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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郑永年

郑永年:中西“抗疫”话语权之争的谬误

04. 17, 2020  |     |  0 comments


冠状病毒在无情扩散,每天有大量的人口群体被感染,有大量的病人死去,“死亡”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敌人。(图:网络)


在本土冠状病毒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后,中国政府宣布向那些需要中国帮助的国家和世界卫生组织、非盟提供援助,包括检测试剂、口罩、防护服、呼吸机等。这属必然。


疫情在世界各地横行,各国政府忙于应对抗疫,需要大量的抗疫物资。因为很多西方国家基本上已经把很多生产链转移到国外,不再生产附加值不那么高的医疗物资,或者产能不足,疫情到来的时候,也不可能马上把生产线转移到国内,恢复生产,因此只能向国外采购。而中国刚好是世界工厂,具有庞大的产能。中国在疫情期间已经开始大量生产医疗物资。现在中国本身疫情控制下来,自然就可以支援其他国家来抗疫了。


病毒没有边界,唯独合作才是出路。(图:网络)



中国出口大量医疗物资,尽管是各国之迫切所需,但西方对中国的外援反应强烈,大多持批评甚至指责的态度。一些西方媒体在中国医疗产品的质量上大做文章,挑毛病对中国发难,认为中国出口劣质医疗产品。一些国家的医疗管理机构甚至不批准使用中国的产品。总体上看,西方内部精英之间就中国对他们国家的支援,不仅没有共识,反而加速分化。在很多西方精英的眼中,中国对外援助变成了“口罩外交”“影响力之争”和“地缘政治之争”。


冠状病毒在无情扩散,每天有大量的人口群体被感染,有大量的病人死去,“死亡”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敌人。也就是说,人类因为新冠病毒疾病而上演着一场全球性的人道主义危机。疫情中心从中国转移到了美国和欧洲,并且在迅速地向南方延伸。欧美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并且医疗体制和公共卫生体系也很发达。


疫情在欧美都造成了如此深刻的人道危机,一旦到了那些贫穷和公共卫生体制能力低下的国家,情形不堪设想。病毒没有边界,没有任何个人、任何社会、任何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唯独合作才是出路。今天,一个重要的问题并不是哪一个国家控制住了疫情,而是哪一个国家没有控制好疫情。只要有国家没有控制好,病毒照样会扩散到全球,这只是时间问题,而非可能性问题。


如果一方需要他人帮助,也乐意接受他人帮助,而另一方愿意帮助,也有能力帮助,这便是一个明显的双赢格局。但为什么会出现今天这样令人费解的局面呢?


在国际舞台上,好像没有任何事物是没有政治性的。应对冠状病毒演变成了国家间的权力之争并不难理解。这确切地表现在中国和西方的关系上。今天人们所看到的世界体系是西方确立起来的,舞台上的主角一直是西方国家。现在西方诸国因为疫情自顾不暇,忙于抗疫,好像只有中国在这个本来属于他们的舞台上活动。这使得很多国家感觉自身的失落。



西方政治人物的考虑


被视为行为科学界的达尔文的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把政治定义为“谁得到什么?什么时候和如何得到?”(“Politics:Who Gets What,When,How”)。西方政治人物的考虑,显然不是如何通过国际合作有效抗疫;相反,他们的首要考虑是在这场病毒战争中谁会获得最多;或者说,他们的问题是:谁是赢家,谁是输家?


新冠疫情这样深刻的危机,并没有丝毫改变政治人物的态度。对这些政治人物来说,“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这不光是针对中国,一些西方国家针对内部问题也经常抱这个态度。因此,美国党派之间曾经争论是抗疫重要还是维持经济生活重要,很多保守派提倡用牺牲生命来保经济,而英国首相约翰逊则倡导“群体免疫”。


美国政治人物担忧的是疫情是否会导致美国的最终衰落。曾经在奥巴马时期任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的坎贝尔(Kurt M. Campbell)和学者杜如松(Rush Doshi),最近在《外交事务》上发表文章,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了。他们指出:“美国过去70多年来建立国际领导者的地位,不单是因为其财富和实力,更重要的是美国国内管治、供应全球公共物品、有能力和愿意集合和协调国际力量去应对危机所带出的认受性。”


不过,这场大流行“考验上述美国领导能力的全部三要素,但到目前为止华盛顿并不合格,在其步履蹒跚时,北京正在迅速而熟练地采取行动,利用美国失误而造成的缺口,填补其空缺,把自己呈现成应对这场大流行的全球领导者”。


他们担忧,中国通过在大流行病中对其他国家的帮助,试图建立新的基准,把中国塑造成为不可或缺的强国(essential power),并以此和各国建立关系。这已经明显表现在中国与日本、韩国联合应对疫情,向欧盟提供重要卫生设备的行为上。美国更应当担心的是,尽管其欧洲盟友并没有公开批评特朗普政府,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美国的盟友已经不是和美国站在同一战线上了,例如是否采用华为技术和伊朗问题。


如果英国1956年夺取苏伊士运河的行动,标志着大英帝国的最后衰落,如果美国继续这样下去,冠状病毒大流行将会是美国的“苏伊士时刻”。


这样的担忧并非只有美国存在,而且已蔓延到整个西方。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Josep Borrell)3月23日在欧盟对外行动署网站上,发表一篇题为《冠状病毒大流行及其正在建立的新世界》的文章,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审视中国外交,对中国在抗击冠病疫情期间的“慷慨政治”发出警告,敦促欧盟国家准备好迎接一场“全球话语权之战”中的“影响力之争”。他认为,中国有针对性地帮助某些国家,给他们提供抗击疫情物资以“展示团结和友谊”。


博雷利说,“一场全球性话语权之战正在进行”,中国通过大举帮助欧洲,“在大张旗鼓地传递一个信息,那就是,与美国不同,中国是个负责任和可靠的伙伴”。这位作者警告说:“对于欧洲来说,我们能肯定的是,随着疫情的爆发和我们应对疫情的进展,人们的看法会再次改变。但是我们必须明白,这其中有地缘政治的成分,包括通过杜撰和‘慷慨政治’来争夺影响力的斗争。有了事实,我们需要保卫欧洲不受诽谤者的攻击。”


当意大利和塞尔维亚等国向欧盟求救时,德、法等欧盟大国都感到无能为力,无动于衷,因此这些国家只好转向中国,中国也及时地提供了援助。但当这种“地缘政治论”被炒热之后,德国和法国领导人也出来表示关切,并且声言要帮助意大利等国,以维护欧洲的团结。



西方缺乏自我反思

美国和整个西方显然没有自我反思能力。正如一个国家的外部影响力是其内部崛起的外部反映一样,一个国家的外部衰落也是其内部衰落的反映。简单地说,英国的衰落并非因为美国的崛起,或者美国的衰落并非因为中国的崛起。


美国在国际舞台上领导力的衰落,不仅仅是因为其内部问题,更是因为它成为唯一的霸权之后开始实行单边主义。自“9·11”开始,美国因为实施单边主义,就已经和其欧洲盟友渐行渐远。之后的很多年,因为美国在国际舞台上扩张过度,不得不作收缩战线的调整。尤其在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急速地从各种国际协议中退出,在“美国优先”思路的主导下,美国已经不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领导者角色了。


欧盟也一样。欧盟在很长时间里被视为不仅是欧洲的未来,更是人类区域合作的典范。但欧盟的衰落甚至远比人们想象得快。这些年来,英国脱欧,欧盟成员国怨声四起。这次新冠疫情更是显露出欧盟的软肋。人们没有看到欧盟共同体的存在,只感觉到欧洲回到了绝对主权的时代,各国显露出极端的自私性。成员国之间的合作精神荡然无存,内部右派民粹主义的崛起更是增加了合作的困难。德国不仅没有力量向意大利提供帮助,反而截留了本来要运往其他欧洲国家的抗疫物资。


意大利等国并非有意和欧盟作对,这些国家只是在向欧盟求助无望的情况下转而求助中国。再者,中国和意大利或者欧洲其他国家的合作,并没有任何地缘政治的考量。中国的地缘政治重心永远在亚洲,和欧洲的关系充其量不过是经贸关系罢了。所谓的“地缘政治”之争,无疑是西方文化的想象。


导致美国(西方)内部衰落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所导致的资本主义的异化。在资本的主导下,意在塑造国际劳动分工的全球化,把西方诸国产业大多转移到了其他国家。尽管国际劳动分工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导致了西方内部经济和社会的分离。经济本来是嵌入社会的,但现在经济活动高度国际化,没有了主权性质,更不是社会所能控制的。美国和西方国家这次抗疫如此无能,不仅仅是因为治理体制的缘故,更是因为这些国家已经不再生产简单的医疗物资。


美国高度依赖中国的医疗物质供应,80%的医疗物质来自中国,97%的抗生素来自中国。欧洲和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如此。中国作为医疗物资生产大国有意愿有能力,并且有道义上的必要性来帮助其他国家,这再正常不过了。但西方诸国又担忧中国的医疗物资,会影响本国人民对中国的看法。西方政治人物对意识形态的着迷,使得他们对自己的老百姓失去了自信。
如果说美国和西方的意识形态偏见、对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担忧等因素,导向了它们对中国的错误认知,中国本身是否也有可以检讨的地方呢?



中国的言行有让人误解之处


实际上,在中西之间根本不存在西方所说的“话语权”之争,因为中国从来就没有确立过自己的话语权,中国所做的只是对西方话语权的回应。一个文明大国进入了国际体系,但从来就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国际话语体系,人云亦云,步人后尘。因此,中国被西方误解。中国自己的言行有让人误解之处。


这个问题并非因新冠疫情引起,只不过疫情再次把这个问题暴露了出来。例如,中国的“一带一路”和东欧国家的“16+1机制”等,根本不是地缘政治项目,而仅仅只是商贸交往。但受西方话语影响,中国本身的学者也把此视为是中国领导世界的路径,官方的“倡议”概念被转化成为“战略”的概念。同时,也受西方影响,不管具体情况,到处滥用“多边主义”方式,使得中国和西方的“团团伙伙”趋同。


这次新冠疫情发生以来的行为也一样。中国应当以什么样的一种精神进行外交呢?没有人会否认,新冠病毒已经导致了一场全球范围内的人道主义危机,并且随着病毒的到处扩展,危机在加深。如果明了这场危机的性质,如何进行外交也就明了,即这是一场意在缓解人道主义危机的外交。


其实,中国本身能够在很短时间里控制住疫情,也和领导层把老百姓的生命放在第一位有关。如此大规模地封城、封省、断航,肯定会影响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中国实际上也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但领导层仍然果断地这么做了。抗疫优先还是经济优先?这在中国没有成为问题。类似“佛系抗疫”或者“群体免疫”这样的概念,更不会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上。


但很可惜,人们并没有把这个大好的机遇利用起来,把中国本身的话语建立起来,官僚机构、媒体、社会诉诸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精神,和西方以牙还牙,针锋相对,结果还是被西方牵着鼻子走,纠缠在一些非本质性的问题上。很多人以为这样做至少在语言上占了优势。不过,语言不是话语,声音很响,但话语全无。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语言战有效地消耗了中国从行动上所赢得的国际信誉和信用。



中国能够在很短时间里控制住疫情,也和领导层把老百姓的生命放在第一位有关。但很可惜,人们并没有利用这个机遇,把中国本身的话语建立起来。(图:网络)


新冠疫情无疑正在成为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事件。中国如何在这个进程中定位自身,离不开自己话语的塑造。因此,不要以为自己已经拥有了话语和话语权,这个艰巨的任务仍然是中国所面临的最大国际挑战。



本文作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

文章原载于《联合早报》2020年4月7日,经作者授权发布。

编辑:IPP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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