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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武汉小企业主的抗疫思考

03. 26, 2020  |     |  0 comments


政策已经逼近政府力所能及的极限,但能够化解的也还只是小部分问题,诸如原材料成本、人工成本、设备投入等才是企业经营成本中的大头。


编者按

新冠疫情对企业的影响还在持续,波及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对中小企业的冲击尤甚。为了给中小企业纾困,政府制定了很多政策。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这些政策传导到末端后能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企业主要还得依靠自身力量应对困境。受访者认为其企业得以维持,客观上是因为做了自己擅长的事儿,主观上则是希望于人、于己、于组织都有所交代。

 


一家武汉小企业的现状


90后的阿龙(化名)是一家在武汉注册和办公的小型企业的负责人,由于在接受采访前没有跟其他股东打招呼,他表示希望稿件发布时不要透露具体的行业和企业名,只是将企业的经营范围描述为:为制造业企业提供生产过程中的检验服务。该企业一年多前注册,去年3月份取得相关资质后开始在湖北省内各地开展业务,过去一年的业务进展非常顺利,如今其团体已经有约50人的规模,春节前公司账面也还有几十万的盈余。本想在初八复工后“大干快上”,但受到新冠疫情造成的停工停产的影响,阿龙和他的员工(基本都为湖北居民)如今都处于在家自行隔离的状态。


新冠疫情期间,一些企业的员工“宅”在家里也可以借助远程办公开展工作。但对于另外一些企业来说,这显然不是办法。阿龙的企业主要是为制造业企业提供检验服务。这项工作的流程大致分三步:采样、检验以及后期的数据分析和报表制作,公司的核心部门也是按照这个工作流程设置的。采样需要携带专业工具到生产企业的驻地,检验需要在自己企业的厂区内依托专门的实验设备来完成,这两个步骤都无法依靠远程办公来完成。而这前两个步骤启动不了,后期的数据分析和报表制作也就无从谈起。


没有业务,也就没有收入。新冠疫情造成的长时间的停工停产使得广大企业的资金状况急剧恶化,很多中小企业濒临破产甚至已经破产。阿龙的企业在这方面算是情况比较好的了,但也已经是愈发捉襟见肘。阿龙此前确认了一好一坏两个消息——好消息是根据政府发布的相关政策,企业承担的税费、场地租金、员工社保都可以缓缴,而且他的企业没有贷款;坏消息是对他的企业来说,这些都还只是固定支出里的小头,大头是员工工资——“50来个人,单算基本工资一个月也要30万上下了,”阿龙语带无奈地说,“公家那边的还能缓缓,可是员工还指着这些钱活呢,再怎么地也得给发呀。”


在发工资这个事情上,阿龙表示有些具体的困难,没遇到之前真的很难想象,“别说没钱老板要愁死,就算还有点钱,事情也有你意想不到的折腾”。公司的财务负责人春节回了孝感,至今无法返回武汉。当然即便在武汉,他也没法进入封闭的产业园区,因此也就没法取得公司保险柜里的U盾,没法在公司的财务系统上完成相关操作。动不了公司的账,大家的基本工资还得发。“说起来很难想象吧,我们(几个股东)现在是私人筹集资金来给大家发工资,30万呐,”阿龙说,“我太难啦。”


难,还不仅仅是财务方面的压力。在阿龙看来,以湖北的实际情况来说,即便疫情出现拐点,政府在复工复产的问题上,也肯定宁可保守一些。政府不太可能一股脑地全面推进复工复产。比如目前的政策口径就是保障基本民生的企业先复工,其他企业逐步复工复产。作为在一线解决具体问题的企业主,阿龙对于“逐步复工复产”的这个“逐步”自然是要多往前想几步。


比如人流和物流的解禁未必能够一步到位,不排除某些员工不能在解禁后的第一时间到岗。但以中小企业的人力资源状况来说,通常一个岗位上可供替换的人手非常有限,甚至某些员工在企业里的角色是独一份的。阿龙的企业最为核心的业务,也是工作量最大的一块,就是在检验车间内对采集来的样品进行检验。这部分业务的专业化程度很高,需要操作专门的实验设备,如果某些岗位的员工不能到岗,短时间内找到其他人来替代几乎是不可能的。


又比如企业如何达到开工的防疫要求也是一个问题。现场采样和样品检验都需要员工聚集起来完成复杂的现场协同,而前者甚至还牵涉到和客户一方人员的接触。“至少得有口罩吧”,阿龙觉得开工了,企业就有责任帮助员工解决这个问题。但他也坦言目前政府对于防疫物品“统一征管”的情况之下,他恐怕真的没法给50来人的团队买到足够的口罩。


当然,人总得向前看。除武汉外,湖北多地市已经连续多天未再出现新增病例。按照最乐观的估计,再经过一个十四天的观察周期,也许就可以解禁出行,企业可以开始逐步复工复产。于是最近两天阿龙开始不断接到客户的电话,商量复工复产后的业务对接。对此,阿龙显然是喜悦的,虽然他知道开工后会有很多想到的和没想到的难处,但他宁愿投入到解决难处的实际工作中去。 



政策传导的末端


阿龙的企业所面临的艰难处境只是一个缩影,湖北乃至全国范围内,各类企业都在经历一个艰难时刻。从中央到地方,政府也在密集出台政策,希望能够给企业,特别是更加脆弱的中小企业纾困。2月8日,湖北省委省政府发布《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支持中小微企业共渡难关有关政策措施的通知》,从减轻企业负担、强化金融支持、加大财税支持、加大稳岗支持等四个方面出台18条措施,希望帮助支持全省中小微企业积极应对疫情影响、共渡难关。


公允地说,这18条政策的内容已经比较详细,也明确了相关责任部门,具备一定的可操作性。为了对这些政策的实施效果有一个更加直观的认识,采访者结合阿龙提供的信息,以其企业为例,对照这18条政策逐一做了梳理(见下表)。当然阿龙的企业只是个案,而且某些特殊性还很突出(如完全没有贷款),无法从整体上量度政策落实的力度,但至少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直观地了解一家普通小企业到底可以从政策中获得多少帮助。


从梳理的结果来看,阿龙的企业可以享受到的政策优待还是比较有限的。首先作为一家普通的小企业,很多政策压根就涉及不到。比如这类企业本来就不太可能从银行获得贷款,因此也就错过了整个“强化金融支持”的政策扶持。其次,能够享受到的政策的力度也比较有限,除了个别得以减免的项目,更多的则是缓缴。当然,必须承认这也已经至少在客观上缓解了小部分压力。


然而如果这家普通的小企业确实足够普通,则意味着还有无数的小企业总体上也都面临类似的局面,即政策已经逼近政府力所能及的极限,但能够化解的也还只是小部分问题,诸如原材料成本、人工成本、设备投入等才是企业经营成本中的大头。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所决定的,不因政府或企业的意志而改变。于是阿龙在采访中重申了他一向的看法:不管上面总体的力度有多大,政策传导到末端后的作用必然是非常有限的,这就是一个“下渗”的过程,所以可以念着国家和政府的好,但是事情主要还得自己扛。 



凭什么维持


阿龙很庆幸自己其实一早就认识到,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决定了企业的事儿主要还得企业自己扛。但他的企业之所以还扛得住,按他自己的总结,大概是做对了两件事:


头一件,做自己擅长的事儿,不追逐热点,不迷信神话。阿龙是湖北的90后,2012年从武汉某高校毕业后考入省内某地政府部门,在与其本科专业相关的领域从事监管工作。2015年脱离体制南下深圳,先是在企业短暂呆了一阵子,后来进入一家以倡导创新和改革的非政府组织工作。彼时全国范围内正在掀起“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深圳更是有一大批“互联网+”企业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在概念炒作、政策扶持和资本追捧的共同作用下,互联网行业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迅速积累了大量财富,讲述着一个又一个创业神话。用阿龙的话说,“在深圳,创业圈的花花世界可是见识了一波”。


但后来2017年回乡创业时,阿龙并没有追随那一波潮流,他思前想后,还是把命运安放在了自己最熟悉的领域——具有专业学科背景,在技术上容易上手;具有相关政府部分的工作经验,在对接企业市场需求方面思路清晰。阿龙坦言,跟着制造业企业做服务,自然没有互联网创业圈风光。但是好在自己在一个细分领域内还算懂行,业务开展得比较顺利,企业创立半年后就引来了第一波的订单高峰。虽然这次的疫情也给他带来不小的冲击,但是总体上,他对于未来还是乐观的。


再者,既然是做事儿,于人、于己、于组织都得是有个交代。上文提到阿龙最近忙着四处筹钱给员工发工资。几个股东一致决定这么做,心思其实也简单。除了阿龙,企业还有其他两位更为年长的股东,当初企业初创,他们带来的不仅是资金,还包括一帮跟着自己一路打拼过来的老班底。也就是说,企业是新的,但有老员工。纵使外界环境有起伏,给一路过来的人一点确定性,是个交代。


当然更多的还是新员工,他们大多都是刚从学校里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手头没什么积蓄,过个年基本也就“清仓”了。所以虽然没开工,公司财务也动不了,但是阿龙坚持2月的工资依然按时(通过私人渠道)发放。算是给新人也有一个交代。


阿龙坦承,为抗击疫情捐款的事儿他还真没参与,因为确实没余力。他开玩笑说,筹集工资的时候,感觉自己都应该属于“被捐款”的行列了。把工资发了,他感觉于员工、于股东,就都有了交代。跟大家有交代,也就是跟自己有交代。另外,他还特意强调:“你别觉得我这么说虚,作为(28岁就已经)10年党龄的‘老党员’,平日里关于先进性之类的教育(受得)多了,我也没在‘学习强国’上先进过,但这回疫情中来了,我没裁一个人,没少发一分钱基本工资,把这50多号人稳定住了,也是给组织一个交代。 


★ 本文系IPP独家稿件。

作者:张骏,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政策分析师。

编辑:IPP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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