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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恒君:香港与内地空间形态的失衡

09. 13, 2019  |     |  0 comments


香港的街头暴力冲突在最近两周屡屡升级。


香港反修例活动仍在持续。虽然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女士9月4日正式撤回修例,但这显然并未获得民众情感共鸣,也未形成任何实质性对话。相反,各种街头暴力冲突在最近两周屡屡升级,引发观察者们基于人道主义的深切担忧。


另一方面,据香港中文大学等四所大学相关院系三周前发布的调查报告,反修例运动示威者的教育程度普遍偏高,至少2/3的示威参与者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大型游行中30岁以上参与者的比例相对更高”。

此外,遭受巨大舆情指责的香港警察,也在8月19日BBC专访中坦率指出,尽管疲于面对,他们“仍然可以处理危机”,“北京干预的可能性不会发生”,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外国政府资助或组织反政府活动”。


由此可见,各种信息虽然纷繁复杂、交错呈汇,却又似乎仍然不失某种内在线索或平行度。基于此,有必要透过硝烟迷雾与众声喧嚣,从多元角度对这场运动进行一些梳理与考察。


法国后结构主义学者福柯 (Michel Foucault) 在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空间研究中指出,我们时代的焦虑与空间有关,因为空间是权力运作的重要媒介,而现代社会的权力运作则通过纪律而达成福柯理论产生以来,西方社会针对权力结构与空间分配进行过多样化的考察与思辨。但据海德堡大学近期一份文件指出,“在有关中国地域的研究中,空间及空间转向理论极少得到探讨”,这显然构成了社会认知领域的一个公众性盲点。


当我们严格基于香港与内地的空间形态跟踪反修例运动,不难发现,它直接起源于空间、权力与纪律之间的一场碰撞或冲突:囿于台湾与香港两个地域空间的司法差异,2018年发生于台湾的潘晓颖情杀案无法引渡嫌犯。受害者亲属因此认为合理的纪律(法律处罚)无法得以实施,便向特区政府寻求帮助。特首林郑月娥女士以此而倡议修例,“允许特区政府向大陆、澳门、台湾等司法管辖区移交嫌疑人与进行法律协助”。


撇开任何先入为主的立场或其他背景分析来观察,此条线路的来龙去脉似乎并无明显的逻辑漏洞。香港爆发百万人大游行之后,中央政府驻英大使刘晓明接受BBC专访声明:“中央从未指示香港修例,此次修例是香港政府自己发起。”而驻英公使马辉在最近一次(8月23日)直播访谈中仍然坚持:“是香港特区政府提出修例的”,“是否完全撤回,将由特区政府决定”。


根据这些指向,人们或许会想象:修例法的首肯与倡议似乎正是出于林郑月娥为首的公务作风,或许是勤政与热心,甚至或许还有其个人作为一名母亲的善意心态。


但当深入考察修例流程,却不难发现,引爆此次空间冲突的正在于常见的时间因素:当《逃犯条例修订草案》于2019年2月提出之后,随即遭到商界法界与民主派人士等广泛质疑,并于5月在立法会遭到激烈攻防。在社会分歧如此巨大,且存在以日落条款单次引渡嫌犯的情况之下,特区政府并未搁置争议,反而决定“历史性”地绕过立法会直接进行二读,力求匆忙过关。


正因罔顾各界质疑、拒绝给与社会充分讨论,直接导致了6月9日的百万民众大游行、二读当日的包围立法会等,也令外界观察者们深感不安与不解。因为这显然忽略了香港与内地空间互为“异托邦”的实质性存在,引爆了空间权力分配与纪律实施之间的冲突


在空间理论中,所谓“异托邦”(Heterotopie )并非何等高深概念,而是泛指那些有别于生活中的常规而实际存在的空间。即使一个社会内部也有可能存在形形色色的异托邦,例如重庆大厦对香港社会而言,也颇具某种异托邦色彩。概括言之,异托邦并非任何抽象空洞的物理性存在,而是以实际空间之内各种人的关系与活动作为总体,并与不同的时间截面发生关联,从而构造出一个现实社会中的相对空间或他者空间。


相对空间或他者空间具备镜面效应,当人们进行专注窥视之时,它随即折射出人们所处的场所与现实方位,进而强化窥视者关于空间差异的认知与感受。香港对于内地而言,长期以来一直扮演着异托邦角色。自九七回归,这种角色效应并未减弱,反因二者关系的靠近得到强化。


《中英联合声明》及《基本法》为香港保障了“一国两制”特色,但这并非凭空而来的“乌托邦”(Utopia)权宜之计,而是实事求是地建立在香港空间的独特架构之上。这既包含英治时期的社会遗产,诸如廉政特色、独立司法体系、发达的教育及福利体系等,也包含几代香港人在长期打拼中,共同形成的多元文化及自由的生活价值观。


可见这种异托邦色彩并非只在于临海开放的地理位置,而更多在于空间内的社会共识及独特的空间秩序与纪律它们经逾百年而达成,建立于人的各种关系总和之上,是决定异托邦运转的最重要因素。对异托邦而言,时间因素纵然能起积累作用,也并非能够迅速控制或改变空间实质的“上帝之手”。


不管出于何种考量,当特首急于施行香港与内地两个不同空间之间的司法修例,无异于强行打破原本空间的运转秩序,同时不自觉地强化异托邦的镜面效应。镜面效应促使香港民众加倍关注于自我立足点,乃至形成担忧立场丧失的广泛危机感与焦虑度。


而这种危机感与焦虑度首先源自于对内地空间纪律运作的不信任。它既包括司法水平的相对落后、层出不穷的公权力滥用事件,也包括政治体制不透明所带来的塔西佗陷阱,以及无法及时得到消除的误会等等。


譬如在颇令港人产生争议的书店事件中,所谓的“政治秘籍”或“禁书”在专业考察领域,原本毫无文史价值可言,书写方式也几近粗制滥造的地摊文学,但其背后的材料来源与销售渠道,却充分指向来自空间外部的政治权力斗争。但由于中央政府本身尚处不透明的政治体系之中,对一些执法行为无法澄澈讨论或自辩。这一切使香港民众的担忧或误会无法得到及时消除。


当日益积累的担忧与误会,因为香港与内地之间巨大的体量对比而得到无限放大,民众忧虑恐惧,惶惶不可终日,仿佛置身于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Jeremy Bentham)所设计的圆形全景监狱(Panopticon)之中。在那里,权力中心隐藏在权力对象无法企及的空间之内,它不仅获得对被操控者无处不在的控制,并且在福柯等学者看来,此种隐藏的至高的权力对权力对象,造成了最大限度的权威效应及心理震慑力


基于此,香港民众似乎有充分理由相信,修例条约就是牺牲民众利益、意图强制对接香港与内地互为异托邦特色的不同司法结构。在示威游行中,部分民众刻意带上口罩模糊身份认知,正是出于自我保护的心理机制,臆想自己面对无所不能的强大权力对手。而在8月24日的观塘游行中,示威民众强拆智能灯柱、抗议“监控”或“人脸识别”功能,也正是这一忧虑心理的集中体现。


当民众认知与官方意愿存在显著落差,任何一开始源于“他者空间”的抗争性表述,都应引起警醒,视为空间纪律产生分歧所带来的失衡性前兆。但在一系列事件缺乏慎重评估,并且至今尚未得到及时修复弥补的情况之下,空间之内各种不满与愤怒日益堆积,所催生的冲撞与试探也越演越烈、终趋失控。这不仅使令人震惊的暴力场面日益升级,也令内地作为香港的异托邦空间随之进一步污名化,甚至在无法充分自辩的情势中,有可能沦为集体想象的“恶托邦”(Dystopia)。




★ 本文作者:吕恒君,德国柏林洪堡大学亚非研究所哲学博士,德国德语区汉学学会会员。文章原载于《联合早报》2019年9月7日,经作者授权发布。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编辑:IPP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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