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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中的留学生回国:部分人的理性成了另一部分人眼中的不义

04. 07, 2020  |     |  0 comments



2020年1月31日,驻英国使馆举行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英国侨学界捐赠仪式。驻英国大使刘晓明会见侨学界代表并接受捐赠,伦敦华埠商会、全英华人教授协会、全英学联等20多个侨学界社团负责人出席。捐款、捐物总额近50万英镑。


新冠疫情持续在全球范围内扩散,最近几周英国的疫情骤然加剧。除了英国政府此前的“佛系抗疫”和“群体免疫”引起了一波吐槽外,大批在英国留学、工作或旅游的中国人紧急回国“避难”也引发国内的强烈关注。


走不了的打工者:不敢放弃工作签证


英国代理机票业务的M女士,供职的是一家在英国专门为中国人提供各类便捷化服务的小企业。说是“各类便捷化服务”,是因为公司业务范围实在太广,包括签证申请、机票酒店、当地交通、欧洲(旅行)团务、留学中介、移民法务、房屋买卖、居住和仓储物业的长短租赁以及工作介绍、跨国婚介、海淘带货等。如果需要,公司甚至可以在英国当地安排婚庆和丧葬。公司这几年发展得不错,在英国好几个重点城市有营业点,虽然门面都不大,但业务繁忙。


M女士不是公司老板,但已经是老板和老板秘书外最接近核心的业务骨干之一。在这家公司摸爬滚打了五六年,各个板块的业务也都跟过,机票代订就是这其中的一环。即便如今各种网络订票渠道发展迅猛,这一传统业务仍然没有完全消失。如果平时它的重要性尚不足为多数人充分感知,某些特殊情景下(如因疫情而票源紧张),作为和航空公司有协议或者有某些“非协议关系”的中介,就显现出优势来。


M女士说,像她这样靠工作签证留在英国的中国人来说,长期回国“避难”也不现实。他们没有永居权(Permanent Residence),更没有入籍(Citizenship),如果离职即意味着工作签证作废,而要再次取得工作签证绝非易事。笔者在英国出入境管理部门(Home Office)网站查阅了相关数据,截至2019年12月底,当年英国政府向中国批准的工作签证6,469个,与同一时期内119,972个的学生签证发放量相比,悬殊极大。所以说,那些取得工作签证的人,绝对是不可能轻易放弃的。



很多华人没有获得英国永居权,更没有入籍,如果离职即意味着工作签证作废。


笔者问M女士,如果英国的疫情持续恶化,会不会也想办法回国,哪怕彻底放弃在英国的工作。她认为话不能说死,但可能性很小,因为她所从事的行业,客源的属地性比较强,丢掉了在英国积累的人脉,回国找一份类似的工作,自己未必有很大竞争优势。她自己很清楚,既然疫情对英国这类(中国人)留学目的地国家的冲击这么大,国内中介机构的日子必然也很紧,短期内估计也没什么动力搞招聘。


M女士的态度很明确:“铺面暂时是不开了,但真正要紧的业务,还得跟进。人家从你这出的机票,(英国全面封闭的情况下)你得保证他/她真的上得了飞机才行。”



机票业务的“过山车”


“帮助想走的人走”是M女士过去三个月的主要任务。这项业务,‘’三个月时间,大起大落,最后几乎是来了个硬着陆。”M女士对此颇为感慨。


“圣诞、元旦算是旺季,部分留学生会选择利用圣诞节和新年假期回国。但这是常规操作,整个12月,往返中英两国的机票业务较之往年没有特别明显的变化。”


“春节之前,对于我们来说疫情还只是停留在新闻里。1月中国飞英国的机票业务确实热起来了。因为过去几年春节,越来越多华人利用春节假期让家人来英国旅游团聚。今年春节(2020年1月25)来得早,所以我们当时以为2020年1月下旬前的市场情况无非是近年来市场趋势的延续。”



英国政府提出的“群体免疫,让很多华人感觉英国要完了,再不走就要跟着一起完了。


“但是谁也没想到疫情发展那么快,先是钟南山确认‘人传人’,紧接着‘武汉封城’。然后英国政府随即暂停了中国境内的签证业务,不过中国公民还可以入境英国,所以一周内机票紧俏了好多。”


实际上,紧俏不完全是因为需求增加,主要还是供给锐减。截至1月30日,包括英航在内,超过40家国外航空公司暂停了飞往中国大陆的航班。因此,中国飞往英国的机票价格一路看涨。


M女士说:“没想到的是同样激烈乃至更加激烈的剧情,一个月后又反过来演了一遍。”



华人感觉英国要“完蛋了”


2月底英国出现本地病例,病毒算是在英国“扎根了”。3月初稍微经历“徘徊”之后,疫情在英国的扩散明显提速。3月12、13两日,英国政府关于防疫政策的说明不仅没有让大家放心,反而是被解读成政府的防疫政策是打算放弃一部分人,实现“群体免疫”。


M女士说:“后来英国政府澄清说‘群体免疫’不是抗疫目标,只是个科学概念。但似乎中国国内这边基本已经没人听了,很多华人感觉英国要完了,再不走就要跟着一起完了。”



幸运抢到机票的中国旅英学生在机舱内自拍。

“开始的时候是一些留学生和家长‘怒怼’英国的防疫政策,因为那时政府不关闭学校。家长们开始意识到不能坐等被‘集体免疫’,而是要回国‘自救’。当时没抓紧走掉的,后面再想走就越发难了。因为仅仅一周时间,情况就急转直下,英国从20日开始学校陆续封闭,23日全国大部分场所封闭。这时候的问题不是学校不让走,而是回国的渠道基本关闭了,很多学生想走却走不了了。”


M女士强调,对于那些决心要走的人,23日之前的10天十分关键:“12日政府的防疫政策一出,不管你是不是出于误读,13号马上行动的,确实就算是抓住了机会。虽然那时机票价格已经开始暴涨,但是直到23号之前,路还是相对宽一点。”


从3月23日起,英国飞中国的国际航班由原来的每天160余班次减少为23班次。接下来,3月24日,公务包机也被(中国政府)全面暂停。3月25日,非香港居民无法入境香港(进而转去深圳湾口岸)或转机,香港通道彻底封闭。3月26日,中国政府宣布航班入境限制,将于3月29日起执行仅保留“一司一国一线”。


“从4月起,除非外交部门真的给协调出来‘特事特办’的包机,而且还得有一定的数量包机,不然买到回国机票的可能性基本不大了。”M女士说。(编者注:中国外交部宣布,4月2日中国政府安排包机飞往英国接回部分留学人员。)



中国外交部宣布,4月2日中国政府安排包机飞往英国接回部分留学人员。


对于接下来的日子,M女士心态相当平和,表示虽然首相和王储都未能幸免,自己一个外国务工人员的安危更就只能靠“小心+运气”了。但其实相比疫情,她更在意那些她一向在意的东西。“只要病毒还没有完成对人类社会的‘降维’打击,一切就都还得继续。只要你还没感染病毒,或者感染了但也熬过来了,平日里那些你觉得重要的东西依旧重要。因为疫情结束之后,你还得指(望)着他们活的呀……”



迫于父母“十二道令牌”?


M女士说,她作为服务行业的从业者,平日里很忌讳向外人,尤其是客户透露自己对于社会热点问题的态度。“道理很简单,每个客户都有自己的看法,不同的客户有不同的看法,他/她同你讲(某种想法),大抵也不是为了认真的探讨,不过需要有人稍微附和一下,”M女士说,“出于礼貌而又不让人觉得仅仅是出于礼貌,这样的附和显然最好,至少不至于影响生意。”

在M女士看来,不仅是顾客的态度,而是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无非是每个人在人性的范围内,在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上,做出自己认为最理性的决定。“然后我们所处的世界,包括此次的疫情发展和疫情中所有我们喜欢和不喜欢的事情,就都这样发生了——难说好坏,世本常态。比如,留学生回国的事就是这样的。”


浦东机场的入境检疫。


M女士分析说,一部分留学生回国确实是刚需,比如未成年的“小留学生”。如今疫情吃紧,学校(包括寄宿学校)纷纷关闭,寄宿的家庭又多是老年人,需要接受居家隔离,自顾尚且不暇。1.5万未成年留学生中的相当多数,除了家里有人在当地陪读的,其实没有多少选择余地。
但是她也提到,成年留学生的情况则不同。有些人跟家人取得一致,决定留下。至于要走的,他们中有一部分确实是自己的回国意愿始终非常明确;也有一部分的情况是自己比较犹豫,但国内心急如焚的父母“十二道令牌”催促其回国。M女士说她个人感觉选择回国的人中后者居多,不过目前未见有组织做出权威统计。


M女士认为,站在父母角度,担心孩子是人性本能,决定回国是相应的理性计算。


当然,这就牵扯出了另一很有争议性的问题——一部分人的理性,往往被另一些人看作“不义”。M女士说,她对此不做道德评价,这无非是个人理性和政府理性相遇后的尴尬意外。“个人决定有个人的理性,政府决策有政府的理性。把你置于别人的处境,你的理性未必更高尚;把你摆在决策的位置,你的理性也未必更智慧”。M女士觉得,如果我们能够接受政府的理性在客观效果上难免有瑕疵,那么何必苛责人家的个体理性没有“大义”?



群体免疫是理性策略?


M女士反思说,大家应该在最容易挑动情绪的事件上做到毫无情绪,淡定地做分析,别搞阵营,别站队。每个人都在人性的范围内,在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上,做出自己认为最理性的决定。这些决定集合起来,即便不能直接替代集体做出决定,但也至少会影响集体的决策模式。


“比如,英国的防疫政策,你觉得它对与不对并不重要,因为它几乎也只能是这个样子了。当初英国在那样的情况之下(3月13日英国全国感染人数为596例),宣布‘封国’或者‘封城’都不现实。尤其是政府必须考虑到议会里反对的意见、议会外抗议的声势肯定足够拖住这场辩论……直到防疫部门和科学家给出的证据足够说服议会,或者反对者们自己都感染了,就不能来反对……”


某留学生回国后在隔离点要求喝矿泉水被网友怒喷。

有人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首相是在幕僚的参谋下想出了“群体免疫”这个办法,关键不是为了真的就指望群体免疫了,而是这么一招“顺势躺倒”之后,预计大家其实都不愿成为(为了要达成群体免疫而先要累积的)那60—70%,后续再要推出强制管控的措施反而阻力更小。M女士说她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但是如果是真的,她觉得这倒也不失为一种“符合英国国情”的理性策略。


当然,她更赞同另一种说法,即政府公布“群体免疫”一说之后,大多数人知道得靠自己,于是英国强大的民间社会就被动员起来了,这时候,社会上着眼于自救、互助的声音就会盖过那些只顾着反对政府的意见。比如,超市早上开业第一小时只招待70岁以上的老年人或者其他行动不便的人;一些NGO已经和社区合作,每周一次上门给75岁以上的老人免费派送他们一周所需的食品和日用品;全国学校停课,但为保证警察和医护人员等“关键行业”人员仍可以工作,他们的孩子依然可以得到学校照顾。


当然,疫情远未结束,外界还不能对任何一种抗疫模式下定论。不同国家的国情不同、政策不同,相应的效果和代价也不同。




★ 本文系IPP访谈作品。

采访:张骏,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

编辑:IPP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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