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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庭轩:城市居民的公共政策满意度在变好吗?

12. 18, 2019  |     |  0 comments


最近网上掀起一股热潮,将2017年和2019年的各自的状况作比较。而2017年至2019年的公共政策经历了两届政府的交替也有重大的改变,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三大攻坚战从开局进入政策执行中期;2019年也是特别的一年,改革开放40周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人民的生活有很多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人民对其自身感受和公共服务都产生了不同的变化。




人民民众是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最直接服务对象,更是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最重要的消费者,他们对公共政策的质量和服务水平具有最大的发言权。人民民众对公共政策满意度就成了政府每年工作“成绩单”中不可或缺的部分[1]。并且,在国家重大转型的过程中,民众的信心是关涉到政府能否顺利地执行法律和推行政策的重要因素,因此,民众对政府所制定的公共政策越满意,政策的实施就越顺利。


了解民众对公共生活和公共政策的满意度不但对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回顾性的历史意义,还对未来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具有前瞻性的现实意义。进行公共政策满意度调查是对近年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成绩单的检验,是打通政府工作与人民民众“获得感”的最后一公里。


公共政策研究院于2017年5月至8月期间和2019年3月至9月期间进行2017、2019年全国公共政策满意度调查,分别对全国14个和11个城市[2]进行电话问卷调查;分别取得有效问卷3248份和2125份。由于考虑到不同群体接受电话访问的概率不一样,中心根据过往的调查经验,减少高学历、男性的受访者出现的概率偏高的情况。因此,两次调查均结合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和各市统计年鉴,依据性别和年龄对每个城市的调查对象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配额控制,以确保调查对象的代表性。


另外,为了确保调查的准确性和科学性,我们采用了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方法(CATI)进行数据采集。这种方式不仅能够保证由计算机系统进行随机抽样,而且能够使用系统化、结构化的问卷进行访问,同时也能够对访问过程进行质量监控,可以有效地保证调查研究目标的实现。


本次报告选取了8个我国主要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西安、成都、昆明、哈尔滨,共分别获得2038份(2017年)和1551份(2018年)样本,节选了两次调查对这8个城市的受访者关于幸福感、部分政策满意度和前往政府有关部门办事的情况反映。

 


一、城市居民幸福感指数



调查访问了受访者当下的幸福感受,并将回答结果进行赋值处理:设“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一般”、“比较幸福”、“非常幸福”为-2、-1、0、1、2,计算出幸福感指数,数值越靠近2证明幸福感程度越高。结果如图1显示,总体而言,2019年此八个城市居民的幸福感指数相比2017年有轻微下跌,两年的总体幸福感指数均偏向“一般”至“比较幸福”;单独看各个城市,北京、上海、成都的幸福感程度2019年比2017年的有所上升,而其他城市则稍作下降,武汉和西安的下降幅度最明显,前者从0.59下降至0.45,后者从0.69下降至0.53。



图1  2017年和2019年城市居民幸福感指数对比

                           

  

二、城市公共政策满意度情况



接着,调查访问了受访者对义务教育、医疗卫生、住房保障、养老服务和公共交通这五项公共政策的政策满意度,并将回答结果进行赋值处理:设“非常不满意”、“比较不满意”、“一般”、“比较满意”、“非常满意”分别为-2、-1、0、1、2,计算出满意度指数,数值越靠近2说明政策满意度水平越高。


表2显示2017年八城市公共政策满意度赋值结果。五项政策横向对比而言,受访者总体对公共交通的评价最高,有0.98,最接近“比较满意”,其余都低于0.5,养老服务只有0.26,而住房保障的总体评价最低,计算结果为0。义务教育除了武汉(0.55)和哈尔滨(0.52)评分较高以外,其余都在0.5以下的水平,北京对此评价最低。对于医疗卫生满意度评价,上海最高(0.60),昆明最低(0.28)。对养老服务的评价里,特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都偏低,成都、西安则相对高一点。住房保障则是各个城市对五项公共政策的评价里满意度最低的,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的受访者对住房保障的满意度均偏向“比较不满意”,其中北京赋值结果为负值,只有-0.23,而昆明的赋值结果为0。

 

表2  2017年城市公共政策满意度赋值结果


表3显示2019年八城市公共政策满意度赋值结果。五项政策横向对比而言,受访者总体对公共交通的评价最高,有0.75,最接近“比较满意”,其余都低于0.5,义务教育和医疗卫生总体评价相当,而养老服务只有0.34,住房保障的总体评价最低(0.28)。义务教育成都评分较高(0.49),北京最低(0.39)。对于医疗卫生满意度评价,上海最高(0.53),哈尔滨最低(0.33)。对养老服务的评价里,特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都偏低,成都、西安则相对高一点。住房保障仍是各个城市对五项公共政策的评价里满意度最低的,而且五个城市赋值结果差不多都在0.3左右。


表3 2019年城市公共政策满意度赋值结果   


对比两年八个城市受访者对满意度的评价,发现2019年的对五项政策满意度各个城市大部分都有所上升。总体而言,住房保障评价上升最明显(0→0.28),从偏向“比较不满意”的结果上升至偏向“比较满意”,其次是义务教育(0.38→0.41)和养老服务(0.26→0.34),而医疗卫生(0.47→0.43)和公共交通(0.98→0.75)总体评价有所下降。


公共交通方面,受访者过去对满意评价是来自近年我国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稳中有进、健步向前的成果。根据《2018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末至2018年末全国铁路、公路、水路营业里程稳健增长,年旅客吞吐量达到100万人次以上的通航机场有95个,比上年增加11个,说明近年来我国交通运输结构不断优化基础设施技术状况持续改善,受访者感受到明显的变化。但随着城市人口的上升,城市汽车数量急涨,道路拥堵的情况越发严重,而公共交通服务供不应求,地铁、巴士等公共交通设施配套仍有待完善。


住房保障方面,在2017年的公共政策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北、上、武、广四个城市受访者对保障住房事项上总体评价都为负值,即是整体趋向不满意,虽然2019年情况有所回转,评价回升至接近“比较满意”的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8年12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8个城市新建商品房房价除厦门都有上涨。虽然近年的住房价格上涨速度明显减缓,甚至某些地区出现一定幅度的下跌,受访者依旧对政府在住房市场的工作成效表现出忧虑,政府在构建保障性住房体系、解决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方面需要继续努力,继续提高民众的整体评价。


养老保障方面,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老年人口抚养比逐年攀升,养老负担加剧,人们对养老的需求越发明显。目前政府的养老工作重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多元化、互助式养老更是成了老龄事业发展的新方向,2017—2019年养老保障的评价虽然有所提升,但整体仍不乐观,这可能与受访群体以中青人为主的年龄结构有关,政策的渗透与影响具有延迟性。


医疗和教育方面,随着医疗、教育、养老体制的逐步改革,虽然财政投入不断增加,但对比2017年和2019年的调查结果民众的获得感仍然不强烈。“健康中国战略”和“全面开创教育改革发展”虽然已作为医疗和教育改革的新纲要,不过政府通过医疗和教育政策真正把现有的“人口红利”转化为“健康红利”和“教育红利”,把真正惠及民生的医疗、教育服务措施带入民众中,仍需要时间进行观察。

 


三、政府部门办事情况调查



行政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转变政府职能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当下不论行政体制怎么改、政府职能怎么变都是需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为宗旨。十八大之后实行大部制改革,国务院组成部门减少至25个,国务院部门累计取消491项行政审批事项,下放127项。十九大之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大力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模式,以更贴近人民的方式解决人民的需求。


为了观察“服务型政府”的实际效果,图2、图3、图4显示受访者2017年和2019年去政府有关部门办事的时候,“所需要的时间是否比以前更短”、“所需要去的部门是否比以前更少”和“办事服务人员是否比以前态度更好”的情况,并将回答结果进行赋值处理:设“非常不满意”、“比较不满意”、“一般”、“比较满意”、“非常满意”分别为-2、-1、0、1、2,计算出满意度指数,数值越靠近2说明政策满意度水平越高。结果显示:


对比年份变化,2019年受访者前往有关部门的办事情况的评分比2017年均大幅度提升,各个城市的受访者均认为近年来政府的办事效率有所改善,认为花费的时间更少了(从0.39提升至0.89)、经办部门的数量更少了(从0.48提升至0.82)以及服务人员的态度更好了(从0.40提升至0.79)。


对比城市之间,2019年成都的有关部门办事经验评分综合最好,办事时间有1.01(评价在比较满意之上),办事部门数量有0.95分,办事人员态度有0.83分;而2019年哈尔滨受访者的评价结果则是当中最低的,办事时间0.68分,办事部门数量0.66分,办事人员态度0.69分。


对比三个指标,可见第一,受访者对前往有关部门时办事时间缩短的总体评价最好(提升了0.5),说明近年政府部门的步骤手续逐步简化,更为便民。第二,对需要经办的部门数量减少的总体评价次之,虽然行政服务中心的设立已减少市民办事来往不同部门的交通时间,但某些复合问题的处理部门职责分工不够明晰,有时市民并不能直接前往有关部门直接解决问题,踢皮球的情况仍是提高政府部门办事效率的“痛点”之一。第三,对有关办事人员的服务态度则总体最低,办事人员的态度是代表整个部门乃至整个服务中心的形象,市民在办事过程最直接的感受就是源自公职人员的态度,评价效果较低说明公职人员的上岗培训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图1 认为“前往政府有关部门办事需要的时间比以前更短”


图2 认为“前往政府有关部门办事所去的部门比以前更少”


图3 认为“前往政府有关部门办事工作人员的态度比以前更好”

 

上述三个部分简单对比了2017—2019年我国8个城市居民的个人主观的幸福感知、对城市提供的公共政策产品的满意度评价以及实际在政府有关部门办事期间的情况评价,总得来说,个人对自身社会经济情况的主观感知上大部分均呈现变好的趋势,民众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也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提升。当然,这种提升离不开社会建设和公共服务质量的提升,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和交通这些关乎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在这两年内一直深化改革,而且大部分民众对这些公共政策的落实表示满意。最后,民众与公共部门进行接触的时候,获取公共服务的便利度大幅提高,“一站式”的办事效率得到体现。


文中注释:


[1]陈天祥,宁静. 社会建设绩效测量:一项公民满意度调查[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0(02):171-181. [2]2017年的14个城市按照东、中、西分布随机抽取直辖市、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重庆、成都、昆明、长沙、武汉、西安、杭州、太原、沈阳、哈尔滨;2019年的11个城市是:北京、成都、广州、哈尔滨、昆明、南宁、上海、石家庄、武汉、厦门和西安。



★ 本文系IPP独家稿件,作者:杨庭轩,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政策分析师。

编辑:IPP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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