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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淡宁:贤能政治比民主政治更适合中国

08. 24, 2019  |     |  0 comments


西方将政治世界划分为“好”的民主政权和“坏”的专制政权,但是这两种类型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足以衡量中国的政治模式。对中国政治模式的分析要基于产生中国政治体制的思想。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到,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已逐渐形成了一种宜称之为“贤能政治”的政治体制。


 Daniel A. Bell


西方话语的局限性



西方社会的主流话语往往把国家的政治(治理)形态分为两类。一类是民主政体,最明显的共性就是采用西方式民主政治的选举制度;另一类是威权政体,也就是没有采取西方式民主政治选举制度的国家。但这种分类存在两个问题。首先,所谓民主政体只是类型评价,不是质量评价。我们通常认为美国是民主政体,但是理想和现实差距很远,美国也只是不完整的民主。其次,那些同样被归类为威权政体的国家彼此存在很大区别。比如在以上分类中,中国、朝鲜、埃及都属于威权政体这一类,但是它们的政治形态、治理水平却大不同。


这种情况显现出西方话语的局限,即以选举,特别是一人一票的普遍选举,作为衡量国家政治进步与否的标准,对于我们了解一个国家没有什么帮助。更加可取的方法应该是关注一个国家的政治基础是什么,评价其进步与否的标准是什么。比如,我们可以对美国的政治体制持批评的态度,但不否认该不完整的民主体制与这个国家的政治理念相适应,而且也是评价美国政治进步程度的标准。同理,要了解中国,就必须了解产生中国政治体制的思想基础,以及明确判断中国政治体制进步与否的标准。 



应以贤能的标准衡量中国政治

 


从根本上看,中国政治的思想基础就是贤能政治,而在晋升渠道中能力不断得到培养、道德通过审核的官员就是贤能人士。比如,山东省大规模委托我所在的山东大学为其培养官员,目标是让他们能够具有施政的能力,造福社会;同时也能提升他们的道德,不要腐败。这些措施具体实施起来会发现理想和现实始终有差距,但这并不需要被苛责,正如美国不是完全的民主政治,中国也不是完美的贤能政治。重点在于这里已经渗透出一种思想,即“贤能”是一种政治评价的标准这种标准可以被用来不断评价和改进中国的政治系统。


贤能,作为一套政治评价的标准,是典型的中国故事,目前还不为外人所理解和熟悉。比如西方媒体总是对中国横加指责,认为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一直只有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没有实现全民选举。但这其实都是因为将西方唯选举论的评价标准错套在中国政治上产生的论断。如果采用贤能政治的标准就会发现,近四十年来,中国的政治体系明显发生了变化,政治改革酝酿出了一套独特的选贤机制。这套系统能够从一个复杂的官僚体制中选拔贤能,而这也是中国贤能政治的一个基础。


不同国家拥有不同的政治文化,因此有必要强调依据每种政治文化自己的标准来对其进行评价。如果用中国儒家思想来评价美国政治体系,那么结论也只能是批评美国,认为美国不可理解,不符合儒家思想。但这样美国人只会觉得莫名其妙。同样的道理,不应该从美国的思想角度来评价中国。必须依托中国政治文化的标准来评价中国,而贤能政治的理想就是评论中国政治的首要标准。当然,除此之外,这个评价系统也还对很多其他元素开放,比如有学者就提出不仅要有贤能政治,还要有其他的东西,比如包括关于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融合的阐述就很重要。


 

 Daniel A. Bell教授的主题演讲PPT(部分)


贤能政治适合中国的理由

 


更具体地说,之所以说贤能政治是衡量中国政治合适的标准,主要是基于以下六点理由:


第一, 中国具有庞大的国家体量和多级政府。民主选举可能适用于较小体量的国家和基层政府,但未必适用于大体量国家的政府高层。


在基层,比如村集体这个层级,选举只是几千人最多几万人范围内的事。村里谁有本事,谁贪污腐败,其中牵涉什么利益,大家都很明白。这个问题并不复杂,所以可以用一人一票的方式选村长。在国家体量不大的情况下,这个办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有效的。


但是考虑到中国四级政府治下的14亿人口,这个办法就很难奏效了。对于中央政府的高层来说,各类问题都会变得极其复杂,牵涉利益也极其广。而且国家层面的决策惯性大,领导人做的决定会影响后辈人的福祉。一人一票选出的领袖未必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决策智慧,这已成为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的现实。这个时候,政府需要的是确保选拔出有能力和德行的官员,特别是领导人,需要其具备在长期基层工作中历练出的政治决断力。中国近四十年来形成的贤能政治的选拔机制能更好地满足这个需求。


第二,中国的历史背景具有贤能政治的文化基础。约2500年以来,政治理想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一直至关重要。《礼记》中关于“选贤与能”的描述,贤能政治在帝制时期的中国就通过科举取士的方式得到了(不完美的)实行。



建立稳定、持久的政治体系必须要基于主流的政治文化才行。以革命等手段推翻过去,打造新的文化固然可以,但就如中国的“文革”那样,都不是特别成功,而且也难以持久。中国的政治文化,从某种意义上,就是遵循君子的行为准则。儒家思想问世前,中国就已经大致形成了关于君子的概念,但这种概念还是依附于血缘的,你家人是君子,你就继承了这种称号。孔子的创新就在于对既有的君子的行为准则进行了调整,他强调君子并不是世袭的,必须具有一定的美德和才能。孔子之后2500多年间,夸张点说,中国的政治理想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即天下大同,这就要求以君子的行为准测来约束政治人物。而中国社会对于这一理想,逐渐形成了具体的实施办法,就是选择贤能的领导者,通过机制化、体制化的推荐和科举考试来选拔贤能(人士)。


第三,过往经验显示中国具备了现代化的贤能选拔机制。在过去的四十年中,政治理想刺激了政治改革,如今的官员选拔机制更加强调教育、考试和在基层政府中的政治历练。这套系统目前仍不完美,但一直在完善。共产党的教育和纪律要求党的干部具有不顾个人和家庭的利益而为政治共同体服务的意愿,公务员考试保证了公职人员具有高于大众平均水平的能力,这样就实现了“贤”与“能”的结合,而这一优势又在官员的基层政治历练中得到巩固,这是与中国的传统政治理想相契合的。


第四, 现实证据表明人民对贤能政治的认受程度高。大量的政治调查显示,中国的政治理想得到了民众的广泛认同。尽管理想与现实存在差距——例如腐败在一定程度上会破坏“领导人具有高尚品德”这一看法,但是贤能政治的理想本身仍然得到广泛认同。


从全球来看,中国老百姓对政府的满意度始终维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民主治理和创新中心多年来一直与中国国内的调查咨询集团合作,记录中国百姓对政府的态度。2008年,皮尤研究中心基于该调查数据形成的报告显示82%的中国城市居民对本国在经济和政治方面所取得的进步表示满意,86%的中国人对本国政府的执政方向表示满意,满意度居各国之首。而在调查覆盖的24个国家中,澳大利亚位在中国之后居第二位,美国则排在第二十位。类似的调查还有很多,美国盖洛普机构于2010年公布对“金砖五国”国民民调结果显示,“金砖五国”中巴西和中国国民对生活水平满意度最高,中国国民对生活水平感到满意的占总数的72%。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电话调查中心在2017年围绕着近五年人民群众对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变化的基本认知进行了全国性的公共政策满意度调查,全面了解当前人民群众对生活息息相关的国情和世情的感受。调查发现,在绝大多数公共政策领域里,人们有很高的满意度。受访者普遍认为生活状况确实普遍往好的方向发展,有一半以上的受访者认为其生活舒适度(58.8%)和经济收入(55.1%)提高了,认为自身的工作条件(45.7%)和幸福感(41.6%)有所提高的受访者也占大部分。而在2014年,被调查者对反腐败行动的满意度达到新高。


第五,贤能政治与民主具有兼容性。贤能政治不包含高层领导人的竞争性选举,但是包含诸如基层政府民主选举、非选举形式的政治参与协商、审议、透明度和公民复决投票等具有民主价值观的政治实践。21世纪的中国步入了新的发展历程,民众也开始变得不仅关心贤能政治,同时也关心民主政治。为了顺应这一历史趋势,执政党正在努力把贤能政治和民主政治协调起来。


首先,贤能政治可以接纳人民参政。现代民主政治理论认为人民应该拥有参与政治的权利,即民主意味着人民不仅仅是国家治理的对象,而且是国家治理的主体。所以说,仅仅制定为人民服务的政策还不能说是民主,因为非民主的政府也可以实现这一点。这个逻辑线条没有问题。在此前提下,西方给出的解决方案就是用选举产生所谓的民选政府,但这未必是唯一方案,贤能政治也可以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参与国家治理的路径。
何包钢教授诸多研究证明,中国在民主实践中部分地采用协商民主,也部分地采用民主选举;中国民主理论家王绍光教授指出,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论述,即便抽签也是一种民主,而这些都是在中国普遍存在的。当然必须指出,选举民主在中国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比如越往基层越多见,而在高层政府还是要通过贤能政治的规则来选拔。但这恰好说明贤能政治在实践中完全可以兼容民主政治的元素。

其次,贤能政治还可以避免选举民主的劣势。比如,大家都觉得特朗普这样靠鼓噪民粹的政客在中国不可能上台,因为他没有政治的背景,没有施政经验,不符合贤能的标准。所以,中国即便没有一人一票的国家领导人选举,但其贤能政治也是能够达到很高的民主价值。



第六,贤能政治能够选拔出当代社会需要的高水平领导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由高素质公职人员运作的各级政府机构非常重要,但是拥有这些机构是不够的。面对变化速度越来越快的当今社会,特别是科技发展带来的不可预测的全球性冲击,我们还需要高水平的领导人。而贤能政治的优势重点恰恰在于选拔高水平的领导人,因为贤能政治产生的领导人更容易对于施政有一个长期的规划。中国的领导人可以假定这个国家的政治在未来总体上是稳定的,那么就可以在应对气候变化、迎接人工智能这类议题上制定长期规划。

而西方国家的领导人一般是看未来四五年,因为他们任期就这么短。西方国家领导人往往花大多数时间去准备发言来给他的选民和资助者做宣传。坦白来说,这都是在浪费时间,人民选你当领导人,不是让你把时间花在公共演讲和筹款上,而是期待你把时间花在政府工作上。 过往的历史证明我们不可以假设未来的环境是一成不变的。美国在1789年颁布宪法的时候,其国父们觉得保持社会稳定就好,不希望有太大的变化,而1861年就发生了南北战争。此后人类还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而未来的变化速度只会更快,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是颠覆性的,50年后的各国面临的问题在今天来说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如此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产生具有长期战略眼光的领导人对国家发展至关重要。这个时候西方的选举制度并不能保证中国产生高水平的领导人,而贤能政治则提供了非常适当的路径。关于这个议题,还有待进一步讨论(未完待续)。



★ 本文系山东大学政治科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Daniel A. Bell(贝淡宁)教授在2019年IPP国际会议的主题演讲。(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文字整理:张骏,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

编辑:IPP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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