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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郑永年

郑永年:中国崛起与历史的新开端

10. 08, 2019  |     |  0 comments


新中国从1949年成立到现在已经走过了70年的历程。这个并不容易的历程基本上经历了三大阶段。(图源:美联社)


二十世纪90年代初,美籍日裔学者福山发表了其所谓的“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自由民主是世界上最好,也是人类最后一种政治制度。一方面是因为它符合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因为苏联东欧共产主义的轰然倒塌,这一理论名噪一时,广为流传。


不过,好景不长,没过多久,西方自由民主内部开始发生巨大危机,并深刻影响到作为西方内部秩序外延的“自由国际秩序”。今天,西方内外部危机互相交织,互相恶化,人们看不到内外危机如何缓和解决,出路在何方。

与此同时,也正是在这段不长的时间里,中国实现了快速和可持续的崛起,不仅催生了内部新制度的诞生,而且开始走向世界舞台中心,在剧烈变化的国际事务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世界历史不仅没有被福山所说的西方“自由民主”所终结;相反,中国的崛起开启了新的世界历史。


新中国从1949年成立到现在已经走过了70年的历程。这个并不容易的历程基本上经历了三大阶段。1949年之前,从孙中山到蒋介石再到毛泽东,数代人经过艰苦的摸索,才找到了解决革命与国家的问题,通过长期的革命和战争实现了一个统一的国家,结束了晚清以来内部积弱内乱和外部受人欺负的局面。当毛泽东1949年在天安门宣布“中国人民站立起来”的时候,新中国的建设才刚刚开始。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外交上基本上被发达的西方所孤立,中国只好选择“生存外交”。先是实行“一边倒”政策,和当时的苏联站在一起。但同苏联交恶之后,中国走向了亚非拉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打破了西方的围堵和封锁。“生存外交”极其辛苦,但中国赢得了真正的独立自主外交。这和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并没有对任何国家形成依赖,每一步都是独立的,这为内部经济发展和制度建设塑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新中国成立后对制度建设的探索



应当说,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里对制度建设做了很多探索,为改革开放之后的发展和建设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即使是一些失败的探索,也在此后产生了一些积极的效果。不可否认,中国基本国家政治制度都是在毛泽东时代得到确立的,这些制度构架直到今天并没有多大的变化。毛泽东之后的中国被称为“改革”的时代,顾名思义,“改革”就是“改进”“改善”“改良”和“修正”等,而非革命和推倒重来。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即“邓小平时代”。邓小平一代有效地解决了经济发展问题。中国在短短的40年时间里,书写了世界经济史上的最大奇迹,把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提升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国;就人均国民所得来说,也已经接近了高收入经济体。不过,更大的奇迹在于促成了近8亿人口脱离贫困。历史地看,任何社会都有方式致富,但不是任何社会都能够找到有效的脱贫方式。在脱贫方面,中国可以说是独一无二。


也同样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奇迹是在高度开放状态下实现的。如果毛泽东时代实现了一个独立的中国,那么邓小平时代,这个独立的国家高度融入了世界体系。这个融入并不是今天很多西方人所说的“西方施舍”,而是中国的主动融入。中国并没有步苏联的后尘,“另起炉灶”,而是选择加入以西方为核心的世界体系。


正是因为主动选择,中国抓住了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实现了快速的崛起。而其他很多国家未能有效抓住这个机遇,甚至失去了这个机遇,这和它们的选择有关。也是因为主动的加入,中国在加入这个体系之后仍然能够维持自己的独立性。和世界体系的互相依赖,并没有妨碍中国独立的外交和内政。


尽管中国的经济奇迹为人们所称道,但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并不能仅仅以各种经济指标来衡量。无论是中国传统上曾经有过的辉煌,还是近代西方国家崛起的经验都表明了一个道理,无论是国家的崛起还是民族的复兴,最主要的标志便是一整套新制度的确立和其所产生的外在影响力,即外部的崛起仅仅只是内部制度崛起的一个外延。


如果光有经济总量,但没有内部制度建设,这样的崛起是不牢靠的、不可持续的。中国近代历史充分说明了这个道理。例如1820年,中国经济总量仍然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0%还多,但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就被英国所打败。


制度是决定性因素。看不到中国的制度优势,既难以解释所取得的成就,也难以保障已经取得的成果,更难以实现未来可持续的发展。但正是关键的制度因素,很多人就一直看不明白。


近代以来直到今天,大多数人(即使是中国人本身)一直把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的两千多年历史归纳为简单的几个词:封建、落后、愚昧和腐朽。而改革开放之后,人们又把1949年之后建立的制度视为“落后的”,是需要被改革掉甚至废除的。近年来人们围绕着“中国模式”所展开的诸多争论,恰好反映了这种思维方式。


与此同时,自“五四”直到今天,很多人一直期待着会从“天”上掉下来一套适合中国的好制度。他们迷信西方制度,总是以西方为“天”,以为移植了西方制度,中国就可以轻易崛起和强大。对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很多人就简单地归诸于中国学习西方的结果,而根本忽视了中国本身在开放状态下所进行的制度创新。


没有人会怀疑学习西方的重要性,当代中国就是一个学习型大国,但如果简单地对西方制度照抄照搬,失败便是必然的。这一点早已经为历史所证实。二战之后,很多发展中国家简单地选择了西方制度,把西方制度机械地移植到自己的国家。尽管从理论上说,宪政、多党制、自由媒体等什么都不缺,但在实际层面什么也没有发生,不仅没有促成当地社会经济的变化,反而有效阻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晚清至中华民国本身的实践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在实践层面,中国的制度变革和这些对西方的迷信,并没有任何有机的关联。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国可以说进入第三阶段,即一个自主的制度建设和改进时期。如果说十八大之前,人们对中国自己的体制还缺乏信心,不仅不敢正视自己体制的优势,反而认为自己的体制是必须被改掉的,那么十八大以来的“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相互配合、相互强化,人们全面评估中国体制的优劣,并对此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造就了今天人们所看到的一整套制度体系。


在基本经济制度方面,中国已经形成了“混合经济制度”。具体地说,就是“三层资本构造”,即顶端的国有资本、低层以大量中小型企业为主体的民营资本、国有资本和大型民间资本互动的中间层。这个经济制度可以同时最大程度上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两种作用。各种经济要素互相竞争和合作,造就了中国经济的成功。同时,它们之间也存在着互相制衡的局面。因为一旦三层资本失衡,无论是国家主义盛行还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盛行,经济就会出现大问题,人们因此必须不断在三层资本之间寻找到一个均衡点。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中国的哲学中,自古至今,发展和管理经济永远是政府最重要的责任之一。政府承担着提供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应付经济危机、提供公共服务、平准市场等重要责任;而民间资本提供的则更多的是创新和活力。过去数十年中国构造了世界经济历史的奇迹,又避免了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和世界金融危机(2008年),和这个经济体制密不可分。


在政治领域,西方的“三权分立”体系为党争提供了无限的空间,造就了今天无能政府的局面。相反,中国在十八大以来,以制度建设为核心,通过改革而融合了建国以来的基本制度和传统制度因素,形成了“以党领政”之下的“三权分工合作”制度,即决策权、执行权和监察权。


传统上,“三权分工合作”体制自汉至晚清,存在了两千多年,并没有受王朝兴衰更替的影响。今天,通过创新和转型,重新确立了“三权体系”,为建设稳定、高效、清廉的治理制度奠定了基础。


不过,应当明白,无论是“三层资本体系”还是“三权分工合作体系”,尽管它们已经构成了中国最为根本的制度体系,但仍然有很大的改革和改进空间。在经济体制领域,诸多问题仍有待回答:三层资本之间的边界在哪里?如果根据需要不断调整边界?国家如何保持“中性”,而在各个方面平等对待不同类型的资本?如何确立法治使得这三层资本在市场面前“人人平等”?对国有资本来说,更多的问题需要回答,包括其性质、功能和运行方式等。


在政治体制领域,也需要回答诸多重大问题:“三权”之间的边界在哪里?如何开放决策权,使其同时具有更高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如何提高执行权(行政)的效率?如何保证执行权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免受各种政治的干扰?监察权的权限如何确定?如何保证监察的有效性以确保廉洁政府?如何防止监察权的滥用而保障执行权能够有所作为?这些都是日后政治改革的内容。



中国制度演进的经验



经验地说,在任何社会,经济形式决定了社会形式,而社会形式又决定了政治形式。三层资本形式塑造着今天中国的社会结构,它本身既是一个经济秩序,也是一个社会秩序。同时,中国的政治过程又是开放的,不同层级的资本和社会形式都可以进入这一开放的政治过程,参与政治过程,有序地主导和影响着国家的进程。


尽管一些人对中国制度仍然充满不信任和怀疑,西方的“中国解体论”依然盛行,但如果人们足够现实,就不应该低估中国制度的生命力及其可能的外部影响力。中国制度演进的经验至少具有三方面的意义。对中国来说,意义在于找到了自己的模式,这是一个经过了一个世纪的革命和战争(1840—1949年)、70年的建设探索(1949—2019年)而得来的模式。如果一些人认为这个模式行将消失,他们将会很失望。


其次,中国经验对很多发展中国家具有参照意义。中国领导层也公开表示,尽管中国绝对不会输出自己的模式,但中国经验可以为那些既要争取自身的政治独立,又要争取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提供另一个制度选择。也正因为这样,今天中国和西方(尤其是美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制度之间的竞争,而其他各方面的竞争,往往只是制度竞争的不同侧面表达而已。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的经验表明,制度建设不能放弃自己的文明,但需要开放,对自己的文明进行创造性地转化。只有是文明的才是可持续的。只有找到了适合自己文明、文化的制度形式,人们才可以建设一套行之有效和可持续的制度体系。虚心学习他国经验很重要,但学习的目标不是把自己变成他国,而是要把自己变得更好、更像自己。这是普世真理,中国成功了,其他国家也会成功。


第三,对一个失序的西方来说,中国的制度探索也不无参考意义。究其本质来说,今天西方所面临的危机来自于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力三者之间的高度失衡。西方过去的成功来源于这三者之间的平衡。今天,西方经济结构变化了,直接造就了社会结构的变化,而政治结构不能适应新的社会结构。对西方来说,如果要缓和与解除目前的危机,就需要重新实现三者之间的平衡。要如何实现这个新平衡呢?


已经在中国出现的,还在演变过程的这种三层资本体制和三权分工合作体制,如果既可以形成政治、资本和社会三者内部的制衡,又可以形成政治、资本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外部制衡,从而实现双重均衡及其在此基础上的稳定发展,对整个人类经济政治体制的改进也是一种贡献。


或者说,中国经过70年的创造性探索所造就的一整套新体制,正是适应了今天这个时代的需要。



本文作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

文章原载于《联合早报》2019年9月17日,经作者授权发布。

编辑:IPP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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