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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郑永年

郑永年:新型冠状病毒和“大国不亡”的逻辑

03. 28, 2020  |     |  0 comments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无疑是对各国方方面面的一个大检验。(图:Pixabay)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无疑是对各国方方面面的一个大检验。影响各国抗疫成效的因素很多,包括制度、动员能力、人财物的可得性、老百姓的文化和生活习惯等。不过,有一个因素非常重要但经常被忽视,那就是国家的规模。


与小国或中等国家相比,大国抗疫不见得是最有成效的,但大国是最有韧性的。大国动员不易,在初期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乱象(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但一旦动员起来,通过内部因素的不同组合,大国韧性就开始显现,形成一个自给自足的系统,不太容易受外在环境变迁的影响。小国和中等国家则不同,小国如果存在一个有效政府,动员容易,抗疫容易出成效。不过,中小国家内部韧性差,如果疫情持续,弱点就暴露出来。更严重的是,一旦外在环境变化,中小国家很容易成为孤岛。


比较一下中国和欧盟的抗疫就可以理解这一点。新型冠状病毒自中国武汉爆发,向其他省份和世界各地扩散,所以控制武汉(湖北)成为抗疫成功的关键。为了遏制湖北疫情,中国的举国体制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央政府协调对湖北进行援助。中央政府在2月上旬成立了省际“对口支援”医疗救治工作机制,统筹安排19个省份对口支援湖北省除武汉以外的16个市、州、县级市,组建由医护、管理、疾控专业人员组成的支援队伍。外省援助湖北医疗队达到344支,共42322名医护工作者。


中央政府在2月上旬成立了省际“对口支援”医疗救治工作机制,外省援助湖北医疗队达到344支,共42322名医护工作者。


封城、封小区、封路、断航,在很短时间内建设两山(“雷神山”和“火神山”)医院,所有这些都是各方有效协调的结果。虽然期间出现了中央与地方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的一些矛盾(例如一些地方扣留运往其他地方的口罩),但因为中央集权制的存在,这些矛盾很快得到纠正。



欧洲国家成抗疫“孤岛”


欧盟的情形就不一样了。欧盟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奇迹,它是由主权国家结成的政治单元。通过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的整合,不管从哪方面来说,欧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一些人称欧盟是“新帝国”。不过,因为欧盟本身不是主权体,协调成员国的权力非常有限,这些年更开始衰退。英国的脱欧不是偶然,而是具有必然性。这次新冠疫情对欧盟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很多成员国变成了无助无援的“孤岛”。


在欧盟,尽管人们都知道必须各国合力应对病毒全球大流行,欧盟议会早期也强调团结的重要性,但随着疫情在欧洲的大规模扩散,各主权国家之间就出现严重的矛盾和纠纷。欧盟各国领导人为了满足本国人民的需求,无法按照欧盟的诸多框架行事。法德两个欧盟最大的国家虽然口头上表示团结,但都出招确保口罩等防疫装备留在本国。法国出政令变相“充公”全国口罩,以防止囤积居奇。德国不仅禁止口罩等医疗装备出口,而且扣留了运往瑞士、奥地利的口罩。


意大利驻欧盟大使马萨里(Maurizio Massari)3月10日撰文,题为“意大利需要欧洲施援”,公开抱怨欧盟各国见死不救。文中提到,虽然意大利已经通过欧盟民事保护机制向欧盟求救,但没有成员国响应欧盟委员会号召,为意大利提供口罩等医疗装备,只有中国施援。他坦言,“这对欧洲团结而言并非好事”。等到中国的援助物资3月12日抵达意大利后,欧盟委员会加紧向德法施压,要求两国修改法令,两国最终依照欧盟的要求行事。


意大利还是欧盟内部的大国,较小国家的情况更加糟糕。塞尔维亚就是一个例子。3月15日,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塞尔维亚当即进入紧急状态。武契奇强调,困难来临之时,我们不能寄希望于欧盟,唯一会向塞尔维亚伸出援助之手的只有中国。


3月15日,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发表电视讲话强调,困难来临之时,我们不能寄希望于欧盟,唯一会向塞尔维亚伸出援助之手的只有中国。

除了物资,欧洲各国相继封关,也加深了它们之间的隔阂。德国对接壤的奥地利、瑞士、法国、卢森堡和丹麦的边境实施临时管制,招来法国的不满,法国总统发声明谴责部分欧盟国家单方面实施边境管制。


大国在抗疫方面所显示的优势和力量,使人想起了近代一段时间经历过的“中国不亡”的大讨论。近代中国被西方力量打败,一部分精英人物尤其是知识和政治精英,对国家失去了信心。其中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是典型例子,他曾宣称“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他在《信心与反省》中进一步解释,“今日的大患在于全国人不知耻,所以不知耻者,只是因为不曾反省”。


在很大程度上,很难说胡适的话只是“愤青”式的表现。在每一次危机来临的时候,政治和社会的各种乱象的确会给人一种“国将不国”的感觉。这次新冠疫情爆发之初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使得一些人感觉到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弊端存在,从个体、组织到体制,从地方到中央各个方面,似乎没有一个环节不存在问题。因此,抱怨声充斥了整个互联网空间,造成一波接着一波的舆情危机。



大国为何不会亡


但是,一旦意识到问题之所在,整个国家就开始动员起来,就进入了本文开头所描述的举国体制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这个模式也是历史上经常出现的模式。这里,如果把“中国不亡”换成“大国不亡”就更容易理解大国在应对危机过程中的优劣和最后“不亡”的道理。人们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讨论。


第一,面临危机,大国动员很慢。如果不能动员起来,就有可能“亡国”;一旦动员起来,就能显示出巨大的能量。历史上,一旦朝廷面临危机,开始时总是众口难调,异常地混乱,好像没有人负责似的,任形势一步一步地恶化。这个时候,知识人的批评、民间的叫骂不断、恐慌流传,更强化着人们的悲观失望感。但因为国家大,人口基数大,总有人会在危机之际站出来,高呼一下,形成庞大的力量拯救国家。这些人既可以来自体制内的“改革派”,也可以来自体制外的“革命派”。如果体制内的“改革派”获胜,就叫“革新”、“复兴”或“中兴”;如果是体制外的“革命派”获胜,就叫“改朝换代”。


这里需要区分一下“朝廷”和“国家”两个概念。明末顾亭林(顾炎武)说,朝廷可以亡,但国家不会亡。满洲人入主中原后,整个中国就亡了,但顾亭林说,一个“国家”的兴亡是小事,“天下”兴亡才是大事。他这里所说的“国家”,指的是政府的政权,或者“朝廷”;他所说的“天下”,指的是民族和文化。因此,他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到了近代,梁启超也很清楚地区分了“朝廷”与“国家”,“朝廷”可以兴衰成败,但国家并不是朝廷的国家,是大家的国家。


其实,这也是人们所说的,中国文明是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的原因。朝代兴亡,但国家并没有灭亡。为什么“国家不亡”呢?


钱穆先生提出了“国家情感”这一“天理”。


钱穆先生在1971年出版的《中国文化精神》中说:“依我个人论,我已经过了七十之年……在此七十年中,便有人说过,‘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但生命中有感情,便是一‘天理’。我将换一句话说,‘中国人不爱中国,则是无天理’。世界各民族都如此,不是只有中国人如此。”


那么大的一个国家,在危机面前,什么样的人都会有,汉奸、投降派、“带路党”、告密者、贪生怕死者、消极悲观者、冷嘲热讽者、打打杀杀的“义和团”者等等。也正因为国家那么大,只要钱穆先生所说的“国家情感”这一“天理”存在,总会有伟大者或英雄在危机时刻登高一呼的。


第二,国家规模大,太大了就难以征服。中国的元朝和清朝,分别由蒙古人和满洲人统治,用近代的概念来说,是整个国家成了“殖民地”。不过,这种“殖民地”和近代形式的“殖民地”刚好相反。近代以来的“殖民地”意味着宗主国用自己的方式统治被其殖民的国家和社会;至于蒙古人和满洲人,他们最后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方式,而采用中国的方式来统治中国,他们自己的文化被中国所消化,他们也成为中国(文化)人。


一些学者认为,元朝和清朝的统治者认识到自己的文化(文明)比汉人的落后,所以放弃了自己的统治方式。这种说法毫无道理,蒙古人和满洲人是想坚持自己的统治方式的,在一定程度上也坚持了下来(例如清朝的两套制度,针对满人和针对汉人的),但因为中国之庞大,实在很难有效地用自己的方式来统治,所以不得不放弃而采用汉人的统治方式。


近代以来,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但中国之大,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侵吞整个中国,中国演变成为毛泽东所说的“半殖民地”。李鸿章就是利用了列强之间在对华问题上的利益冲突,在中国的土地上展开了他的“大外交”,对列强“分而治之”,避免了中国成为单一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



大国的“东方不亮西方亮”效应


第三,正因为国家之大,在危机时期,就会有“东方不亮西方亮”的效应。中国犹如整个欧洲,或者说是具有一个强有力主权中央政府的欧洲。这里至少具有三个结果。


其一,一场危机发生了,不至于所有的省份都发生危机,总有一些省份是好的。


其二,因为具有一个统一的政权,没有危机的省份可以支援危机省份,富有省份可以支援落后省份。当代中国一直实行所谓的“对口支援”,这个实践一直是中国的传统,历史上都是如此。例如,历朝历代,政府税收大多数来自几个富有省份,政府一直扮演着区域之间的“均贫富”功能。


其三,即使人为的政策错误也很难覆盖到整个国家。天灾造成的危机不可能具有全国性,而人为的错误则是有可能成为全国性的。不过,因为中国之大,一个政策(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的执行和落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无论对中央政府还是对地方来说,都具有“试错”性质,不断产生纠错的机会。只要掌权者不那么固执己见,一错再错,一个错误就很难产生全国性的影响。像“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全国性政策错误,便是领导人个人过于固执己见、一次又一次失去了纠错机会的结果。


中国历史上分分合合,“分”的时间实际上比“合”的时间更长,但为什么“分”没有成为常态,而最终还是回到“合”的状态呢?除了钱穆先生所说的“国家情感”这一“天理”的存在之外,人们最终选择中央集权制下的大一统国家,国家规模所带来的巨大利益和福利便是一个重要因素。在存在一个强大中央政府的前提下,不管发生什么危机,最终都能应付过去,回归常态。


顾炎武说,朝廷可以亡,但国家不会亡。


大国有大国的问题,大国可以问题百出,但大国吸收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不是一般国家所能比拟的。不过,人们绝对没有任何道理为大国规模所带来的优势而沾沾自喜,不求进步。例如,传统意义上的“朝廷亡,国家不亡”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每一次朝代更替,带来的生命牺牲和社会经济代价是巨大的。人们必须通过各种体制的改革,来实现“朝廷不亡”。

同样,政府应对危机的最初能力必须大幅度提高。每次危机发生之初,如果政府能够及时有效地应对,就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减少甚至避免生命的牺牲和社会经济的损失。无疑,这些也是今天中国国家治理制度改革的任务。


本文作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

文章原载于《联合早报》2020年3月24日,经作者授权发布。

编辑:IPP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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