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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煜彤:互联网假新闻治理的欧美经验

10. 25, 2019  |     |  0 comments


假新闻作为一种现象和话语权的“爆红”,发生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和英国脱欧公投这两大事件之后。假新闻受关注度之高、各界参与之广、影响之深远都是新闻研究史上所鲜见的。(图源:网络)



假新闻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



假新闻并非互联网时代特色,可以追溯到人类久远的历史,然而,长期以来它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名词而非概念存在。从19世纪的“黄色新闻”(yellow journalism)浪潮到20世纪80 年代末诞生的“洋葱新闻”(onionnews)“恶搞”风潮,假新闻的梦魇从未曾停息。[1] 21世纪以来,随着社交媒体时代的到来,人类史上信息传播的模式前所未有地被打破,媒介舆论逐渐成为假新闻滋生的温床与散布谣言的便利工具。然而,假新闻作为一种现象和话语权的“爆红”,却发生在近年,准确地说,是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和英国脱欧公投这两大事件之后。假新闻受关注度之高、各界参与之广、影响之深远都是新闻研究史上所鲜见的。2016年《牛津词典》将“后真相”(post-truth)定为“年度单词”;事实核查网站PolitiFact把2016年称作“撒谎年”。


假新闻泛滥成灾,已成为全球公害,其中,在网络技术与应用最发达的欧美国家危害尤甚。欧洲国家马其顿的“假新闻村”在美国大选期间,当地年轻人创建起超过140个网站来传播假新闻,他们发现产生流量最好的方法是在Facebook上发布哗众取宠并且迎合竞选人支持者观点的假新闻。围绕着假新闻的生产形成了一条全球“黑色”产业链,生产和制作假新闻的个人和网站可以从中牟利,其中一名青年半年内赚了至少6万美元,而该镇居民年平均收入仅有4800美元。此外,据Buzzfeed新闻网站对假新闻的分析显示,在美国大选的最后三个月里,Facebook上的假新闻传播范围轻易碾压了来自《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主流媒体的大选相关新闻。



在亚洲,众多国家同样面临着网络假新闻的困扰。在2014年电信改革之后,缅甸人越过了拨号上网时代,迅速进入移动网络时代。对于许多缅甸人而言,Facebook就意味着互联网。缅甸媒体中的假新闻主要与渲染佛教和穆斯林的冲突有关,这些假新闻对缅甸的族群融合和社会稳定产生很大威胁。[2]


在假新闻渐成全球公害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反思并行动,强化措施打击假新闻,保障准确信息在社会上的传播。



欧美治理互联网假新闻的创新与实践



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正在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其快速便捷及影响范围广等特点成为宣传推广暴恐思想、发布虚假信息、散布网络谣言等聚合网络违法乱象的“集散地”,对社会稳定、公众利益造成极大困扰。对此,欧美各个国家、专业媒体、互联网公司、学术机构、非政府组织开始采取各种措施来打击假新闻。


(一)互联网公司:从消极应对到积极介入


解铃还需系铃人,平台媒体的崛起助推了“后真相时代”,而抗击假新闻,从平台入手则是必要之举。[3] 2016年美国大选结束后,面对各种质疑和指责,虽然Facebook、Twitter、Google都在反复强调自己只是互联网公司,不是媒体机构,以此来逃避编辑责任和广告法监管。但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作为社交平台运营主体的互联网公司纷纷承认需要改变现状,且在网站上接连推出打击假新闻的计划和项目,在假新闻共治体系中扮演了“领头羊”的角色。


首先,互联网公司与事实核查机构合作,采用人工智能与人工审核的协同机制,提高了网络信息鉴别的效率和准确率。2016年底,Facebook开始对真实性存疑的信息进行标注。如果用户对某条信息的真实性具有疑问,可以用“争议小红旗”(disputed flags)标注这则信息,一旦这条新闻被多名用户打上争议标记,第三方事实核查机构就会对该信息进行鉴别,判定为“疑似假新闻”后将对其进行警示标注。[4] 然而,“争议小红旗”明显的图标有时会加深用户印象,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因此,Facebook又推出“相关篇目”(related articles)这一功能,在含有假信息的文章旁显示与篇目主题相关的、经过事实核查的文章,帮助读者鉴别假新闻。根据Facebook公布的评估报告,这个新“工具”的使用有效减少了假新闻的点击量和分享次数。


此外,对于饱受诟病的算法推送机制,Facebook技术部门采取的重要举措是:通过修改信息流(News Feed)的算法,达到降低假新闻曝光率的目的。例如,Facebook面向信息发布者公布了三项基本原则:用户看重有意义、有信息量的内容;用户看重准确、真实的内容;用户看重安全、尊重的行为准则。基于这些基本原则,Facebook调整信息流的算法,对虚假信息和仇恨言论等内容进行排名降级,从而减少不符合原则的内容出现在用户信息流中的可能。


Google应对假新闻的举措之一是阻拦含有假新闻的网页出现在其AdSense广告网络中,并已在2016年第四季度移除了其AdSense广告网络中的200家出版商。Twitter则对于发布违规内容的账号予以屏蔽,暂停了一批与美国右翼极端组织有关的发表仇恨言论的“另类右翼”(alt-right) 账户。[5]


各大互联网科技公司的诸多行动表明,数字平台开始承担作为公共话语平台的、区分真伪信息的部分责任,并采取更多措施辨识和清除系统内的不实信息。正如路透研究所的年度媒体预测报告所说,领先的科技平台已经开始集中巨大资源来处理假新闻。



(二)大学和研究机构:为假新闻共治出谋划策


假信息的治理仅靠单打独斗很难见效,其他“利益攸关方”的参与和支持也非常重要。由大学和研究机构组成的学术共同体便是其中重要的一方,学者们紧扣行业痛点分析病理,为假新闻的共治出谋划策,充分发挥其“桥梁”和“枢纽”的功效。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索伦斯坦(Shorestein)媒体、政治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尼克·迈勒带领研究团队创建了“信息失序项目”(Information Disorder Project),该项目于 2018 年 5 月正式启动,并得到了奈特新闻基金会(Knight Foundation)等多个组织的赞助。该项目的目标是:研究虚假信息的传播扩散机制;培训国内外记者和事实核查员;建立“信息失序实验室”,帮助媒体和公众评估和应对互联网上的虚假信息等。[6] 并通过收集、分析社交平台上得到广泛传播的新闻条目,建立内容管理系统和相应的数据库。通过数据库,研究人员可以确定虚假信息的传播模式和趋势,并跟踪不同类型的内容之间的互动情况。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技术团队也在利用平台开发应用和功能来对抗假新闻。2016年,在普林斯顿大学为期三天的编程马拉松中,4名大学生开发出了一款基于Chrome 浏览器的扩展程序 FiB,可用于检验新闻内容、图片及其他链接的真实性,然后会提示“已验证”或“未验证”。《华盛顿邮报》展示了这个扩展程序的工作程序:它通过先进的网站检索技术找到消息链接、内容及图片,这些信息会被发送至通过API(应用程序编程接口)集调用的AI来识别真伪。


无论是解密虚假信息的传播机制,还是探索重塑媒体公信力的路径,在学界的理论引导以及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欧美社会在打击假新闻方面展现出了颇为活跃的生态,涌现出了众多项目。由大学和研究机构组成的学术共同体通过与专业媒体、互联网公司、公益机构和慈善基金会等多方力量的通力合作,为治理假新闻提供了理论支持和解决方案。


(三)政府部门:立法监管假新闻


近年来,为了打击社交媒体上日益猖獗的假新闻,一贯以“互联网自由”占据道德高地的西方国家在态度和行为上发生了根本转变,部分欧美国家已经立法,或考虑立法,积极应对。


1. 美国:重点防止外国干涉选举


社交媒体上的假新闻严重影响了美国的选举体系,已经到了不得不治理的地 步。为了保护美国的民主体制,两党联合提出了《反外国宣传与造谣法案》(Countering Foreign Propaganda andDisinformation Act),经奥巴马总统签署,法案在2016年底生效。法案提出,要在国务院建立信息分析和响应中心,领导和协调对外国政府的政治宣传和谣言的收集与分析,并且,将此项工作纳入国家战略的制定。该法案也将采取培训各地记者,协助非政府组织、智库与学者专家等方式,合作对抗假新闻。[7] 


此外,美国还提出《诚实广告法》(Honest Ads Act),规定美国的网络媒体必须与广播、电视媒体一样,刊登广告时必须透露广告赞助人的身份。同时,还必须透露广告商的联系信息、广告的播发时间及频率、受众群体,等等。法案旨在提高网上信息的透明度,防止外国干涉美国选举。[8]


2. 德国:全球首家立法打击社交媒体假新闻


德国在假新闻乃至于社交媒体的综合治理方面走在了各国的前列。自2018年1月1日起,德国正式实施针对社交平台的监管法案——《网络执行法》(Network Enforcement Act),成为第一个立法限制社交媒体不当言论的国家。从历史上看,德国一直在依法管理新媒体方面领先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早在1997年,德国就出台了世界上第一部以互联网为主要规制对象的《多媒体法》(德文简称为IUKDG)。面对2016年至今汹涌而来的互联网假新闻浪潮,德国国会迅速通过了《网络执行法》。该法案针对网络上的“仇恨、煽动性言论以及假新闻内容”,整合并修订了2015年以来德国司法部颁布的一系列相关法令,对在德国境内提供内容服务的社交平台提出了严格的监管要求。  


3. 英国:不排除立法在内的选项


面对假新闻层出不穷的现状,英国认为需要更好地应对挑战,维护国家利益。一个跨党派的委员会提出建议:改革数字时代的选举法,确立在线政治广告的明确规则;对社交网络征税以支付学校的数字扫盲计划;提高在线广告的透明度。2018年9月,英国政府表示,将考虑包括立法以及成立互联网监管机构,来打击假新闻。未来,英国政府有可能提出与德国采取相似做法的建议,比如,强制网站在特定时间段内删除非法仇恨言论,否则将面临处罚,等 等。[9]


(四)民间自组织:跨国“第三力量”的参与


以社交平台为焦点的假新闻“战役”中,以往作为“沉默大多数”的公众借助于新媒体的联结效应建立起了跨越国界的“第三力量”,通过整合各种资源,促进多方合作,自发形成了一批非营利性公益组织,他们在这场全球范围的假新闻“阻击战”中扮演了不容忽视的角色。


2015年6月,由谷歌新闻实验室资助,Storyful等9家机构成立了名为“初稿”(First Draft)的公益组织联盟,致力于验证网络信息,改进事实核查手段,为全球新闻采编部和新闻学院的课堂教学提供支持。[10] 2016年9月,“初稿”与全球近百家新闻机构,新闻学院和事实核查机构组成了“网上实践社区”,针对选举活动中的虚假信息治理展开研讨和培训,在当年美国大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初稿”还与 32 家高校、智库和研究机构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共同研发和升级鉴别虚假信息的软件工具包。这种多机构合作的方式,将技术和新闻专业知识结合起来,不同机构发挥其在发现可疑信息、事实核查、传播渠道各个环节的不同优势,这种联合大大提高了事实核查的核查效率、传播效果和准确性。


美国另一个民间自组织“新闻素养项目”(News Literacy Project,简称NLP)多年来致力于面向全球70多个国家的少年儿童设计和推广相关课程。[11] 2018年,他们推出了一个12课时的“如何识别社交平台上的假新闻”项目。在美国,已经有超过3300位中小学教师借助于线上和线下手段讲授这门课程。事实上,NLP早在2008年就开始推行媒介素养的相关课程,但直到2016年美国大选之后,他们的努力才引发了教育部门的积极响应。NLP的目标是让《新闻素养》成为美国乃至于世界各国中小学的必修课程。


在全球合力阻击假新闻的战役中,离不开许多诸如FirstDraft和NLP等“第三方”力量(非政府、非营利民间自组织)的支持。从目前的情况看,从培养专业的事实核查员到提升青少年的媒介素养和辨别假新闻的能力,“第三力量”的跨国参与将会把这场“假新闻阻击战”拓展为一场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人民战争”。



国外互联网假新闻治理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梳理欧美国家在社交媒体监管与治理上的经验,可以为我国当前治理假新闻工作带来以下三点启示。


(一)健全社交媒体监管法律体系,营造良好的行业氛围


立法是治理之本。近年来,我国相继出台了涉及网络安全和言论信息的法律法规,如2017年起实施的《网络安全法》《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2019年5月发布的《数据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等。但目前,我国并未出台有关社交媒体的专项法律,对于社交媒体平台的管制亟需制定实施细则,为司法裁判提供可操作的法律规则,如建立假新闻的查处和责罚制度,对在社交媒体上制造和传播虚假新闻者采用法律手段严惩等。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制定专业的监管制度,为我国的社交媒体发展营造良好的行业氛围。


(二)设计合乎国情的事实核查机制,建立专业的事实核查队伍


在西方,事实核查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在逻辑依据、实践模型等方面已趋于成熟。而中国的事实核查机制、方法和评估体系还处于引介和学习阶段,很难照搬西方的一套体系、一套标准去指导实践。2010年以来,我国部分传统媒体开始涉足事实核查领域,但内容大多以“网络辟谣”为主,效果不甚理想。因此,我国还需要从技术和管理两个方面加强对假新闻甄别与控制,完善假新闻发布主体和内容的识别模型,除了内部人员核查,还应积极借助媒体行业等“第三方力量”持续改进事实核查系统。


(三)提高社交媒体行业自律,提升国民媒介素养水平


社交媒体时代,网络用户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话语权,拥有了通过网络直接影响社会甚至国家形象的巨大能量;同时,网络也为传播低俗文化、虚假信息提供了空前的方便。因此,在治理假新闻的过程中,教育应当是关键的一环。媒介素养教育的主体应随着媒介变迁而泛化,不再仅仅是少数人的特权,应当被纳入国民教育的一部分。[12] 开设从小学到大学识别假新闻的媒体素养课程是从源头上遏制假新闻的一个关键环节。目前,尤其是在大学新闻学院,新闻查证和事实核查应该作为一门课程来训练学生。


文中注释:

[1]汝绪华. 国外假新闻研究:缘起、进展与评价[J]. 新闻与传播评论,2019(5):58-70.

[2]张建中. 治理假新闻:“后真相”时代欧洲国家的创新与实践[J]. 新闻界,2017(6):95-101.

[3]方师师. 另一种探索:以技术之力反击假新闻[J]. 青年记者,2017(18):20-21.

[4]史安斌,叶倩. 虚假信息的多方共治:美国的经验[J]. 青年记者,2019(10):77-80.

[5]李赛可. 作为时代症状的虚假新闻及其治理行动[J]. 传媒评论, 2017(2):47-50.

[6]方可成:欧美社会如何打击网络假新闻.[EB/OL].[2018-02-06]. https://new.qq.com/omn/20180206/20180206G04WPX.html.

[7] Countering Foreign Propaganda and Disinformation Act  of 2016 [EB/OL].(2018-09-16).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4th-congress/house-bill/5181/all-info.

[8] The Honest  Ads Act [EB/OL]. (2018-09-16). https://www.warner.senate.gov/public/index.cfm/the-honest-ads-act.

[9] Internet regulator considered for UK[EB/OL].(2018-09-20)[2018-09-20]. https://www.bbc.com/news/ technology-45590297.

[10]李希光,吴艳梅.“后真相”时代的事实核查新闻:发展与局限[J]. 全球传媒学刊,2018(2):52-75.

[11]史安斌,王沛楠. 假新闻阻击战:全球互联网共治的起点[J]. 青年记者,2018(7):85-87.

[12]杨保军. 认清假新闻的真面目[J]. 新闻记者, 2011(2):4-11.

★ 本文系IPP独家稿件。

作者:姬煜彤,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政策分析师。

编辑:IPP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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