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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辉煌

林辉煌:精神病人杀男童,谁的责任?

11. 17, 2019  |     |  0 comments


11月5日,长沙9岁男童被殴打致死,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9日,长沙雨花警方发布通报,提到犯罪嫌疑人2010年曾因患精神分裂症在河南省精神病医院治疗。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林辉煌博士在X市的公安部门长期蹲点调研过程中,曾遭遇到不少涉及精神病人的案例,因此,这一期林博士讲的是警察和精神病人的故事:到底有多少精神病人?为什么我们要惧怕他们?



11月5日,长沙。一个9岁男孩,出门邀同学一起上学时,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遭遇一名陌生男子的突然攻击。


据报道,事发前,嫌疑人冯某华已经拿着一把一尺余长的螺丝刀在电梯前的大厅里游荡。被袭后,男孩拼命往外面的小区道路上奔逃,摔了一跤,被冯某华追上。冯某华随即骑坐在男孩身上,用螺丝刀多次刺向男孩的身体和头部,并扼住孩子喉咙。当天,男孩经抢救无效死亡。目前,犯罪嫌疑人冯某华(男,30岁,河南滑县人)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案件正在审查侦办之中。


多名小区居民认为,冯某华疑似精神病人。长沙雨花警方今日通报,冯某华处于无业状态,2019年11月1日才随其父母入住该小区;据其父母反映,冯某华2010年曾因患精神分裂症在河南省精神病医院治疗。当然,嫌疑人是否为精神病人,还要等相应的鉴定结果才能最终确定。





1. 警察与精神病人



事实上,精神病人肇事已经成为基层警务活动中的突出问题。X市的某派出所民警告诉我,当前处理有关精神病人的各类案子,至少要占去民警三分之一的时间。这样的案子往往劳民伤财,却没有什么实际的成效。透过这些闯入基层治安的精神病人,我们可以更深刻地剖析整个社会控制的内在困境。

在精神病人的监管问题上,只有那些严重肇事肇祸的精神病人才引起国家的关注。然而在X市,即使是肇事肇祸等重性精神病人的排查管控工作也还存在很大漏洞,精神病患者杀人、放火、用石头击打路人等案件仍然时有发生。


为此X市公安局曾经要求,对乞讨流浪的精神病人,要协调卫生、民政等部门予以救助;对家庭贫困、无力持续用药的重性精神病人,要协调财政、卫生等部门解决基本用药问题;特别是对危险等级高、易肇事肇祸的精神病人,务必要提请党委、政府协调解决入院治疗问题,坚决避免精神病人因得不到治疗病情发作而肇事肇祸。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各部门对于精神病人的监控都非常松懈,最终的责任往往都推到公安部门头上。



民警高一鸣(化名)告诉我,有一回胡乡的一个精神病人,拿刀乱砍,在劝阻的过程中,民警的一个手指几乎被砍掉了。派出所把他送到精神病院,但是精神病院要钱,而当事人家里也没有钱。精神病院要求由派出所来出钱,因为是你派出所送过来的。
“这不是坑派出所吗!”高一鸣愤愤不平地说。后来派出所费了老大的劲与政法委、乡政府协调,由后者出了一部分钱才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事实上还有很多这样的重度精神病人处于失控漏管的状态。


即使是医院,也不愿意对精神病人的事情过多介入。这既涉及费用的问题,又涉及安全隐患的问题。


有一次,指挥中心给值班室派了警,说检察院对面有人需要救助。我跟过去了,发现是个女的,躺在地上乱动,她说自己的手“不当家”。120的车就在旁边,医护人员站在旁边,等着民警过来。原来事情的经过是这样:检察院的工作人员看见那个女的躺在地上,就分别给120和110打电话。
过了一会儿,女的站了起来,120就让她上民警的车。民警涂龙(化名)听了就来火,一扭头自己上了警车。“这明显的是个精神病,不拉到医院,拉到派出所干什么!”后来女的又恢复了一些,并没有要求救助,我们就上警车走了。


2. 到底有多少精神病人?



精神病人成为派出所工作中的重点问题,这是很有趣的现象。其中,医学意义上的精神病人因为自己对行为难以认知,涉及这类人的治安案件一般都不要求其负相关责任。然而在当前情况下,精神病作为一种符号却成为可以被利用的工具。精神病人的监护人甚至鼓动其挑起纠纷,引发治安调解,从而捞取不应得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类精神病人的纠纷就不仅仅是医学意义上的,更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精神病成为当事人与监护人开脱责任的法宝。


另外一类“精神病人”是被社会规范所赋予的,其悖缪的行为因为频繁给派出所制造麻烦而被视为“精神病人”。这类“精神病人”之所以不正常,是因为他不像其他人一样遵守社会秩序。虽然他在行为认知上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懂得利用各种行政体系的资源为自己获取好处;在必要的时候,甚至懂得变化各种策略来适应情势的变化。


警察经常将自己比喻为医生,天天就是为社会中的各种矛盾“坐诊”,尽量开出合适的药方来缓解“病症”。这种纠纷认知与新时期整体的矛盾哲学是一致的:社会矛盾和冲突被认为是一种社会变态的现象,是对社会有机体的侵害。现在的问题也许不仅仅是精神病人数量的增长,更在于针对精神病人纠纷的“药方”似乎已经失效,警察对于进入派出所的“不正常的人”并没有“医治”能力。
世界卫生组织预测,精神疾病可能成为仅次于心脏病、癌症之后全球人类的第三大疾病。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最近几年开展了“中国精神障碍疾病负担及卫生服务利用的研究”大型项目调研,该调查采用多水平质量控制方法和多级抽样设计,调查地区为中国(除香港、澳门、台湾地区)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多级抽样调查户共38593户,最终完成了调查的实际样本量为32552个。


上述调查显示,我国任何一种精神障碍(不含老年期痴呆)12月患病率为9.32%。其中,焦虑障碍患病率最高,为4.98%;心境障碍其次,患病率为4.06%;酒精药物使用障碍第三,患病率为1.94%;间歇爆发性障碍第四,患病率为1.23%;精神分裂症及其它精神病性障碍终生患病率为0.61%。


而根据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教授王高华的说法,我国精神障碍患病总人数已经超过一亿(这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在2009年公布的数据)。其中,重精神病1600万,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率接近人口总数的1%。然而,根据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第十五届年会上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我国登记在册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只有599.4万例(在2014年底,这一数字为429.7万)。是因为很多严重精神病人没有登记在册吗?



影视上的精神病人形象(图为电影《大腕》剧照)



3. 为什么你会惧怕精神病人?



除了精神疾病患病率的增长,我们还面临着精神疾病的民众知晓率低、精神疾病负担重、精神障碍治愈率低、精神卫生医疗资源整体缺乏、精神卫生领域人才数量短缺等问题,这些都是我们国家在精神卫生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发布了一份名为《亚太地区精神卫生综合评价指数》(Asia-Pacific Mental Health Integration Index)的报告。报告显示,中国的精神卫生综合评价指数为45.5,在亚太15个地区中排名第九,远远落后于得分最高的新西兰(94.7)。尤其是在治疗可及性(27.4)和就业机会(38.9)两项上,中国的情况不容乐观。许多民众对于什么是精神疾病了解很少,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大家一般只是把这样的人视为“怪人”或“傻子”,家人也不会及时将其送到医院寻求救治。甚至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普通居民对于精神疾病的知晓度也没想象中的高。


前阵子我在广州的一个小区进行入户调研,有一个案例很典型。一位中年妇女,她女儿上小学的时候就有一些行为异常的表现,一开始也不懂得送到医院检查,而是请了各种风水先生来家里施行“法术”。这显然没有什么效果,最后才把女儿送到医院,检查发现是精神分裂症。而这位妇女长期以来自己也觉得很不舒服,跟家人关系都很糟糕。在照顾患病女儿多年之后,她才被检查出同样患有精神分裂症。


一方面,民众对精神疾病的知晓度不高,另一方面,一旦发现身边有精神病人,又非常紧张和排斥。实际上,这些都是因为对精神疾病缺乏了解。2010年WHO和世界银行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疾病负担研究显示,神经精神障碍的疾病负担占疾病总负担的10.4%,而精神障碍占总负担的7.4%,神经精神问题已成为全球疾病负担的一个突出问题。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教授、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马弘称,她所在机构的未发表研究发现,在拥有两名精神疾病患者的家庭中,93%的家庭会陷入穷困;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平均寿命比全国人口平均期望寿命低约20年。《亚太地区精神卫生综合评价指数》也指出,在亚太地区,精神疾病是伤残所致生命年损失(years lost due to disability/YLD)的第二大因素。


治愈率低,是另外一个关键问题。北大六院的精神卫生调查(2016)显示,我国心境障碍患者的求治率仅有9.51%,求治者治疗比例仅有七成,并且患者获得的这些治疗往往并不充分。精神分裂症患者50%以上也没有得到有效而规范的治疗。《亚太地区精神卫生综合评价指数》显示,在中国,约92%的精神疾病患者从未接受过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