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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IPP国际会议首日综述

08. 24, 2019  |     |  0 comments


8月17日,为期两天的2019年IPP国际会议“文明与国家治理:西方和非西方” 在广州召开。此次会议由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主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办。来自世界各地的二十余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为现场两百多名观众带来知识的飨宴。

 

华南理工大学校长助理房俊东在会议伊始向来宾致欢迎辞,并预祝本次国际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 房俊东校长助理致欢迎辞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战略规划助理总干事、华南理工大学名誉教授Hans d’Orville教授发表了“西方社会治理挑战与二十一世纪多边接触”的主题演讲。

 

Hans d’Orville教授指出当今的世界不是单极或多极,而是一个混沌的世界,其中的权力关系模糊不清,不可预测的因素增多。他认为全球化和技术变革带来了繁荣,但也带来了困顿和不确定性。他详细介绍了金融危机、收入不平等、民粹主义盛行、假新闻泛滥等23种全球挑战,并希望通过此次会议与来宾探讨如何运用西方与非西方的治理模式和经验来应对当今的全球问题。

 

 Hans d’Orville


Hans d’Orville教授建议当今世界应运用“多边主义”来解决这些全球问题,同时联合国和各国也应当作出及时的回应和调整。他认为,一是联合国要坚持国际体系的基本原则,以和平的方式管理各国的竞争;二是联合国议会要发挥监督和执行国际条约协议的作用,确保全球议程纳入国际框架;三是国际社会要以开放的心态来应对全球变化,齐心协力解决全球问题;四是新的国际活跃的力量正在崛起,如年轻人、妇女、企业、劳动领袖在社会进步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议题一:文明、全球化与治理模式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高级讲师张峰博士主持了本次会议的第一个议题“文明、全球化与治理模式”,本议题共有三位发言嘉宾: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David Levi-Faur 教授发表了“全球金融治理架构:监管中介的作用”的演讲。

 

▲ David Levi-Faur


David Levi-Faur教授主要探讨 “监管中介”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作用。一般来说,监管一方面指监管主体,另一方指监管对象。在治理的语境中,Levi-Faur教授则在监管主体和对象之间引入了“监管中介”。这个中介可以是银行或信用评级公司,因为它们可以评估国家、公司、个人的经济能力;也可以是个人,比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会举报交通违规。Levi-Faur教授认为中介机构能够提供信息,有助于形成一个比较全面的社会合作机制。

 

David Levi-Faur教授接着以“洗钱”为例解释美国是如何通过“监管中介”实现国内金融治理,并且阐述了美国的国内金融监管机制对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影响。“洗钱”通常指犯罪分子通过一系列金融处理过程掩盖其违法来源。它是一个很广泛的犯罪行为,据联合国所述,全球8%的贸易(毒品贸易)和洗钱有关,“9·11恐怖袭击事件”与洗钱也密切相关。20世纪70年代,美国颁布了《银行私密法案》旨在打击经济犯罪。该法案要求银行要建立汇报机制,把可疑的金融活动汇报给政府。克林顿政府又进一步建立了反洗钱法和反洗钱机制,而且通过控制银行巩固了这一监管机制,这奠定了全球金融治理的基础。在美国的大力推动下,反洗钱运动逐渐在全世界开展起来,中国在2005年也建立了反洗钱的金融监管机制。 

 

联合国前政治事务部助理秘书长Michael v.d. Schulenburg发表了题为“弱小的民族国家需要一个更强大的联合国”的演讲。


▲ Michael v.d. Schulenburg

 

Schulenburg先生指出当今的战争和武装冲突已经发生了变化,一是国际间的战争越来越少,而国内的武装冲突增多;二是国家政府与非国家组织的对抗成为当今武装冲突的主要形式。现在内部武装冲突成为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主要威胁,然而现有的国际集体安全体系却难以应对这种威胁。他认为原因是二战后的联合国主要是防止国家间发生战争,而不是为了处理民族国家内部的冲突。

 

Schulenburg先生还认为气候变化、人口增长、社会不平等引发或加剧了这些国家的内部冲突。目前四分之一的世界人口面临水源不足的问题,然而我们还缺乏一套既定的国际惯例来解决这样的全球问题。因此,他呼吁当今世界应亟需制定一套明确的国际公约去解决全球问题,遏制国家内部的武装冲突。 

 

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政法系Anthony Spanakos教授发表了“跨文明背景下的国际法:国际法与文明”的演讲。

 

▲ Anthony Spanakos


Anthony Spanakos教授认为当今世界既有全球化的群体,也有本地化的民族主义群体。面对全球化背景下的挑战,他认为当务之急是我们要赋予国际机构更多的决策权,让国际机构助力全球治理。而国际法的建立在国际机构参与全球治理中显得尤为重要。

 

Anthony Spanakos教授围绕着大沼保昭所提的“跨文明角度的国际法”进行讨论。通常国际法是普遍、通用的,凌驾于文明之上;而文明是具体的,针对某些人群、空间和时间范围。传统上,国际法中关于“文明”这个内涵中基本排除了非西方文明的因素。但随着西方的衰落和中国等亚洲文明的崛起,大沼认为国际法需要纳入更多的声音,以此来克服国际法中西方文明潜在的偏见。然而,Anthony Spanakos教授指出大沼批判西方的研究方法仍未脱离西方理论的范畴,并批评大沼没有说明如何通过文明间的对话来达到一个普世的共识。不同于大沼的多元主义,Spanakos认为现在国际法仍处于单一文明的发展路径中,难以引入多元文明的因素。

 

议题二:西方国家的治理模式


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David Levi-Faur教授主持了第二个议题:“西方国家的治理模式”,本议题共有三位发言嘉宾: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高级讲师、贝尔亚太事务学院副院长张锋博士发表了 “治理、秩序与正义论”的主题演讲。

 

张锋博士认为治理的核心是秩序问题,秩序则源于正义原则。正义涉及权力的分配,即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分配正义的两个原则为公正和平等,二者皆与等级制度有关。公正原则认为,人的贡献越大,得到的回报就越多;一个人的等级越高,理应获得越多,因为他的贡献自然也会越大,但分配正义其实与平等原则相悖。


▲ 张锋 


张锋博士提出“正义即和谐”的概念,“和”的正义概念在于求同存异、权衡之道。儒家思想在此可资借鉴:它不主张要消除所有冲突,而是要去缓和冲突,使其不至于蔓延和扩大。以合作来对抗差异,将使不同的意见达成和解,实现最终的和平共处。柏拉图的共和观点对于和谐的看法也与儒家思想相呼应。张锋博士认为和谐原则能够在实践中帮助管理公正、平等作为分配正义的原则所带来的各种摩擦和矛盾,从而进一步为我们完善治理方略。

 

比勒菲德尔大学社会学系Detlef Sack教授发表了“欧洲的治理危机:适应、解体、不确定性”的演讲。

 

▲ Detlef Sack


Detlef Sack教授阐释了欧洲治理模式的三个层面:⑴横向的政府间的协调。政府和超国家机构横向联系,超国家机构以欧盟为基础。欧盟的主要机构架构包括:里斯本条约、欧洲理事会、欧洲议会、欧洲央行等。⑵政治机构间的横向联系。国家要与非国家主体进行协调,后者包括联盟、商业协会、消费者协会等。⑶政府的层级是垂直的,自上而下。欧盟治理主要依赖于国家或者地方层面下法律的有效执行与相应的转换。

 

结合欧盟的长期议题,如欧盟东扩、欧元区危机、爱尔兰移民政策及英国脱欧来看,Detlef Sack教授指出,欧洲治理模式实质上很容易受到危机的负面影响。

 

多特蒙德工业大学政治学系Thomas Meyer教授发表了“西方治理之争”的演讲。

 

▲ Thomas Meyer


Thomas Meyer教授强调,西方的治理不是由某一个西方文化所决定的。他阐述了两种西方民主制度:美国的自由主义民主(Libertarian Democracy)和欧洲的社会民主(Social Democracy)。这两个术语指向联合国1966年基本人权公约,其中规定了四种基本权利: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和经济权利。公民和政治权利是保护人们不受到外部侵犯,而社会和经济权利保护每一个公民平等享有社会资源、教育资源的自由。自由民主仅限于民事和政治权利,社会民主则基于“社会公民身份”(Social Citizenship)理念。

 

Thomas Meyer教授认为现代化在西方引发了新的社会和政治分裂,表现为全球化赢家、世界主义者(Cosmopolitans)与全球化输家、社群主义者(Communitarians)之间的分歧。赢家愿意开放边界,四海为家,输家则持保护性的、闭关主义的态度,往往投入民粹主义阵营。民粹主义的政治文化在欧美表现为以领导为中心的封闭政治、替罪羊政治,非黑即白,非敌即友。在欧洲,右翼民粹党派走向政治中心,影响政党体系。Thomas Meyer教授建议通过民主妥协来克服挑战,一是以更加公平、公正、具有包容性的全球化的成果在社会经济上进行分配;二是在世界治理和国家主权上找到更好的平衡。

 

议题三:穆斯林世界的治理模式


哥本哈根商学院国际经济、政府和商业系Kjeld Erik Brødsgaard 教授主持了第三个议题:“穆斯林世界的治理模式”,本议题共有三位演讲嘉宾:

 

芝加哥大学法学院Robert R. Bianchi教授发表了“合法性危机的加深:政治权威的流失与全球范围内的正义诉求”的演讲。

 

▲ Robert R. Bianchi


通过对西方种族主义的探讨,Robert R. Bianchi教授首先解答了西方自由派青睐伊斯兰现代主义的原因。由于白人选民的人口比例降低,白人至上主义者恐惧沦为少数种族,所以希望通过制造暴力、仇恨与恐惧来化解这一问题。面对种族主义危机,自由派人士相信宗教能够带来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他们认为西方的基督教徒的力量不足以支持人权运动,所以愿意拉拢伊斯兰教盟友。于是,西方的政治学家和自由民主党派开始接受伊斯兰现代主义。

 

Robert R. Bianchi教授认为,伊斯兰文化的合法性在于用国家机器来管理社会,而不是用教旨教义来管理国家。当权者有一定的合法性,但不可否认从宗教获得的合法性还是比较薄弱。在西方和非西方的金钱政治中,金钱指挥一切,所以需要在政治权威以及劳动者之间建立合理的法治,而法治又需要一定的宗教力量支持,这种支持可以来自西方也可以来自非西方宗教。因此,Robert R. Bianchi教授总结全球危机要求全球治理的完善,而全球治理也需要基于一定的宗教上的普世道德观。

 

卡塔尔大学多哈研究所助理教授Ammar Shamaileh发表了“探究当前叙利亚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的演讲。

 

▲ Ammar Shamaileh


Ammar Shamaileh教授探讨了继任制度与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他谈到了选举制度理论:独裁者不在意其政策的结果,只关心如何保有权力。代表选举团则考虑领导者需要多少政治同盟才能保住位置,而不会考虑社会公益。

 

Ammar Shamaileh教授还认为,如果掌权者只把市场开放给他的亲信,这样的经济政策就不具备法治基础,所以这时的“经济自由化”只是执政阵营中精英分子谋取私利的幌子,并不利于经济发展,并以巴沙尔·阿萨德在上台后便将私营部门开放给他的亲戚为例。透过叙利亚历年的灯光夜景图,他展示了叙利亚在2000年政权更迭后经济下滑的趋势。

 

巴塞罗那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教授Fulya Apaydin发表了题为“穆斯林世界的金融治理”的演讲。

 

Fulya Apaydin教授提到,伊斯兰的金融治理模式非常不一致。她从政治和文化两个层面解释这种差别的原因。从文化上看,伊斯兰的金融经济政策源于伊斯兰的教法及个人对宗教的理解。一方面,有的伊斯兰国家维持传统符合伊斯兰教法的金融制度;另一方面,有的伊斯兰国家希望通过追求利润来实现经济的增长。

 

从政治上看,伊斯兰国家的不同政治体制也导致了伊斯兰银行和金融治理上的不一致,管理模式既有集权式的(马来西亚),也有分权式的(阿联酋)。Fulya Apaydin教授认为,如果要建立出完善的伊斯兰金融管理制度,则需要各国的监管者和教法学者达到更多的一致,制定各国共享的标准。


▲ 与会嘉宾合影


▲ 与会嘉宾和IPP工作人员合影




本文系2019年IPP国际会议首日综述,文字整理:孙晓、肖愈欣,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

编辑:IPP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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