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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淡宁:贤能政治如何选拔干部

08. 24, 2019  |     |  0 comments


Daniel A. Bell(摄于2019年IPP国际会议)


对于西方来说,民主选举是最终的也是最重要的标准;没有民主选举,就没有政治合法性。但适合于西方的标准未必适合于中国。基于中国的政治思想基础,贤能政治才是判断中国政治进步与否的合适标准。前文已经从国家规模、历史背景、以往经验、调查结果、与民主的兼容性以及当代社会需要有水平的领导人六个方面解释了为什么贤能政治是衡量中国政治合适的标准。(阅读前文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


但除此之外,还有若干方面的相关问题值得展开论述,他们包括:
第一,既然贤能政治的重点和优势都在于选拔高水平的干部,那么哪些品质对于干部至关重要;应如何评估和衡量这些品质,或者更具体地说,哪些品质对于一个大国的高层政府机构最为适合;如何对这些品质做出最佳评估?
第二,贤能政治有哪些缺陷,这些缺陷能否在没有选举民主的情况下得到矫正?
第三,贤能政治的模式适合于中国,但是否可以移植到其他国家? 


高水平干部应当具有哪些品质

 


总的来说,贤能政治对干部的品质要求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智商、情商和美德。


一、智商(智力水平)


就智力方面而言,政治领导人需要对经济、历史、国际关系、环境科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基本知识有良好的掌握,此外还要能够根据需要学习新的知识以理解国家治理时涉及的各种复杂议题。考试是淘汰缺乏基本知识的人的一种有效方式,也是一种相对最公平的方式。


考试的有效性在中国社会得到反复验证,其合理性也在最广大的范围内被接受。在被废止之前的大约1300多年间,除了皇帝,其他政府官员都要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虽然理论上可以仅凭考试成绩优异就在政府中取得职位,但科举中第之后往往还要在地方政府工作一段时间,政绩较好的才能升上去。如今想要成为公职人员,首先要通过公务员考试。正式成为公务员后,在实际工作中还要面临政府的制度化的双重考核,即想升任领导职务不单要继续参加各类专业水平考试,还要看实际业绩。西方很多人不了解中国政府的内部运作,想当然认为所谓考试都是执政党在搞宣传,以为非常简单,无非是通过考试加强一下党的纪律意识。但实际上很多高级别的考试难度高、竞争强,必须思维敏捷、与众不同,才能脱颖而出。因此,能在贤能政治的体制中一路历练过来的领导人,绝对不会是智力水平上的泛泛之辈。


二、情商 (社交能力)


当然,具备高智商并不一定能成为好的官员,同样重要的还有高情商。这是因为负责任何事务的官员都要花大量的时间与不同类型的其他人打交道。由于情商较之智商更难量化考察,因此关于情商的考查通常都是间接的,比如通过专业绩效评估来考查。


三、美德


关于什么才是公职人员最需要的美德,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具体情境。一位在商业或宗教领域颇为成功的领袖未必会是一位好的政治领导人;战时称职的政治领导人,和平时期未必称职;适合做小社区或村的领导人,未必适合做大国的领导人。这些现象透露出不同环境对于领导者的美德的定义不同,但是我们依旧可以总结出一些对于贤能政治中的干部共通的重要品质。


首先,领导人最重要的品质是应该具有致力于服务政治共同体的使命感,这也就是之前提到的共产党的教育和纪律要求党的干部具有不顾个人和家庭的利益而为政治共同体服务的意愿。


其次,官员绝不能腐败。
最后,关于如何评估官员的品德,同行评价是重要的途径之一。同事间的推选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们互动最为充分,彼此最为了解。此外中共的党组织也很善于在组织内通过谈话、批评与自我批评、党内民主投票等方式了解和评价领导干部的个人品德。 



贤能政治如何克服自身缺陷 



任何一种政治模式都会暴露出一些自身的缺陷,对于贤能政治来说,有三类必须要克服的缺陷:


第一类是权力滥用。在中国,人民期待官员尊重人民基本的人权、倾听人民的需求与关切,这种文化心理使得人们普遍接受官员和执政党的领导。与此相适应的是人民的心理预期也包括官员应当为人民服务。既然是要为人民服务,那么也就需要被授予相应的权力。但是,在没有竞争性选举的情况下,如何避免权力的滥用?在中国古代,皇帝的权力通过一系列非正式宪制得到约束,包括谏官、史官、帝师等。在当今的改革时期,领导人的权力受到集体领导、任期制度及强制退休年龄等制度等的限制,同时也要受到人大监督和群众监督。


在防止滥权这个方面,反腐败是一个值得专门阐述的重点领域。


虽然各国都反对腐败,但是在中国,这个问题的政治意义不同。比如在加拿大,之前也爆出过严重的贪腐案件。2013年6月,加拿大第二大城市蒙特利尔市市长迈克尔·阿普尔鲍姆以欺诈和贪腐罪名被魁北克省安全局逮捕。阿普尔鲍姆受到的指控与2006—2011年间两宗地产项目审批有关,涉嫌欺诈、违信、阴谋、贪腐等14项罪名,涉案金额达几十万加元。然而蒙特利尔的民众对此不关心,他们觉得市长腐败就腐败,反正这个城市还是能发展,而且市长任上还是干了点事的,也许下一次选举把他选下去就行了。


但是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必然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甚至是政治问题。在中国,老百姓普遍接受贤能政治的文化,因此也确实会用贤能政治作为评价领导人的标准,比如说贤能政治非常强调官员必须要有“贤德”,至少是不腐败。由于官员的角色格外重要,一旦人民认为官员是腐败的,那就意味着整个政治体制在人民心中将会缺乏合法性。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领导人下决心开展了彻底的反腐败运动,因为其非常清楚,腐败是对政治体系极大的威胁,如果不打击腐败,整个政治体制都会损失合法性。


过去几年,反腐行动总的来说取得了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从长期来讲,整个国家的制度设计需要致力于减少容易造成腐败的因素,比如严厉地惩罚腐败同时也为政府官员提供更高的合法收入;又比如开展更加独立的监察以及进一步分离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此外道德教育也很重要,它可以使领导人在即使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也不腐败,儒家教育在这方面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第二类是是政治等级固化。贤能政治须在社会阶层具有一定流动性及所有公民享有平等政治机会时才能良好运转,然而其自身又可能导致政治等级的固化,因此必须依靠新的思路和机制矫正这一对矛盾。中国古代发展出了一系列贤能选拔制度,比如汉代的察举制、魏晋南北朝时的九品中正制,以及隋朝沿用至清朝的科举制。这些制度回应并消减了政治等级的固化。今天的高考、公务员考试制度同样在发挥类似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有更好的表现。不可否认的是,贤能政治今天在中国也有其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即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加剧的性别不平等及城乡发展不均。


第三类是合法性难题。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来自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的因素,客观上需要统治者促进人民福祉的提升;主观上需要人民愿意接受统治者的权威。那么在没有选举民主的情况下,要如何获取人民的支持?


如今执政党和领导人通过民族主义理念、绩效合法性和贤能政治三条路径获取了人民的支持。然而更加民主化的未来是必然趋势,这不仅为了在愈加多样化的诉求中进行正确决策,也是为了在发生错误时分散责任。所以,这要求执政者在将来开放更多的政治自由和参政机会,包括基层的选举、抽签、协商、民意测验及公投等多种形式。


不过即便如此,正确地看待和引导一些体制外的社会讨论和实践仍然可以作为对官方在合法性议题上的努力的补充。比如现代化的毛泽东主义“群众路线”有助于扩展普通民众参与政治的渠道;而道家对于贤能政治的批判则有利于提高对“非政治性”生活的重视,并在不动摇国家制度根本的前提下鼓励适当的质询。 



贤能政治的可推广性 



贤能政治的可推广性是另一个普遍受到关注的议题。就结论而言,中国贤能政治模式的推广门槛依然相当高,目前看来并不容易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得到复制。简单来说,这主要是基于四条理由:


首先,这一模式可能只适合在规模较大的国家实行,在规模较小型国家,很难在不影响全局的前提下局部地开展基层政府层面的治理实验。


其次,因为治理实验往往需要进行数十年之久,因此更不可能在政府变更频繁的民主制国家实行。


再次,这一模式很难在一个没有贤能政治传统的国家实现。实际上,即使是在贫穷、混乱的国家和地区,实行民主选举也并不怎么复杂。但是一套能支撑贤能政治的官僚系统和政治机制可能需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才能建立起来。


最后,如果真要探究贤能政治的可推广性,最好方式是在中国国内建立起一个足以激励其他国家的良好样板。中国也可以通过分享其基层政府的实践经验来帮助其他国家和地区,并且帮助这些国家和地区培训公共管理机构的官员,从而有助于它们具备足以支撑贤能政治的相关知识和机制。



总  结



诚然,拥有西方政治传统的国家、较小的政府,用民主选举方式可能会更好,但二战之后西方普遍形成了一种关于普选的近乎教条的共识,认为无论国家的政治传统和规模大小,都必须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选择领导人,否则就没有合法性。这并不在理。相比于选择领导人的方式,先择出高水平领导的结果更重要。因此我们必须要有可靠的系统,通过制度设计确保选出能力和德行更好的领导者服务于政府。


这是一种务实的态度,其背后的思想理论是如何确立我们该用什么标准来衡量政治的进步程度。西方用选择领导人的方法作为唯一标准,不看文化和历史,只看选举与否,这是非黑即白的偏颇观点。实际上,人类社会的复杂性为更多的模式赋予了合理性。即便是一个等级制度,只要其领导人是服务于人民的,就是合理的。


任何一种政治体制都存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问题和挑战在任何社会都不可避免。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资源有限并承担全球责任的大的政治共同体而言,尤其如此。这个时候不应该用西方的选举标准来评价中国政府的治理水平和中国政治的民主程度。贤能政治是一个更加合适的标准。中国过去40年间的政治体制出现显著的变化,逐渐形成了一套现代化的贤能政治体系。中国使用了一种比较复杂的官僚机制,包括公务员考试和业绩考核在内的制度使得政府能够去选择贤能与美德兼备的干部,并以此来服务于老百姓。这套系统还不完美,各项改善一直在进行中,但总体来说,成就令人称赞。


★ 本文系山东大学政治科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Daniel A. Bell(贝淡宁)教授在2019年IPP国际会议的主题演讲后半部分,前半部分请点击下方阅读原文。(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文字整理:张骏,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

编辑:IPP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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