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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郑永年

郑永年:中美两国在争些什么?

10. 08, 2019  |     |  0 comments


中美贸易战从开始就注定是一场持久的拉锯战。中美两国基本上主导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数十年的经济全球化。很难想象,如果中国的邓小平没有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而美国没有发生里根革命,全球化在此后的数十年会如此迅猛。也正因为这样,中美两国的经济很快就发展出一种高度依赖关系,这种关系曾经被一些美国学者称为“中美国”(Chimerica),中国的一些人称之为“夫妻关系”。贸易战发生之后,很多人根本不相信关系如此紧密的两个经济体会脱钩。从经验来看,这种紧密的关系并不是没有脱钩的可能性,但脱钩的过程注定是漫长且痛苦的。


所谓的贸易战,就是一些学者所说的把两国的经济互相依赖性“武器化”,用自己的经济优势去打击对方的弱处。不过,正如夫妻关系,即使双方因为种种原因被迫离异,但可能谁也不会死。中美两国在脱钩过程中,短时期内,双方都会受到很大的伤害,但伤害程度对双方是不同的,一方相对多一些,另一方相对少一些。美国总统特朗普现在就是这种思维,认为美国在贸易战中占尽优势,中国会受到最大程度的伤害。不过,这种思维本身是有问题的。如果具有这种思维,动不动就利用自己的优势去伤害对方,双方何以能确立互利互惠互信关系?如果这样,两国关系的淡化甚至分离不仅必然,也是应当的。


中美两国到底在争些什么?从现实主义来说,中美两国已经发展到谁也吃不了谁、谁也吃不下谁的程度。自中美两国开始交往以来,美国人对中国有两种截然不同、爱憎分明的态度,即要么是“朋友”,要么是“敌人”;也相应地发展出两种主要对华政策,一种是帮助中国,一种是围堵甚至打败中国。这两种态度和政策都是美国文化的反映,它们之间不仅不矛盾,反而是有机统一的。


美国是宗教文明,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去改变这个世界,希望这个世界发展成如同美国人所想象的那样。因此,当美国人认为中国是朝着美国所希望的方向发展的时候,他们就高兴,就乐意帮助中国;相反,一旦美国认为中国的发展不是其所希望的时候,他们就很不高兴,甚至恼羞成怒,要以中国为敌,围堵中国,打败中国。这两种态度和政策不仅仅反映在今天的中美关系上,近代以来都是这样,只不过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中国学习但非变成美国



问题在于,中美两国都具有文明性,代表着各自的文明。因此,自与美国接触以来,中国也发展出两种对美国的态度和政策,一是以美国为师,向美国学习;二是坚持自己的独立性,避免和抵制被美国“消化”。中国自近代开始因为落后而挨打,美国是西方最先进的国家,这决定了中国必须向美国学习。近代以来,中国没有一代精英不向往美国,也乐意虚心向美国学习。


不过,“学习”并不是说中国可以变成美国。即使五四运动前后出现了不小的主张完全“西化”的政治力量,但客观上说,这些力量完全没有成功的希望。原因很简单,中国是一个基于文明之上的国家,有其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逻辑。不过,尽管中国向美国学习,一旦美国感觉到中国这个学生“不听话”(即没有变成美国所希望的国家)时,美国就要惩罚这个学生了。这自然会导致中国强烈民族主义式的反应和抵制。


客观地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是向美国(等西方国家)学习的,并且学得很快,也学到很多,以至于中美两国的一些学者说,中国的发展是“西化”的功劳。但很显然,中国不仅并没有像美国所希望的那样“西化”,反而变得越来越中国。这也促成了美国对中国态度的转变,把中国视为美国的“对立”和敌人。


现实地说,诚如邓小平所说过的,美国帮助中国会使得中国的发展快一点,但即使没有美国的帮助,中国也会得到发展。新加坡的李光耀也说过类似的话,意思是美国围堵不了中国,美国围堵中国会拖慢中国的一些现代化,但阻止不了中国的崛起。不管如何,发展到今天,美国已经没有完全围堵和遏制中国发展的能力,中国也已经不再是一个可以被轻易围堵的大国。


因此,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中美两国不得不“和平共存”,要么是“朋友”间的热和平,要么是“敌人”间的冷和平。即使是“朋友”,中美两国也不会“一体化”,因为两者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文明。文明可以互鉴,但不可以互相取代。再者,中国不是日本,中国不可能像日本那样被美国整合进其安全体系。日本被美国整合是具有特殊力量条件的,即日本被打败。美国不可能把中国打败,无论是以热战还是冷战的形式。就热战来说,两国都是核武大国,热战控制不好就会互相毁灭。如果是冷战,最糟糕的就是形成当年美苏之间的“冷和平”。即使演变成美苏式冷战,只要中国不步苏联的后尘,就是说不自我击败,美国也很难打败中国。


回到今天中美关系的现实面,双方似乎越来越对立,情绪越来越高涨。不过,如果撇开双方几乎高度情绪化到声嘶力竭的话语,回到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互动,人们或许不会对中美关系的未来感到如此的悲观。就内部发展来说,无论是特朗普的“使美国更加伟大”还是中国的“中华民族复兴”,至少在意图层面,它们的目标是一样的,用中国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要让老百姓过上(更)好日子。同时,作为两个最大的国家,双方对区域或国际秩序都负有一定的责任。两国的竞争是必然的,但竞争有良性和恶性之分,良性的竞争是需要的,是通往合作的基础,是互惠的;恶性的竞争则会导致两败俱伤。


就经济竞争来说,美国早期也经历了重商主义阶段,强大之后走向世界,成为世界领袖。今天的中国也差不多已经走过这个阶段,有需要和能力变得更加开放。很容易理解,这些年来,当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在西方盛行的时候,中国一直在坚持全球化、更广和更深的开放。再者,中国也通过“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银行等机制建设走向世界,承担国际责任。尽管美国因为外部的过度扩张和内部问题,现在要往回走一点,注重内部事务,但相信美国也不会完全关上大门。实际上,只要美国仍然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一个完全封闭的美国是难以想象的,因为资本的逻辑便是开放。由此看来,尽管中美两个经济体有可能成为两个相对独立的体系,但完全脱钩是很难想象的。


就各自内部发展来说,中美两国也各具优势。美国的技术确实较中国的先进,但中国的技术发展也已经积累到一个较快发展的阶段,并且在一些领域已经和美国持平,甚至超越。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消费市场并不比美国的小。尽管美国中产阶级的比率较中国高,但中国中产的绝对规模已经赶上美国,并且很快会超过美国。市场规模是中美两国各自经济力量的象征。在开放状态下,这两个市场谁也缺不了谁,合作便是互利,冲突便是互损。



西方担心中国体制的潜在吸引力



就经济体制来说,美国是典型的自由资本主义,过去曾经创造辉煌,但在进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以来,在知识经济时代,这一经济制度也给美国制造了不小的代价,包括中产阶级缩小、财富高度集中、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公、社会越来越分化等等。如果美国过度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体制不能得到改革和调整,更深刻的危机将不可避免。今天美国政府所采纳的“贸易战”方法,肯定解决不了如此深刻的内部问题。


中国已经形成自己的经济模式,即混合经济模式。西方把中国称为“国家资本主义”,但这显然并不符合事实。根据中国自己的说法,民营企业代表着中国的“五、六、七、八、九”,即民营企业贡献了全国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GDP)、70%以上的创新、80%以上的城镇就业和90%以上的企业数量。这个模式的一些部门(主要是国有企业)尽管经济效率不如美国,但也具有自身的优势。国有企业负责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避免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周期性危机、应付各种经济危机、平准市场、提供公共服务等,而其他类型的企业则如美国企业那样充满创新能力。中国称自己的经济体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调的是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均衡。尽管这个模式仍然具有巨大的改革和改进空间,但其优势和生命力不可忽视。


在政治上也如此。近代以来到今天,很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向往西方式民主政治和宪政,但遭到政治人物的拒绝。当然,中国拒绝西方形式的民主并不是为了拒绝而拒绝,而是因为西方体制很难在中国生存和发展。近代的诸多西方式政治实践的失败,使得政治精英不得不选择自己的模式。西方模式不可行,后来苏联的模式也不可行,最后回归到基于中国自身文明之上的模式。1949年之后,经过70年的实践、改革和调整,发展出内部三权分工合作的机制,即决策权、执行权和监察权。传统上,三权体制从汉朝到清朝存在了2000多年。现在的三权体制并不是简单地回归传统,而是在传统之上的创新。


就政治过程来说,尽管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即西方所说的一党制,但这个党是开放的,向所有社会群体开放。究其精神,它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而更类似于传统“士大夫”阶层,即统治精英集团。更为重要的是,这个统治精英集团并非如西方那样由一些政治家族(即传统上的贵族)组成,而是向整个社会开放,所以是开放的一党制。开放的一党制一方面避免中国演变成西方类型的政党,另一方面和整个社会关联起来。因此,在中国,很难出现像西方那样的“国家—社会”二分法,而体现为国家—社会的一体化。或者说,从国家到社会或者从社会到国家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而不是两个对立的制度实体。


从这个角度来说,尽管中国还是会面对来自国内和国外的压力,但基本政治体制构架不会变,所能做的,也应当做的不是革命,而是不断改革和完善这个体制。这个体制能够与时俱进,人们也不能低估这个体制的生存和发展能力。


在国际层面,尽管中国不会输出这个体制,但这个体制可能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具有参照作用。西方担忧中国的政治体制并不是因为中国体制会取代西方体制,而是因为中国体制对其他国家的潜在吸引力。西方本来对自己的体制具有无限的信心,但近年来民粹主义崛起所造成的治理危机,甚至宪政危机(尤其是在英美两国),使得西方对自己的体制变得不是那么有信心。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对中国政治体制可能的外在影响力更感恐惧。


由此看来,中美之间的良性竞争不仅不可避免,也是为世界所需。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最近表示,中美两国是在技术、政治经验和历史方面最有能力影响世界进步与和平的国家,所以希望中美两国能够以合作方式来解决问题。这话说得很到位。的确,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国家,中美对世界和平与进步负有共同的责任。



本文作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

文章原载于《联合早报》2019年9月24日,经作者授权发布。

编辑:IPP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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