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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郑永年

郑永年:世界越乱 中国越要稳

01. 17, 2020  |     |  0 comments


2019年的末尾,一些国家和地区评出了年度汉字,比如开启了令和时代的日本选择的是“令”字。当《环球人物》记者问郑永年想用什么字总结过去一年的世界和中国时,他分别选择了两个截然相反的字——“乱”和“稳”。


“世界是乱的,因为整个局势正在变化,前景如何很难准确判断。相对于世界,中国还是稳的,尤其是在国际旧秩序难以为继、新秩序尚未形成的情况下,中国保持整体稳定非常重要。”


从1990年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留学,1995年到哈佛大学做博士后,到2005年赴英国诺丁汉大学任教授,再从2008年至今先后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始终保持着中国国籍,2017年还把户口落到了老家浙江省余姚市郑洋村,他曾经调侃自己是一个“失地农民”。


郑永年从不讳言自己面对的争议——在一部分人看来,他是保守派,另一部分人则视他为自由派。在“逢中必反”的人眼里,他毫无疑问是坚定的中国维护者;在狂热的爱国主义“小粉红”看来,他的一些观点又成了“替西方说话”。


“世界经常在极左和极右之间摇摆、往复,想保持客观、中立、公正的舆论环境是很难的。”郑永年对记者说。上世纪80年代,他读到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一个理论“价值中立”,深受影响。尽管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想完全中立几乎不可能,即使没有政治因素也会受文化因素的影响,但郑永年希望自己能尽量做到客观。


他曾经讲过,自己在观察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时,总是尽可能地不加入个人感情。众所周知,海外中国学者用西方自由主义的理念发表著作会更加容易,但郑永年觉得中国已经有太多西方自由主义学者了,他即使要做“自由派”也是中国式的自由派,用中国的命题,而不是西方的命题研究问题。


郑永年习惯于把中国当下发生的事放进中国历史、东亚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中去看,“我希望是实事求是、就事论事”。至于外界争议,他保持着超脱的心态,但也深知“位置决定想法”是人的本性,所以对于政治“观察,但不参与”。


▲ 郑永年著作



“香港需要二次回归”


2019年的世界,就像一锅快要煮熟的粥,之前轻微地波动,现在开始四处冒泡:美国大选临近,总统特朗普除了应付民主党发起的弹劾,更要保住白宫的位置;英国大选刚结束,离脱欧又近了一步,苏格兰地区却开始酝酿脱英;法国黄马甲运动已经闹了一年多,总统马克龙又试图改革退休制度,结果激起全国大规模罢工;拉美国家在极左和极右之间来来回回,经济也跟着忽上忽下……相对来说,亚太地区是全球最稳定的一个地区,但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不确定性也在加大。


最典型的表现就是香港,在过去半年多时间里从全球公认的稳定、法治、开放城市,迅速演变为社会撕裂、暴力横行的动荡局面。但香港的动乱不仅没有影响内地的稳定,反而激发起普遍性的爱国情绪,针对香港激进分子和幕后分裂势力,内地表现出“珍惜稳定局面”的共识和团结。


“香港这次持续动荡,固然有复杂的背景,但主要还是内部出了问题。内部如果稳定,外面想干预也是非常难的。”郑永年对记者说。一个鲜明的对比是,抗议者、暴力分子呈现高度组织化状态,而爱国爱港、支持政府的群体则是自发而松散的,导致后者难以形成压倒性的稳定力量。


郑永年认为,香港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将是“二次回归”——让香港民心,尤其是年轻人的心真正回归中国。


“现在一些拿着外国护照的人,在中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担任要职,这在新加坡是难以想象的。另外,在香港住满7年就是合法公民,拥有选举权,这个制度也该改革。港人治港,是要让真正的中国香港人来治理,如果连中国认同都没有,哪来的香港认同?现在那些抗议者嘴上说是为了香港,其实是用香港认同伪装起来的外国认同。


既得利益者的存在、殖民文化的历史背景、外国势力的长期渗透……种种因素的影响都难以在短时期内消除,导致香港的民生问题,尤其是住房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从第一任特首董建华到现任特首林郑月娥,都想建立公共住房制度,也曾去新加坡考察,但困难重重,最终落实不下去。现在有了粤港澳大湾区,一些项目和工程的推进会容易些。另外,内地适当开放一些政策,让香港居民在大湾区买房、就业、买社保,都是行之有效的措施。”


经济手段固然重要,更根本的解决之道还在教育。郑永年坦言,回归前港英当局的教育是西方价值观第一,回归后的通识教育仍存在大量反共、反中内容,一些教师罔顾事实地丑化中国政府,一些媒体不遗余力地抹黑内地人,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香港年轻人,很难形成正确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



“美国资本无法放弃中国市场”



香港问题的背后是中美博弈。2019年12月中旬,在经历了将近两年的贸易摩擦之后,中美双方终于就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之前美方的多次反复,令市场并未完全放心——美国是否会再次出尔反尔?更有一些国际关系学者认为,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和打压早已超出贸易范畴,经贸协议签署与否也许“不再那么重要”。


郑永年反对这种观点。他对记者引用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的警告,“美中两国已经走到冷战的山脚下”“美中一旦发生冲突(热战),将比摧毁了欧洲文明的两次世界大战更糟糕”。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尤其是中国,肩负着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责任。


“中美保持和平关系对世界格局是有利的,对世界经济也是有利的。所以我一直主张,无论怎样也要跟美国签成一个协议。现在不是闹情绪的时候,达成了第一阶段的共识,接下来边吵边谈都没问题,但一定要继续谈下去。”


郑永年表示,目前世界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未来的不确定性太大,导致大家缺乏信心。每次中美谈判一有突破,全球资本市场就跟着上涨,反之就下跌,足以说明中美和睦的正面作用。


至于部分美方人士所希望的美中彻底脱钩,郑永年更是不以为然:“美国不是铁板一块。美国建制派和军方或许想脱钩,但华尔街不想。华尔街之所以支持向中国施压,是希望中国更大程度地开放,让他们赚钱。只要美国还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只要中国保持开放,中美就不可能完全脱钩。


资本的本性是在流动过程中增值。在中国即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中产人群还在迅速扩大的前提下,郑永年认为美国资本无法放弃中国市场。即使美国放弃了,日本也不会放弃,欧盟很多国家也不会放弃,这对美国来说能接受吗?由于中国本身是开放的,美国不可能像美苏冷战期间那样形成一个西方集团,集体不跟中国做生意。


不过,尽管绝对脱钩不可能,相对脱钩却难以避免。郑永年认为在某些领域,中美之间的依存度会减弱,但这并非坏事。过去很多中国人幻想能一直依靠美国的技术,没有危机感,现在相对脱钩一点,才会激发自主研发的意识,做出真正属于中国人的东西来。


郑永年对记者预测,未来的世界会有两个体系、两个市场:一个以美国为中心,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一部分国家和地区主要跟美国做生意,另一些主要跟中国做生意,还有一些两边都做,同时中美之间也不会断绝合作。


“三层资本一定要平衡”


在中美关系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中国一直在强调“做好自己的事”,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不断加大,而且从经济领域逐渐延伸到社会、政治领域。


郑永年曾撰文,认为中国的改革应该分成三步走,先进行经济改革,再进行社会改革、政治改革。“一个国家崛起,要看它有没有一套新的制度体系出现,不仅是GDP高了、高楼大厦多了,更需要建立一个宏观的治理体系,中国现在就到了这个阶段。”


改革不是谋求个人利益、部门利益、集团利益的手段,而是要让中国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有获得感。大众最关心的三个领域——住房、医疗、教育,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民生问题、社会保障问题。


“如果越改革,公共产品的价格越高,那还是改革者的初心吗?你是要追求自己的部门利益、地方利益,还是要促进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利益?一定要预防那些以改革为名义,追求小团体利益的做法。”


国企改革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而今天的民企也同样面临着改革问题。2019年,引发社会强烈讨论的“996工作制”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民企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也需要一个更加公平、透明的竞争环境,但这并不是说民营企业不需要改革。


“民企的‘家法’不能违反国法。资本是贪婪的,如果国家不去规范、管制,必然出现问题。比如在IT领域,一些民企处于垄断地位,这符合国家利益吗?如果企业强迫员工超负荷加班,有关部门是不是应该发声?民企固然有艰难之处,但该改的地方都要改。”


郑永年喜欢从历史中寻找当下问题的答案。他对记者表示,民营资本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而且始终有存在的意义。“中国几千年来有三层资本:国有、国有和民营混合、民营。近代洋务运动的官办企业就类似国有企业,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是混合制,还有纯商办。”这三层资本各有分工,在不同领域发挥作用,但必须保持平衡。


“历史上,凡是只要国有资本不要民营资本,或者反过来,只要民营资本不要国有资本的朝代,中国都会发生大的危机,无论是王莽新政还是王安石变法,而凡是社会稳定、发展繁荣的时期,这三层资本一定是平衡的。”郑永年说,“现在的中国,一些人观点极右,一些人观点极左。有人说应全盘私有化,不要国企了;有人说民营企业完成了历史使命,可以退出历史舞台了。我认为无论哪一种方案,都会引发重大危机。三层资本不是谁消灭谁的问题,而是如何界定、如何规范的问题,只要三层资本是平衡的,社会绝对不会乱。


2019年初,郑永年(左后)在中国广东省的乡村进行社会调研。(图源:环球人物杂志)



“我们还远没到那么骄傲的时候”


2020年,中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全国上下都在撸起袖子加油干。
郑永年说,精准扶贫虽然能够消灭绝对贫困,但要消灭相对贫困依然任重道远。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实实在在的,除了进一步提高国民收入之外,人们也希望在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得到更健全、更成熟的社会保障。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数据,2018年,中国内地人均GDP是9608美元,而香港特别行政区是4.87万美元。“我们要看到自己的成绩,但还远没到那么骄傲的时候,还要继续努力。2020年之后,到2035年怎么走,到2050年怎么走?保持理性非常重要。”尤其是在目前的阶段,美国正处于焦虑乃至恐惧中,想把中国打回贫困时代,中国更需要保持理性。


“如果中美两国都保持理性,世界就是和平的,如果双方都不理性,必然陷入修昔底德陷阱。”郑永年说。当美国努力遏制中国的时候,中国反而要更加开放包容。


“比如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华为这样的企业需不需要保护专利技术?当然需要,那么保护知识产权就是符合中国利益的。还有政府补贴问题,早期我们要扶持民族工业,现在它们成长起来了,应该鼓励他们依靠自身竞争力,迈向国际市场。所以说改革也好,开放也好,都是为了我们自己更好地发展。


郑永年曾提出要警惕“明朝陷阱”——由于自我封闭,明朝尚未真正崛起便已衰落。“中国需要开放的环境,因为发展不仅要看总量,更要看质量。只要14亿人踏踏实实地做事,举国体制就是最好的体制。”



本文系《环球人物》杂志对郑永年教授的专访文章。

文章原载于头条号“环球人物杂志”2020年1月6日,经作者授权发布。

编辑:IPP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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