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age
作者

孟羽:诺贝尔奖应更加关注生态问题

10. 14, 2019  |     |  0 comments


诺贝尔奖或许可以更多关注人类活动与自然生态环境相关的贡献(图源:网络)


每年的十月是全球科学和文学领域最高荣誉——诺贝尔奖的颁奖季。今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文学奖、和平奖与经济学奖也(将)依次在10月7—14日期间公布。


从奖项设置来看,诺贝尔奖并没有设立单独奖项表彰在生态环境研究或保护方面的杰出成就,即使在资源日益匮乏、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也没有改变。这份“顽固”也引来了一些质疑和批评,批评者指出诺贝尔奖传统的学科划分将后来兴起的生态学和地球气象学等研究解决人类生存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重要学科拒之门外,不能全面反映当今社会和科学界需要关注的重大问题。


2009年,包括2001年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得主蒂姆亨特(Tim Hunt)及牛津、哈佛、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在内的十名科学家联名在《新科学家》杂志网站上发布了一封公开信[1] ,请求诺贝尔奖委员会对奖项设置进行两项“改革”:一是增设更加注重应用而非基础科学的“全球环境与公共卫生奖”(the Prize for Global Environment and Public Health),环境方面表彰促进可持续发展、减缓气候变化或降低生物多样性损失的杰出个人或组织,公共卫生方面则表彰在消灭重大疾病和促进公共健康领域做出重大贡献的个人或组织;二是扩展现有的“生理或医学奖”或增设相关奖项,以更加全面地覆盖生物学和行为科学。


最终,诺奖委员会没有接纳他们的建议,因其认为现有奖项足以覆盖当今的科技文明发展。其实,诺贝尔奖并非不关注生态环境与保护方面的科学研究,笔者查阅了历届诺奖榜单,在1901—2018年期间所颁发的590个奖项935名个人和团体里面,就有8名个人及1个团体因为在生态环境方面的贡献而获奖,但是数量很少,且大部分集中在本世纪。这些获奖者在生态环境研究与保护方面的贡献十分卓越,值得回顾了解。


1995年的诺贝尔化学奖颁给了3位化学家,保罗·克鲁岑(Paul J. Crutzen),何塞·马里奥·莫利纳-帕斯奎尔·恩里克斯(José Mario Molina-Pasquel Henríquez)和弗兰克·舍伍德·罗兰(Frank Sherwood Rowland),表彰他们“对大气化学的研究,特别是有关臭氧分解的研究”。克鲁岑是荷兰大气化学家,其主要贡献是证明了氮的氧化物会加速平流层中臭氧的分解。莫利纳生于墨西哥,他揭示了氯氟碳化合物(Chlorofluorocarbons,简称CFCs)破坏地球臭氧层的机制,也是发现南极臭氧洞的主要人物之一。


罗兰是美国化学家,其研究主要涉及大气化学和化学反应动力学,而其中最著名的是和莫利纳合作揭示CFCs对于臭氧层的破坏作用。罗兰和莫利纳1974年发表在《自然》杂志上有关CFCs对于地球臭氧层的破坏作用的文章引起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高度关注并启动了相关调查,调查结果促使美国从1978年开始禁止生产添加任何CFCs(包括氟利昂)的喷雾气罐。此后,减少使用CFCs的行动扩散到全球,包括1987年26个联合国成员国签署《蒙特利尔协定书》,极大促进了臭氧层的保护与愈合。


臭氧层被誉为地球上生物生存繁衍的保护伞(图源:网络)


2004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是肯尼亚环保主义者旺加里·马塔伊(Wangari Muta Maathai),奖励她在改善环境和增强妇女能力方面的卓绝努力。马塔伊先后在肯尼亚和美国接受高等教育,并于1971年获得内罗毕大学博士学位,成为非洲东部和中部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女性。1977年,她成为内罗毕大学兽医解剖学助理教授的同年发起创办“绿带运动”(Green Belt Movement)。


旺加里·马塔伊(Wangari Muta Maathai)(图源:百度百科)


“绿带运动”是一个以种树为突破口来减少森林砍伐、保护自然资源、增加经济收入和赋权女性的草根组织。迄今,“绿带运动”已经带领种植了超过5千万棵树,并对3万多妇女进行了森林保护、食物处理和蜜蜂养殖方面的培训,帮助她们在保护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同时增加经济收入。2002年,马塔伊当选肯尼亚国会议员,并被任命为环境和自然资源助理部长。2009年,她被任命为联合国和平使者。联合国环境署也根据马塔伊的经验在2006年发起了“十亿棵树运动”(the Billion Tree Campaign),截至2016年该运动已促成全球植树142亿棵,并且在2017年更名为“万亿棵树运动”(the Trillion Tree Campaign)。


2007的诺贝尔和平奖由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Albert Arnold Gore Jr.)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分享,表彰他们在创建和传播气候变化知识方面的努力以及在寻求气候变化因应措施方面的贡献。戈尔是积极而坚定的环保主义者,他在1992年出版了《濒危的地球》一书,探讨各种环境议题;在担任美国副总统期间(1993—2001年),克服极大阻力推动克林顿签署了《京都议定书》[2];2000年总统选举失败,2001年退出政界开始在世界范围内积极推进环保议程。2006年戈尔参与制作和演出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以美国前副总统的视角从政治、经济等层面揭示了气候变化全球变暖的现实,在全球范围内产生极大影响。


《难以忽视的真相》海报(图源:百度百科)


IPCC是一个附属于联合国的跨政府组织,由世界气象组织与联合国环境署合作成立于1988年,主要工作是发表与执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有关的专题报告[3]。这些基于一百多个国家数千名科学家和政府官员努力的报告,为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和采取环保措施方面提供了确凿的依据,也极大提升了人们对于人类活动与全球变暖之间关系的认知。


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由美国“摇滚诗人”鲍勃·迪伦(Bob Dylan)摘取。早在1996年和2006年,跨越了音乐、诗歌、绘画等众多艺术领域的迪伦就两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当时诺奖评委会对鲍勃·迪伦的评价是:“他把诗歌的形式以及关注社会问题的思想融入到音乐当中,他的歌充满激情地表达了对民权、世界和平、环境保护以及其他严重的全球问题的关注。”《暴雨将至》是迪伦的代表作之一,写于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发生之前,歌词充满象征、隐喻和冲击力,让人联想到人类的毁灭性灾难。这首歌被2009年联合国哥本哈根气象大会选为非官方主题曲。


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两位获奖人之一就是以研究气候变化经济学闻名的美国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GDP是主流经济学用来评估一个国家经济社会进步程度的常用指标,但从衡量人民福祉的角度来看,这个指标存在众多缺陷。而在各种可能替代指标中,1972年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诺德豪斯提出的“净经济福利指标”(Net Economic Welfare)最具影响力。与传统GDP核算逻辑不同,“净经济福利指标”将经济活动的“外部性”(spillover effects)纳入核算:对环境和资源产生破坏是负的外部性,需要将破坏引起的社会成本进行量化,并从GDP中扣除;而传统上没有受到重视的家政活动、社会义务等,即使无人为之付费,也产生了社会和经济收益,同样应该将它们的效益量化并计入GDP。他们提出的这个新指标强调了经济活动引发的环境资源代价,可以说是“绿色GDP”概念的先驱。


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两位获奖人(图源:网络 


此外,诺德豪斯还先后建立了“区域气候和经济综合模型”(RICE)和“气候和经济动态综合模型”(DICE),并利用这两个模型详细分析了碳排放对于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的影响。他的研究为碳减排的经济和环境政策提供了实证依据,同时他主张通过建立全球碳税机制来实现碳减排。


同年的化学奖授予了三名化学家,其中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弗朗西斯·阿诺德(Frances Arnold)以其“酶定向演化”的研究成就获得半奖,成为历史上第5位诺贝尔化学奖的女性得主。酶是具有催化作用的蛋白质或核糖核酸RNA,广泛存在于生物的各种细胞中,具有强效的催化作用,可以说所有生命过程中的化学反应都是在酶的催化作用下完成的。大多数酶催化的反应在常温、常压、酸碱度接近中性的环境中就能顺利完成,而且通过一定措施,酶在脱离生命机体之后也可以保持催化活性。正是这些特性使得酶成为性能优良的实验室和工业生产催化剂,而阿诺德就是酶催化制剂研究的先驱之一。她领导的研究团队通过定向演化,获得一系列能够提高催化合成效率、降低能耗、减少工业过程副产物、具有环境友好性的酶,广泛应用于制药行业和生物燃料等领域;而她探索出来并不断改良的定向演化制备酶的方法,也为催化剂的开发提供了新的方向和基础。


2018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奖人(图源:百度百科 )


由此可见,诺奖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并非完全缺失,而通过诺贝尔奖的肯定和传播,这些获奖者和他们努力的成果也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这类贡献在诺贝尔榜单中数量少,一方面源于诺奖的评定机制,一方面也反映了政府对于包括科研在内的各种活动的支持偏好。


诺贝尔奖的推荐和评选标准是候选人的成就和名望,这就意味着奖项评判的滞后性。随着学科和专业的分类越来越细,从事各类工作的专业人员越来越多,许多研究发现或突破性工作很难在刚实现的时候就被了解认可,基于诺奖相当高的验证标准,通常需要数年至数十年才能获得广泛的同业认可而获奖。而生态环境危机,尤其是气候变化,是直到最近才被大多数人接受的事实,相应的工作(尤其是有深度的工作)也是不久前才逐渐展开,其价值和影响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充分评估。再者,由于专业不断细分,特别是在科学领域,产生重大影响的成果也通常是基础性和理论性研究,具有广阔的应用范围;而应对生态环境危机需要大量跨学科的应用研究,既不是某种基础理论的简单使用,也不是多种基础理论的简单叠加,很难确定到底哪个部分(某个理论或是复杂的应用过程本身)贡献最大,导致应对相关问题的项目和活动会从整体上被考虑。


另一方面,即使气候变化与生态恶化的现实越来越被大众接受,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对大多数国家政府(也包括经济发达国家政府)而言仍然是互为矛盾的发展目标,因此,我们更常看到的是政府削减对相关研究和活动的经费与智力支持,而不是相反。从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大幅减缩对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和环境保护署(EPA)的科研经费,以及近期亚马逊发生的森林大火,瑞典女孩格蕾塔(Greta Thunberg)被批评为“激进环保主义者”和被环保利益集团利用就可见一斑。


格蕾塔怒视特朗普(图源:网络)


然而,已有证据警示全球生态环境正在加速加剧恶化。9月25日IPCC发布的最新全球气候研究报告《气候变化中的海洋和冰冻圈特别报告》,不但揭示了本世纪以来海平面加速上升的严峻情况,并推演出碳排放得不到控制情况下海平面上升0.6—1米、最高达2米的可能。如此严峻的形势亟需各国政府积极协作,搜集全面准确的数据与信息,为行动方案的制定提供坚实基础。而作为全球威望最高、影响力最广、对各国政府的规划与行动也有一定风向标作用的大奖,诺贝尔奖或许可以更多关注具有“关系”(人类活动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关系)视角的工作和贡献,为增强政府与个体对未来发展趋势的认知和判断提供可靠线索。


文中注释:

[1]参看https://www.newscientist.com/article/dn17863-open-letter-to-the-nobel-prize-committee/

[2]1997年,IPCC协助其成员国在日本京都草拟了《京都议定书》,目标是“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稳定在一个适当的水平,以保证生态系统的平滑适应、事务的安全生产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克林顿虽然曾经签字,但并未将

其提交参议院批准而具有实际法律约束力,而在2001年小布什(George W. Bush)当选总统后宣布退出该协议。

[3]IPCC已分别在1990、1995、2001、2007、2013年发布了5份正式的《气候变迁评估报告》,最新一份报告《气候变化中的海洋和冰冻圈特别报告》于今年9月25日发布。


★ 本文系IPP独家稿件,作者:孟羽,博士、新加坡亚太水规划协会研究员。

编辑:IPP传播

发表评论

您的电子邮件地址将不会被发表。必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