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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孙晓 | 美国如何炮制“中国是掠夺性经济体”?

12. 29, 2019  |     |  0 comments


2017年以来,美国政界对华展开舆论攻势,频繁指责中国的经济行为是“掠夺性经济”,意图阻碍中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特别是“一带一路”。(图源:Griffith Asia Insights)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对中国大体上奉行经济接触,希望通过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将中国纳入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推进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转型。然而近年来,随着中国在经贸、科技、军事和全球外交等领域的全方位崛起,美中实力对比不再悬殊,美国对华日渐心生警惕和敌意。2017年,美国把中国的定位从“战略伙伴”修改为“战略竞争者”,中美关系正式从“接触”走向“对抗”。在这一背景下,2017年以来,美国政界对华展开舆论攻势,频繁指责中国的经济行为是“掠夺性经济”(predatory economics),把中国塑造成他国经济问题的“始作俑者”,在国际社会中不断夸大、强化对中国基于偏见的负面观感,意图阻碍中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特别是“一带一路”。

 

美国针对中国经济行为发起的舆论攻伐,究其根本,是为了维护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而面对国际舆论压力,中国仍然缺少积极的战略叙事策略,无法抢夺国际话语权,长期处于“失声”状态。针对此种情况,本文将主要回答三个问题:美国所说的“掠夺性经济体”是什么?中国的经济行为为何不是掠夺性的?以及中国该如何应对美国发起的舆论战?



一、什么是“掠夺性经济” 

 

“掠夺性经济”已成为西方攻伐中国的舆论武器之一。从基本的文义理解,该概念的重点是“掠夺”,或是“捕食”行为,指的是一种捕猎者和猎物二者的互动关系,即捕猎者通过猎食行为,把资源、能量将从猎物转移到自身。言下之意:中国是“捕猎者”,其他国家是“猎物”,中国通过“掠夺”他国的资源来发展自身。

 

从学术文献看,“掠夺型国家”(predator state)是与“掠夺性经济”最具相关性的概念。美国兰德公司的研究员迈克尔·马扎尔(Michael Mazarr)在1990年代所写的《掠夺型国家与战争:以朝鲜为例》阐释了何为掠夺型国家。马扎尔认为掠夺型国家有三个重要特征:(1)缺乏充分的民主,如纳粹德国和大日本帝国;(2)国内遭受社会和经济的困难,因此需要进行外部侵略来转嫁国内矛盾;(3)有扩张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认为周边领土属于自己,或者因文化优于其他国家而产生一种“封建领土主”的意识。


2016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奥列利娅·马尔干(Aurelia Mulgan)在发表于《外交官》杂志上的《中国作为掠夺型国家的崛起》一文中,将“掠夺型国家”的矛头转向了中国。马尔干补充道,掠夺型国家不仅具备对外投射力量的高军事化水平,而且拥有极高的战略性视角,能为达到国家战略目的采取全方位的经济、文化、科技、媒体等工具和手段,其主要目的是攫取外国重要且敏感的资源,如土地、水资源、关键的基础设施和重要的私营产业。

 

然而,政客口中的“掠夺性经济”并无确切的学术定义。如图1所示,从2017年开始,关键词包括“中国”的“掠夺性经济”的文章篇数呈井喷式上升,2018年和2019年是高峰期,其数量远超于不包括“中国”的讨论量。由此可见,“掠夺性经济”不是一个学术意义上的普适性概念,而是为制衡中国经济行为而炮制的政治话语。



图1 关于“掠夺性经济”的讨论量

 

2017年至今,美国政客相继在公开场合渲染中国是掠夺性经济体的论调。美国前国务卿蒂勒森(Rex Tillerson)首先在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关于印太战略的发言中,提出中国的经贸行为是“掠夺性经济”的典型例子,特指中国迫使印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背上沉重的债务,借此来获取他国的资源或建立军事基地。2018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底特律经济俱乐部抹黑中国是“掠夺型经济的政府”,指责中国剽窃知识产权、技术转移,中国的钢、铝侵占美国市场,却声称美国的经济行为和影响力是其经济外交的合理部分,而且是为了增强美国的国家安全及其国际盟友体系。


美国前国防部副部长帕特里克·沙纳汉(Patrick Shanahan)在2019年香格里拉对话会中,公开指责中国在破坏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并影射中国用掠夺性经济、强迫型外交和武力强迫他国,企图重新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秩序。新任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Mark Esper)在2019年8月也继续强调,美国不会对中国损害他国而利己的行为置之不理,包括中国的掠夺性经济行为、以债务换主权的交易,以及国家支持的知识产权窃取。


官方文件,如《2018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摘要》和2019年6月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进一步从战略层面对中国进行定性。前一份报告提出了美国的重点从“反恐”转为“大国竞争”,将中国列为首要竞争对手;后一份报告则将中国视作搅乱亚太地区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 power),呼吁扩大及加强美国盟友间的合作来共同限制中国。

 

美国政客和官方文件关于“中国是掠夺性经济体”的说法主要涉及两类对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种说法首先指责中国通过技术转移、知识产权剽窃、以国家力量支持的不公正的市场行为等方式对发达国家实施“掠夺”。其次,该言论指中国通过“掠夺性贷款”(predatory lending)的手段,诱骗借贷国背上沉重贷款,然后借此“掠夺”他国重要资源。美国政界普遍认为,中国的此种掠夺行为不仅祸害了众多国家,更是搅乱了美国所经营的区域和国际秩序,所以美国有正当性去遏制中国。换言之,该叙事的战略目的,在于通过塑造“中国经济行为破坏国际秩序”的话语,正当化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布局。


  

二、中国的经济行为并非“掠夺性经济” 

 

客观来讲,中国近年有比较积极的海外经济行为,推进海外贷款和投资,加强国家间的经贸合作。中国在发展阶段或许没有完全保证经济行为的规范性,亦或许在推进海外贷款和投资中没有全面评估债务风险。但是,美国认定中国从国家战略层面破坏他国利益,这显然污名化了中国经济行为的合理部分。

 

第一,印太区域一些国家的债务问题,绝非是中国制造的。2017年,由于无力向中国偿还贷款,斯里兰卡政府将该国南部的汉班托塔港的控股权交给了中国公司,租期99年。自此,汉班托塔港成了美国政界论证“中国实施掠夺性经济行为”的典型案例。然而,这种指控是缺乏事实根据的。(1)斯里兰卡总理维克勒马辛哈2019年4月份亲自澄清,斯里兰卡政府依然拥有该港口,其安全和运营完全在斯里兰卡政府的掌握中。(2)汉班托塔港并没有任何中国军事基地。(3)斯里兰卡主权债券的最大债权人是国际资本市场(占39%),而中国仅占有2017年斯里兰卡外债的10%。


(4)中国对斯里兰卡的借贷,有近三分之二发生在2001—2007年间,利率仅为2%,远远低于当前6.3%的国际主权债券利率,且大部分在20年内可以偿还。事实上,根据《南华早报》对斯里兰卡中央银行相关人士的采访,斯里兰卡出让汉班托塔港并非债换股交易的结果(斯里兰卡政府依然拥有该港口);其主要目的是在短期内获得收入以支付斯里兰卡对西方国家欠下的债务。


从汉班托塔港这一事例可以看出,西方媒体和智库在宣传所谓“掠夺性经济”叙事时,不仅隐藏事实,还添油加醋,称中国将在汉班托塔港建造军事基地,对中国的海外声誉和形象造成了实质性损害。

 

第二,如同大多数国家,中国向海外借贷和投资,是在合理地运用经济工具来实现发展和战略目标。国家的硬实力有两大来源:经济和军事。相比发起战事,运用经济工具去寻求国家战略利益,更具备道德上的正当性,其结果也相对能够预料和承担。在当代国际关系中,以经济手段实现战略目标的国际现象属于“经济治术”(economic statecraft)的学术范畴,即一国以经济外交政策影响另一个国家的政治决策行为。它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并非是西方舆论中完全的负面概念。

 

第三,如果从国家经济行为对他国造成的负面效应看来,美国或许才是真正的“掠夺性经济体”美国国际关系学家大卫·鲍德温(David Baldwin)强调“经济治术”有负面制裁(negative sanction)和正面制裁(positive sanction)的两方面。负面制裁的主要形式是经济制裁,包括:实施贸易禁运、增加关税、冻结资产、中断经济合作、切断经济或技术援助等。反之,正面制裁的主要形式是经济诱导(economic inducement)其主要手段包括:补贴进出口货物、减免关税、经济援助和投资、保持经济合作等。总体来说,在使用经济治术来实现战略目的时,中国倾向于使用经济诱导,而美国则习惯使用经济制裁。

 

在加利·霍夫鲍尔(Gary C. Hufbauer)等学者收集的1914—2006年的203个重要经济制裁案例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美国针对其他国家或组织发起的经济制裁占60%,联合国发起的占10%,而中国仅占2%。(如图2所示)。美国政府责任署(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在2019年9月上报国会的《经济制裁:各政府机构评估对目标国家的影响及制裁效用的因素》报告中,建议美国通过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发起制裁将更有效,而且可以重点针对那些对美国市场和贸易依赖程度高的国家,这些国家更易服从美国的命令。事实上,美国倾向于用强大的经济手腕迫使他国服从于美国的命令和利益,其经贸政策的“武器化”倾向十分明显,如美国罗德岛大学教授尼古拉·佩特罗(Nicolai Petro)在《国家利益》杂志所言,“美国的外交政策已对经济制裁成瘾”。 

图2 1914—2006年主要国家和组织的重大经济制裁案例

 

第四,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中国实施经济治术会颠覆现有的国际秩序。美国对中国的指责集中于“经济诱导”,而学术界普遍认同“经济诱导”比“经济制裁”的成本更高且更难实现政治目的。既然如此,为何中国采取“性价比低”的“经济诱导”,而不像美国那样普遍采用经济制裁?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和借贷是经济导向的,大多是为了完善基础设施,从而为今后国家间的合作打下基础,而并非为了改变现存的国际秩序。


首先,中国缺乏改变国际政治格局的能力。尽管在经济体量上,中国在未来或许有超过美国的潜力,但在军事与软实力方面,中美之间的差距依然很明显。其次,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现存国际秩序的受益者,颠覆现有国际秩序并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简言之,若仔细分析中国的行为事实、国家能力和战略意愿,美国所谓“中国实施掠夺性经济”是经不起推敲的伪命题。

 


三、美国的话语塑造与中国的应对策略

 

既然“掠夺性经济”论漏洞百出,但为何美国依然能在国际舆论中压制中国?其关键在于,美国在引导外交话语的过程中,掌握着强大的议程设置能力。在“掠夺性经济”的叙事中,美国通过先发制人的战略叙事,首先将中国打上了“掠夺性经济体”的标签,把中国塑造为国际社会中的“他者”,在边缘化中国的同时强化了西方阵营的“自我”认同感。


其次,美国广泛密集地传播关于中国技术剽窃或有债务危机国家的例子,在互联网、电视、报纸等各种媒介中形成了连续不断的信息流,反复强化国际观众对中国带有偏见的负面观感。虽然有学者和研究机构阐明中国并非美国所说的“掠夺性经济”,但是这种少数的观点在下旋,占多数的负面意见在上浮,形成典型的“沉默螺旋”效应。这更加削弱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叙事力度。简言之,美国似乎总能先发制人,为自身塑造国际秩序“捍卫者”的形象。相比而言,中国难以掌握话语主动权,往往疲于应对,被“先发制人”的负面舆论所压制。

 

因此,中国亟需提高主动设置议程的能力,加强国际话语建设,将政治经济诉求“合理化、普遍化和正当化”。


第一,针对特朗普政府如今的“零和博弈”外交思维,中国应该在国际社会上提倡“正和博弈”精神,倡导加强全球合作,共同参与制定国际秩序。


第二,中国要向美国传达明确的信息,即中国无意取代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也不会推翻现行的国际秩序,中美不应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第三,中国不必营造完美的国家形象,对有关中国经济操作过程中的不足之处应做出适当回应,以扩大自身在国际舆论和外交话语中的斡旋空间。


第四,在媒介平台和国际组织上,中国应大力传播科研机构和学者关于中国合理客观的论述,以抗衡西方引导的负面舆论。


第五,在与本国利益结合的前提下,中国需提出具有“紧迫、重大和公共性”的国际议题,如全球减贫、生态气候等,与主流国际话语圈对接,避免自话自说。

 

“掠夺性经济”舆论战的背后仍是一套“守成国与崛起国”的零和博弈思维。历史上,守成国与崛起国的确极可能陷入战争,但这并不意味着当今的中美两国必然走向政治悲剧。不论是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呼吁的“多元安全世界”,还是中国领导人所提倡的 “多元互鉴”,多元共存都仍是国际通行的外交理念。中国应该坚持推行多元共存的理念,引导良性舆论,创造开放的国际对话空间,避免陷入无谓的修昔底德陷阱。



本文系IPP独家稿件

作者:孙晓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政策分析师

编辑:IPP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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