10]魏雪晨,贾勇宏.美国亲职教育的特点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15(01):134-145.

[11]和江群,李毅.农村地区早期亲职教育探讨[J].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2016.32(10):21-24.

[12]谢娜.美国亲职教育研究——历史、现状及评价[D].华中师范大学.2010.5.6:34-37.



★ 本文系IPP独家稿件,作者:张若梅,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政策分析师。

编辑:IPP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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