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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之下的欧洲危机

05. 16, 2016  |     |  0 comments


一、英国选举折射出来的欧洲危机
      不久之前,英国举行了一场令世人瞩目的大选。这场选举中现任首相卡梅伦代表的保守党最终以331议席获胜,保守党再次蝉联执政,英国避免了一次选前人们广泛所担忧的“悬浮议会”的命运。选举前民调与保守党支持率胶着的工党则遭遇滑铁卢。在这次大选中,主张苏格兰独立的苏格兰民族党在苏格兰选区中大获全胜,在该地区59个国会议席中拿下了56席,一夜之间从之前的6个议席翻了9倍,一跃成为英国的第三大政党;而工党则在该地区由之前的40个议席,输至仅剩1席。这次选举的各党派论争焦点主要集中在包括福利制度的经济问题,移民问题,以及与欧盟的关系等方面。很显然,这些问题不仅是英国内部的问题,也是欧洲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英国选举的很多特征也浓缩和反映了欧盟的现状。也就是说,英国选举所折射出来的问题也是欧盟很多国家所面临的问题。这次英国选举至少折射出三个值得关注和思考的欧洲政治大趋势。
      其一是政治的碎片化。正如英国很多媒体所言,这次选举结果意味着长期以来保守党与工党轮流执政的两党政治不再,各种新崛起以及正在崛起中的政治力量将与两大党分享权力。其表现之一是,尽管卡梅伦的保守党为得票率最高的获胜政党,但是保守党却只获得了37%选民的支持率,也就是说,一个不代表过半选民利益的政党在执掌着国家政权。一方面可以说这种现象体现了政治的多元化,也正是这种政治和利益的多元化为小党拓展政治空间提供了机会。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政治的碎片化,没有一个政党可以成为多数民意的代言人。政治的碎片化是一个令人担忧的事情,因为其意味着多数国民的共识已经不再存在,政治力量分裂以及国家整合力的衰退。对于卡梅伦政权来说,如何在不代表过半民意的条件下整合分化的国民将是一个考验。当然,国家整合力的衰退和政治碎片化本身就互为因果,解决这一对矛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其二,国家利己主义的凸显。无论是保守党、工党、还是其他党派在这次选举中都将选举议题集中在国内,外交议题特别是英国在欧盟以及国际的影响力则没有能够真正成为各党派交锋的焦点。这点与布莱尔执政时期的英国政治相比有着很大的不同。在一个层面,这与布莱尔执政时期和美国配合而介入伊拉克战争最终招致批判不无关系。不过,在另一个层面,从保守党之前的执政情形以及各政党在选举辩论中的主张可以看出,今天的英国各政党在执政方针方面,较之于在欧盟以及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更愿意将资源倾注在国内事务上。
      其三,这次选举最为突出的特征为民族主义的彰显。英国独立党主张脱离欧盟和紧缩移民政策,保守党承诺当选后将在2017年实行全民公投决定与欧盟的关系,并且也主张限制移民,而苏格兰民族党则一向支持苏格兰独立。正如很多西方媒体所言,保守党和苏格兰民族党的最终胜出,意味着民族主义在竞选中的获胜。无庸置疑,苏格兰民族党大获全胜意味着在未来的议会中,苏格兰民族党将拥有较之从前更大的发言权。然而,以民族主义牌险胜的卡梅伦在接下来的任期里,最严峻的考验也将是如何对付以下两类崛起中的民族主义。一类是主张从英联盟独立出来、但同时反对脱离欧盟的苏格兰民族主义,另一类则为将英联盟从欧盟独立出来的民族主义。可以想见这两种民族主义的张力将主宰未来几年英国的政治生态。安抚苏格兰民族主义,需要更多的分权和制度更新,这点保守党自2014年苏格兰公投之前就承诺要做,并且在卡梅伦这次当选之后就积极开始兑现部分承诺。但另一方面,卡梅伦也必须兑现在2017年举行公投决定是否继续成为欧盟成员国的承诺。可以想见,在2016年苏格兰议会选举之际,也会有一场围绕欧盟去还是留的“独”和“反独”运动在英国同时上演。而脱离欧盟的主张势必与亲欧盟的苏格兰民族党愿望相左,事态的发展很有可能为苏格兰制造脱离英联盟的借口。不管结果如何,尽管公投决定国策是民主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但是围绕“独”和“反独”讨论的全民性政治参与,也有可能制造对立和分裂。
      二、欧盟与欧洲民族主义
      以上三个特征其实是一个现象的不同侧面,都可以归结为是民族主义或者民粹主义主导政治的一个方面。政治的碎片化与民族主义政党的崛起及其对地方或区域利益的争取有着很大的关系,国家利己主义则是作为欧盟成员国的英国对欧盟组织所表达的民族主义。其实,民族主义的崛起不仅发生在英国,也同时发生在欧洲很多国家。近年来在欧洲各国有着民族主义特征的极右政党尤为活跃,比如法国国民阵线(Frond National),意大利北方联盟(Liga Nord),德国的共和党(Republikaner),比利时的弗拉芒利益党(Vlaams Belang)等。这些政党在主张限制移民,在欧盟内部实行边境控制,拒绝移民群体分享福利政策等方面有着共同特征。而这些民族主义色彩鲜明的极右政党之所以在近年发展迅速,其背后与欧洲民间民族主义的支持有着紧密的关系。正是这些民意的存在为极右政党的崛起提供了广泛的政治市场。另一方面,与民族主义崛起相对应的是欧盟向心力的衰退和欧盟主要成员国对欧盟认同感的衰落,这正是欧盟目前所面对的危机。英国选举中所表现的问题,其实也是当今欧洲各国与欧盟关系的具体表现。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欧盟不仅面临深刻的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陷入深刻的欧盟认同危机。以在其成员国之间创造共同市场,关税,促进劳动力、商品、资金和服务自由流通为主旨的欧盟历经半个世纪的变迁,在上个世纪末发展迅速,不仅实现了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经济整合,在构建政治认同感方面也有了一定的成效。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经济方面的互惠与共同市场促进了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为区域内部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而经济的繁荣也带动了政治认同的发展,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各成员国国民对欧盟的认同逐年上升。尽管从欧盟成立之初以主权为单位的国家认同和打破疆界的欧盟认同之间一直就存在着张力,但是在为了实现构建经济政治共同体的目标暂时放弃主权国家的少许利益这方面,欧盟主要成员国之间曾经存在着相当的共识。即便是对欧盟一直持谨慎和怀疑态度的英国,在布莱尔执政时期也积极介入欧盟事务以求拓展英国在欧盟的影响力。当然,这种欧盟认同感的上升与90年代末到经济危机之前欧盟的经济繁荣有着很大的关系。
      但是,2008年之后欧盟成员国中普遍存在的经济低迷,欧债以及高居不下的失业率等问题使得欧盟魅力不再。很多成员国开始质疑以共同繁荣为目标的欧盟组织是否真的能够承担这一重任?以捆绑到一起来应对危机的欧盟组织是否真的有利于本国摆脱经济困境?近年来“脱欧盟主义”、重归主权国家的浪潮席卷整个欧洲。在这种情形之下,移民问题首当其冲。是否该关闭国界还是继续欧盟间的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做为欧盟成员国的移民是否可以在一定条件之下享受与移入国国民同等的福利、医疗保险以及失业救助政策?这些问题成为各国国内政治争论的焦点。
      三、资本、大众民主与欧洲民族主义
      欧洲民族主义的崛起与欧盟认同危机的产生与全球化之下的资本扩张,西方的民主制度的危机有关,同时也与欧盟本身的机制建构有关。首先来看全球化的因素。全球化打破了以主权国家为单位进行的经济行为,使得资本特别是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资本的流动和扩张不再受主权国家的制约。而互联网等大众通讯技术的大发展更是为全球化经济条件下的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的扩张提供了便利条件。然而正如很多学者指出,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均匀享受到全球化经济的好处,其收益者往往只惠及那些拥有资本、知识和技能等的精英人才,而普通人不仅较少受益,往往需要承担全球化经济的负面问题。
      从民主制度的角度来看,以主权国家为单位的民主制度近年来也倍受全球化资本扩张的冲击。一方面,经济发展越来越成为选民衡量政府执政能力的指标。要发展经济,政府的亲商和亲资本很难避免,否则资本就会流向他国;并且由资本流走导致的本国的经济困境会直接影响执政党的合法性。不过,如果政府亲商,就很有可能成为资本和权贵的代言人。另一方面,民主制度的大众化为无法从全球化的经济活动中受益的普通民众提供了表达诉求的渠道。正因为被资本绑架的政府无法代言大众利益,所以各种代表地方利益或各种群体利益的政党才应运而生。这也是我们从近年欧美、日本民主国家看到的政党政治的现状:大党弱化或分化,而小党林立,主张独立反移民甚至反异教的右翼政党与民间民粹主义结合异军突起。前面所讨论的英国政治的碎片化也正源于此。
      全球化的冲击不仅存在于主权国家,同时也存在于欧盟这样的经济共同体。由于资本的超国家扩张性,使得每一个单一的经济体特别是小的经济体很难单独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影响,需要跨国经济组织的合作,这也正是欧盟建立的初衷。在欧盟建立之初,其成员国在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以及宗教文化方面差异并不是很大,共识容易达成。再加上中国经济起飞刚刚开始,对欧盟和世界的影响力完全不同于今日。这种情形之下,做为世界超大经济体的欧盟所要面对的只有来自美国的压力,而经济成长中的中国市场成为欧盟资本和商品的输出空间。所以自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欧盟经济呈现繁荣景象。经济的繁荣也带来了政治上的整合。
      但是,这种情形近年来出现了很大改变,从欧洲外部环境来看,以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和东亚经济的繁荣为欧洲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挑战。与此同时,欧盟内部随着成员国的增加,由于各国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宗教文化以及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政治和经济整合的难度也越来越大。特别是欧盟内部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带来的资源不均等分配,再加上前面所提到的全球化经济环境下资本扩张所带来的各种冲击,使得欧盟内部存在的问题也越来越复杂化。欧盟内部实现了人财物的自由流动,但是人财物流动所带来的各种结果以及问题却必须由各个主权国家来解决和消化。最近在欧盟各国中热议的移民问题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欧盟内部打破了疆界实现了劳动力自由移动,从经验来看,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和城市往往成为移入国,劳动力源源不断的流入为当地经济成长注入活力,但是大量人口涌入带来的各种负面结果,比如说交通拥挤、物价房价上升、高端劳动力的非本国化和低端劳动力的相对贬值、以及对传统福利制度的冲击等,在现阶段来说,这些问题只能在主权国家内部来解决。其结果便是我们所看到的,反移民的声浪在欧盟内部经济发达的国家或城市普遍存在并且成为重要的政治议题。另一方面,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低或者近年来经济发展停滞的国家或城市来说,人财物的流出也影响到本地经济的复苏,从另一个角度唤起了重建主权国家的声浪,刺激了民族主义的崛起。
      四、不确定的欧盟未来
      对于欧洲所面临的问题和欧盟认同的衰落,欧盟怀疑论者主张脱离欧盟回归主权国家。不过,也有不少分析家认为,只有欧盟才能带领不占人口优势的欧洲各国应对全球化的冲击。在如何摆脱认同困境,重建欧盟统合力方面,欧盟支持论者间存在着分歧。有学者强调在欧盟内部集权和建立权威主义的领导机制,因为在这类学者看来,欧盟最大的问题在于内部过于分权和强调民主。而反对者则认为集权有违欧盟和平和民主的初衷。无论如何,目前欧洲所面临的各种危机是一场制度或者说是治理方式的危机,关于对欧洲危机的探讨正在引发一场对民主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福利制度等20世纪以来一系列重大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再检讨,其结果很可能会带来大的制度转型,进而影响全球政治。因此,欧洲的问题也是全球的问题,有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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