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age
作者 郑永年

郑永年:思想的终结

11. 24, 2019  |     |  0 comments


今天这个时代本来是一个最需要思想的时代,但这个时代俨然已经成为一个知识贫瘠的时代,人们很难找到希望看到的思想。(图源:网络)


今天这个时代本来是一个最需要思想的时代。人类现在面临各种巨大而严峻的危机,包括气候环境、技术(无论是技术进步还是技术滥用对人类的影响)、生育方式和人口的变迁(无论是一些社会的人口急剧减少还是另一些社会的人口急剧增长)、全球化和社会的急剧分化、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激进宗教思潮与恐怖主义、社会抗议与无政府等等。


但整个人类社会都没有对诸如此类的危机做好准备。更为可悲的是,人们并没有对这些已经发生或者眼前的危机有过严肃的思考。新的思想好像已经是久违了。实际上,这个时代俨然已经成为一个知识贫瘠的时代,人们很难找到希望看到的思想。


1960年,自许为经济上的社会主义者、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的美国学者贝尔(Daniel Bell),出版了一本题为《意识形态的终结:五十年代政治思想的枯竭》(The End of Ideology: On the Exhaustion of Political Ideas in the Fifties)的论文集。在这本书中,贝尔认为源自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旧的、宏大的人文主义意识形态已经枯竭了,而新的、更为狭隘的意识形态即将到来。他相信,在理性的人们中间,意识形态已经失去了相关性,政治(政体)的变化取决于对现存制度逐渐的、技术型的调整。



思想者消失和思想衰落



不同形式的“终结论”在西方学者中不断产生,但大多预测都以失败告终。然而,贝尔所预测的“意识形态终结论”至少符合到现在为止的思想现状。也就是说,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还没有出现类似60年代以前那样令人鼓舞的思想了。贝尔对政体未来的预测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之后有苏东体制的解体与转型。如果考虑到知识界没有预期到所有这些变化,人们对思想界就会更为悲观,因为这种失败本身就是思想衰落的结果。


无论在意识形态领域还是在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60年代是一个思想者辈出的时代。但令人惊讶的是,在60年代之后,思想者就消失了,再也没有出现过如同60年代或者之前那样的思想了。


70年代西方发生经济危机,之前的凯恩斯主义基本上被终结,80年代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崛起。但新自由主义与其说是思想,倒不如说是行动方案,是资本借助全球化,脱离主权国家的政治和社会控制的行动方案。这种情况到现在仍然如此。


90年代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解体没有出现深刻的思想。无论是西方还是苏东本身,对如此重大的变化只做了狭义的意识形态的解释,即把之简单地视为共产主义的失败。西方急着宣布了“历史的终结”,认为这是西方民主的最终胜利,并进而认为西方式民主是人类最好的和最终的政治体制。


但从之后苏东很多国家的转型与变化来说,事情远非那么简单。在那里的很多国家,不仅没有出现西方式民主,反而出现了政治倒退,新形式的权威主义崛起。苏东解体也导致了东欧等地民族主义的崛起、原先民族国家的解体,新国家随之产生。但对这些,人们也仅仅局限在民族主义的解释。


1997年至1998年在亚洲发生的金融危机,不仅没有触动亚洲本身或者西方的任何有意义的思考,反而演变成为东西方意识形态之争。在西方看来,亚洲金融危机只是证明了所谓的亚洲模式的终结和西方模式的胜利。
然而,十年之后,2008年西方也发生了更大规模和更为深刻的经济危机。但即使是这样的危机,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促成新思想的产生,人们在大量的出版物中所看到的,只是在原有的意识形态构架之内的“无病呻呤”、修修补补。尽管一些实践者(金融银行家、企业家、政治人物)等对新的时代有所“悟”,但并没有体现在理论思想层面。



思想的制度化



为什么会产生“思想终结”的情况?一句话,思想者被建制化,思想被制度化。


思想的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这一概念,也见于贝尔1960年出版的文集里面。从今天的角度来说,这一概念的内容非常丰富。人们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讨论思想制度化对思想禁锢的作用。


首先是意识形态本身的制度化。思想和意识形态互为关联,也有互相促进的作用。思想是意识形态的基础,没有思想,就不会有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一旦一种意识形态形成了,就会演变成思想的“范式”,推动各方面的思考。在美苏冷战时期,两个阵营之间有意识形态之争,但也很有思想。尤其在西方,一大批自由主义思想家就是思考和反思苏联体制的产物。


不过,60年代之后为什么同样具有意识形态但没有出现思想呢?这和意识形态的高度体制化有关,人们一方面倾向于把所有的事物都纳入意识形态之争,另一方面把意识形态视为判断事物的标准,并且坚守自身的意识形态而指责对方。意识形态一旦和西方学术界盛行的“两分法”和“理想类型”相结合,便可有效阻碍人们的思维。
无论是“两分法”还是“理想类型”,作为方法论都有助于人们通过比较而深入思考。但如果“两分法”或者“理想类型”仅仅是分类事物的工具,就会阻碍思考和思想。很显然,数十年来,思想界所做的大多是分类,例如把自己置于A类,把他者置于B类,以A来判断或者衡量B;反之亦然。


其次,制度化表现在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要么是高度依附,要不就是反权力。今天,就思想和权力来说,只表现出这两种形式。物质世界的两极化(例如富人与穷人、有财产者和无产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导致了思想的两极化、行动的两极化,即建制与反建制。双方只有立场,没有价值观,尽管双方都会用立场来掩盖价值观的缺失。


往往,建制派高扬的是稳定与秩序,反建制则高扬民主与自由。不过,双方真的在追求各自所高扬的价值吗?从实际效果来说,不仅没有,更有可能是走向了反面。就是说,追求稳定与秩序最终导向了混乱与无政府,而追求民主与自由最终导向了变相的专制主义和不自由。


就和权力关系而言,西方很多知识分子都可以保持距离以展示自己的“独立”。尽管西方知识分子可以对掌权者保持距离,甚至持批评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其能够与权力保持距离。事实上,可能刚好相反,西方的知识分子和权力是一体的。这些年来,在国际社会,西方知识分子和权力者一体化,把在全世界推行西方体制作为自己的使命


如果没有知识的支撑,西方掌权者至少在合理化自己的对外行为方面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同时,在帮助掌权者推广西方体制的同时,西方知识分子完全忘记了批评和反思西方体制的任务。或者说,在马克思之后已经没有了马克思。当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之后,西方如此盛行,表明西方知识界对此的高度认同,认为西方体制是最好的了。


即使发展到了今天那样的由党派之争所造成的乱局,人们除了指责一些政治人物之外,仍然没有对体制本身的反思。这种思维甚至影响到反建制派。反建制派尽管不满掌权者,甚至不满现行体制,但同样提不出任何替代途径。


结果,这种简单的建制与反建制阻碍了思考,大家都是行动导向的,但行动缺失方向,缺失价值观。更有意思的是,一旦当反建制者变成了建制派,或者说那些“局外人”入局之后,仍然没有价值和方向可言。
近代以来,从来就没有像今天那样,历史的发展失去了方向。全世界各个地方都在发生不同类型的抗议和冲突,甚至战争,但人们不知道为什么而抗议,而冲突,而战争。在越来越多的社会,建制派或者掌权精英完全没有讨论的余地,固守着自己的利益,而抗议者所秉持的理想要么是乌托邦,要么是简单的民粹和愤怒。在一个全球化和社交媒体时代,和平的转型和发展似乎越来越难了。



知识与资本的关系



第三,制度化也表现在知识与资本的关系。在这一层面,也同样表现为一方的对资本的依附,另一方的反资本。知识对资本的依附正如其对权力的依附,不过在西方对资本的依附要比对权力的依附严重得多,也更为隐蔽。在传统西方话语中,资本本身就被视为对政治权力的一种有效制衡,知识分子和资本站在一起,就可以公开宣称自己的“独立价值”。


同时,资本对思想的控制也更为隐蔽、更为巧妙、更为“人性化”。在西方,资本和知识的关系远远甚于政府和知识的关系,资本通过诸如基金、捐款、项目支持、“独立”研究机构和智库等等途径,和知识确立了最直接的关系,在很多场合,都是直接控制了知识生产的各个过程,包括什么知识可以生产、什么知识不可以生产、生产多少知识等。


因此,资本主义不仅控制物质生产,而且也控制精神生产。这一点早已经为意大利新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所揭示,只不过是在当代随着资本控制的财富规模的越来越巨大,资本对知识的控制越来越甚,越来越赤裸裸。


如果人们把依附资本的知识分子称之为“右派”,西方也存在一个反抗资本的“左派”。但即使是“左派”,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也并无多少建树。他们中的一些人沦落为“抵抗派”,为了抵抗而抵抗;另一些人转向政府,希望以政治力量抵抗资本;还有些人诉诸于毫无现实可行的乌托邦激进主义。一句话,60年代以来的左派已经失去了目的性,没有出现任何有建设性的思想。


第四,知识生产“工厂”的制度化。知识生产“工厂”主要由大学、研究机构和其他具有相同功能的机构组成。这里的制度化更是显见。首先是知识界本身的“政治上正确”。“政治上正确”的产生早期是为了“公共利益”,但后来范围越来越广,几乎包括所有不能“得罪”的东西,包括上述意识形态、权力和资本。


其次是高度官僚化的学术评审制度。今天的学术评审制度实际上和学术本身并无多少关系。人们可说,所谓的学术评审制度是资本或者政府为了控制学术而引入的一种竞争制度,因为知识工厂需要通过评审的结果来得到资金或者其他方面的支持。是否学术或者学术的优劣是评审者说了算?而评审者又是代表谁的利益呢?人们戏称,如果马克思那样的思想家今天还活着,他们是评不上教授的。


再次,在这样的制度化压力面前,知识分子本身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即从从前的思想生产者演变成为专业学者,所做的就是遵循学术八股,把时间消费在各种“琐碎”里面。人人都在写文章,但不知道为什么而写。


在层层制度化压力面前,知识生产者越来越具有工具性,而失去了知识人本来所应当具有的人性。如此,人们只有自私,没有自我。自私到了极端,利益短视,目光短浅,失去了知识人应当具有的想象力。当知识生产者依附意识形态、资本、政府或者其他的时候,他们就都是被圈养的人。一旦成为被圈养者,思想的终结就变得不可避免了。



本文作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

文章原载于《联合早报》2019年11月19日,经作者授权发布。

编辑:IPP传播


发表评论

您的电子邮件地址将不会被发表。必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