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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郑永年

郑永年:当前中国政策的最高议程应该是什么?

04. 30, 2020  |     |  0 comments


编者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以经济改革为主,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为辅。然而在经济与政治改革不断深化的同时,社会改革并没有得到必要的重视。郑永年先生从中国社会改革最应该关注的三个群体——知识分子、年轻人、中产阶级的生存与思想状态出发,在国际比较与历史视野中讨论了中国为何需要社会改革、如何启动社会改革等问题。他认为,当前这三大群体的现状都令人担忧:

其一,社会进步需要一大批思想独立又心系社会的知识分子,但如今知识分子还在纠结“依靠谁”的问题,无形中成为权力或资本的附庸。其二,很多年轻人看不到机会,社会越来越固化,现在的社会是利于老年人而非年轻人的,尚未给予年轻人充分的上升空间以及足够的发展机会。其三,中国社会发展需要中产阶层来维系,中国政策的最高议程应是确立社会政策,创造和保护中产阶级,但不必把它高度政治化。像日本和新加坡,中产阶级都是支持政府的,这与西方模式不—样。中国是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就是以社会为主体的。如果我们不去主动建设社会,比起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中国的社会风险会更大。因而,社会改革比政治、经济改革更重要,也更迫切。

本文根据采访修订而成,原发表于《文化纵横》2019年第6期,IPP评论授权转发,供诸君思考。


✪ 郑永年 | 新加坡国立大学

游海洪(采访)


现在的社会是利于老年人而非年轻人的,尚未给予年轻人充分的上升空间以及足够的发展机会。(图:网络)



重启社会改革:改革关键期的三个群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以经济改革为主,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为辅。近年来,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出台了一系列政治改革方案,目前中国正逐渐形成一个以党领政、内部分工合作的政治体制。然而,对社会改革的重要性却一直不够重视。长期以来,中国的社会改革都是融合在经济改革的进程当中;但是在通货膨胀、房价高企的经济背景下,社会改革并未起到真正的社会保障作用。尤其是当经济改革带来的增长效应减弱,贫富差距加大、社会阶层流通渠道固化的现象开始冒头时,如何通过社会改革让人民拥有更切实的“获得感”,会决定中国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社会发展状态。


中国社会改革的意义不亚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后的经济改革,但也远比经济改革要困难得多。除了优化社会政策外,中国社会改革最应该关注三个群体,即知识分子、年轻人、中产阶级。


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中的高知人群,应当立足于当下的中国社会实践,为中国的社会改革提供发展方案;年轻人是任何一个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之所在,没有年轻人的努力奋斗和不断创新,中国的社会改革不可能有长足的动力;中产阶级是维持一个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结构性因素,中产阶级的规模和状态直接决定了社会的稳定状态。然而,在当下的中国,这三大群体的现状都令人担忧。



社科知识分子该如何研究中国?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为社会带来的既可以是积极的变化,也可以是破坏性的变化。一个社会发展的成功与否,与知识精英所承担的知识责任是相关联的。应当首先说明的是,我们这里并不想讨论科学知识,因为对科学知识的责任和伦理问题,科学家们已经有很多的讨论。因此,本文的知识分子主要指的是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知识生产者,在这个领域人们生产的是社会知识。历史地看,社会知识对社会的影响非常之巨大,但是对社会知识的责任问题,很少有人去讨论。


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从来不是一句空话,而与我们每个个体的作为密切相关。在教育改革和智库建设如火如荼的今天,知识分子们在知识贡献方面的使命尤为凸显。一个文明的核心就是能够拥有解释自己和说明自己的知识体系,也就是自己的知识认同。没有一个强大而富有生命力的知识体系,何谈强大的文明?所以文明的重建,关键就是要基于中国经验重建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这是中国知识界的责任。它本可以促成中国知识界的伟大时代,但当中国成为世界社会科学界最大实验场的时候,中国的知识界却进入一个悲歌时代。


中国社会科学界存在的现象之一,是许多学者将研究重心放在理论上,人人都标榜自己是理论家,习惯于理论先行,或通过搜集、罗列一系列现象去论证理论。而事实上,社会科学不存在先天的理论,而是先有实践,将实践的内在逻辑进行系统化的阐述,才成为理论。

 

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通过比较和分析古希腊各个城邦不同的政治运作方式,形成了伟大的著作《政治学》,这种通过比较和分析所得出结论被后世称为“理论”。比如民主,它并非先天的理论,而是一种社会实践;如产权等一系列现在被奉为最高理论的制度,也都是社会实践的概念化。所以,社会科学的理论应当隐含在研究者的观察当中,而不是用封闭的理论约束研究者本应当保持开放的知识体系,否则很可能是以既有的理论来曲解现实。


中国近代的知识体系大多是西方化的产物,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均来自西方。用西方的视角看中国,这在很大程度上会歪曲中国。比如,黑格尔以欧洲历史观看中国,得出了“中国没有历史”的错误结论;马克思把社会发展分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但中国历史上并没有经历过西方那种大规模的奴隶社会阶段,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中国就更难说是封建社会了。马克斯·韦伯认为新教伦理推动了资本主义发展,而儒家伦理阻碍了资本主义发展,然而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却证明了儒家伦理同样可以发展资本主义。


这种种对于中国的曲解,主要是由于中国与西方的哲学观念不同,西方文明产生的观念之一是政府不能干预经济,即政治和经济是独立的,而在中国的观念中,管理经济是政府的主要责任之一。西方到现在为止,理解中国几千年历史基本只有一个出发点:东方专制主义。现在各种版本的集权主义、权威主义都是从这里衍生出来的,这怎么能正确认识中国呢?


导致中国社会科学界被西方理论“殖民”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出现了偏差。中国古代有“士农工商”四个阶层,每个阶层各安其分,但近代以后,“士”阶层遭遇困境。中国古代讲究“学而优则仕”,“士”阶层既是知识分子又是政府官僚,科举制度废除之后,知识分子做官的通道没了。晚清以来,康有为、梁启超等一批知识分子走上了改良改革的政治道路,孙中山创立的国民党以及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都吸收了大量知识分子为革命贡献力量,但和平时期知识分子该何去何从,现在仍在探索之中。


在西方传统中,追求知识、创造知识是知识分子的终生追求,而中国至今还未形成这种理念。中国的知识分子如今还在纠结依靠谁的问题,要么依靠政权,要么依靠资本,心甘情愿地成为其他事物的附庸。这种依附型知识分子是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主体,他们从来没有把创造知识作为自己的使命,缺乏自己独立的定位,这是最悲哀的。人类的思维能力是没有边界的,但一旦依附于权力和利益,思维就有了边界,知识就没有了想象力。中国社会的进步取决于超越权力和利益之外的独立知识体系的出现,这是中国未来知识体系建设的最低条件。因此,中国的变革和社会进步,需要一大批思想独立,同时又关心社会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努力并不是为了权力或者其他利益,而是为了理解和解释世间万物。


“五四”、80年代与当代青年

在很大程度上说,近代中国知识体系的西方化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今年(2019年)正值五四运动100周年,评价五四运动需要从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两个角度来看待,“五四”之前的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移风易俗,打破了传统社会不尊重人权的弊病,具有很积极的意义。然而随着五四运动进入政治化阶段,其内涵发生了变化。就像欧洲的文艺复兴为18世纪的启蒙运动奠定了文化基础一样,早期的五四运动就像中国版的“文艺复兴”,但后来却在没有足够文化启蒙的情况下,直接跳到了政治启蒙,从而产生了激进化的后果,这导致中国至今仍然没有确立现代版本的人文主义。中国真的需要一场“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不是一味排斥西方,而是对西方思想的兼容并蓄和创造性挪用。宋朝时期二程、朱熹就曾将外来的佛教文化整合进儒家传统,西方的文艺复兴也是如此,从古希腊文明中提炼出民主思想,从阿拉伯世界中探索科学理念,从东方世界寻找世俗理性……所以“文艺复兴”不应当是单个国家传统观念的复兴,而应当是开放的、对各种具有普世性价值的人类优秀文明的复兴。


然而,中国如今的“文化复兴”更多是本国传统的复兴,而且沉渣泛起。曾经被五四运动否定的“牛鬼蛇神”“封建糟粕”又纷纷涌现,诸如女德班、小孩念经班等,有些国学教授穿长衫马褂上课——难道穿西服就不能学国学吗?反观日本,曾经所谓的“脱亚入欧”其实是假象,日本只借鉴了西方工具性的内容,对自身的文明保留完善,在现代化过程中坚持了自身的主体性。


20世纪80年代被认为是继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第二次思想解放高潮。事实上,80年代与五四运动是一脉相承的,如果说五四运动是第一波西方思想在中国大地的文化争鸣,80年代则是第二波。1949年以后,共产党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中国基本排除了除马克思主义以外的西方其他主义;在80年代,西方的其他思想重新涌入,又回到了“五四”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但依然没有形成中国自己的主义。中国的政治启蒙还是在用西方思想来启蒙。


近代以来,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再到80年代的思想浪潮,主力军都是青年。可见,青年人的参与是每一个新时期社会改革的内生动力。但今天中国青年的集体状态却让人感到忧虑。所谓的“佛系”青年,体现出很多年轻人在生活面前放弃抗争的态度,更不关心社会改革和国家命运。日本的情况同样堪忧,500万宅男,不要性生活,不结婚,不要小孩,这些社会现象值得我们深切警惕和反思。


年轻人不关心社会改革的主要原因是大环境的改变。如今社会生活平稳,短时间内不会出现大危机,因此年轻人没有面临国家危亡、个人饥饱的问题,不需要再思考宏大命题。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看不到机会,社会越来越固化。这可能是危机来临的前兆。中国现在的社会是利于老年人的,而非年轻人。中国用二三十年的时间走过西方国家一百多年的路程,这也意味着中国把未来几代人的资源提前消耗了。所以,当下很多年轻人选择在家“啃老”,并非因为他们主动“偷懒”,而是因为当下社会并未给予年轻人充分的上升空间以及足够的发展机会。


现在这代年轻人面临的社会与以往也大不相同,其最显著的趋势是信息过载。年轻人所接触到的信息大都来源于兴趣推送,这种所谓的兴趣化、个性化的内容推荐,其实类似于一个蚕蛹,不知不觉地将人们裹挟其中。在信息茧房当中的年轻人十分危险。所以未来人群很可能会出现两极分化,少部分人越来越聪明,大部分人越来越愚昧当然,并不是说现在每个年轻人都不思考,有些年轻人也在思考,而且最有成就的一定是独立思考的那些人,但相当一部分年轻人的困境应该重视。


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有没有前途,在于是否给年轻人前途。我们必须要健全社会政策,要完善住房、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制度,要给年轻人以机会。阿尔伯特·赫希曼曾在其著作中探讨“钟摆的情绪”,书中讲到法国1968年革命,年轻人在公共空间造反游行一段时间后厌倦了,退到私人生活,不再关心社会事务。然而一段时间后对私人生活也厌倦了,因此又重回原先状态。我相信中国也是如此。我不认为当前多数年轻人会一直“佛系”下去,但是这确实代表社会存在问题。如果年轻人放弃希望,这个社会也将没有希望。



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有没有前途,在于是否给年轻人前途。(图源:网络)


中国民主实施与中产阶级的关系

五四运动以后,民主的概念在中国已经深入人心。我认为中国不一定要用西方的方式来满足民众的政治参与需求,但民主的推行必须建立在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的社会基础上。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从比较的角度更可以看到这一点。和所有传统社会不同,近(现)代社会最显著的结构特征就是橄榄形社会。这个社会结构是近(现)代化的最主要的和最了不起的成就。这个转型和中产阶级的形成主要由两个因素促成:一是资本主义或者市场经济,二是社会主义。简单地说,资本主义造就了中产阶级,而社会主义保护了这个阶级。


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追求发展和财富最有效的机制。在西方,表现为自下而上的工业化直接导致了中产阶级的形成。很多历史学家都曾说明了这样一个逻辑: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中产阶级;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这是对西方发展经验的描述。资本主义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力,为社会带来大量的财富,造就一个中产阶级。但是,如马克思所说,资本的唯一目的就是把所有社会关系货币化,包括中产阶级,所以资本主义不能为中产阶级提供任何保护。


何保护社会?保护社会是社会主义在欧洲起源的最重要因素。如果没有社会保障、医疗制度、教育、劳动保护等社会主义手段,中产阶级就不可能生存下来。当然,如果没有中产阶级,政府的社会治理就没有稳定的基础。在西方,尽管政治上实行多党制,但就政策来说,则是“一党”的。任何政党,不管是左派的,还是右派的,如果不能照顾到中产阶级的利益,都难以执政。西方各国政党政府轮换频繁,但政策表现出惊人的连续性,同时政府的更换也没有出现社会的不稳定,这背后都有中产阶级的功劳。


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国一直被视为属于东亚模式,但在保护社会方面,中国似乎离东亚模式很远。以比较成功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例,和西方比较,这些社会都属于后发展经济,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比西方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而在和中产阶级的关系方面,东亚社会的政府也和西方不同。政府不仅要创造一个中产阶级,而且也必须为这个中产阶级提供有效保护。在亚洲社会,政府花费很大的精力促进经济发展,同时非常注意社会群体的收入公平,在欧美国家发生过的巨大的收入差异并没有在亚洲发生。


与此相应,在欧洲发生的大规模的劳工运动在亚洲社会也没有发生。这些都和政府的作用有关。很多亚洲社会能够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走完西方社会花了上百年的时间才走完的道路,这和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是分不开的。在西方,中产阶级比较独立于政府,但在亚洲社会,中产阶级对政府的依赖性就很强。


在很大程度上说,欧洲的社会主义是通过工人阶级运动自下而上“逼”出来的,工人阶级通过“选票”或者“街头运动”等机制把自己的利益表达于政治过程之中,从而促成了原始资本主义向福利资本主义的转型。但在亚洲,政府一方面大力采用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机制,另一方面又自觉地引入社会主义机制来保护自己培养起来的中产阶级。


一些人认为,现在的中国处于中产阶级发展的黄金时期。如果从经济发展速度来看,或许这样。但实际上中产阶级的生存空间正在受到各个方面的挤压。第一,以GDP主义为核心的经济增长破坏了中产阶级的社会基础而中产阶级的缺失转而又变成了可持续经济发展的瓶颈。没有中产阶级,哪来消费社会?没有消费社会,哪来可持续经济增长?第二,社会基础不稳定,中产阶级的缺失意味着收入差异和贫富分化。这就容易造成社会群体之间的互相对立,暴力行为也会容易发生。第三,执政的社会基础变得狭窄。


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中产阶级来维系。同时,中产阶级也是政治稳定的基础,缺失中产阶级意味着缺失执政基础。因此中国政策的最高议程应当是确立社会政策,创造和保护中产阶级无论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还是社会稳定,都取决于一个健全的中产阶级的形成和壮大。所以,社会建设是重中之重。


中产阶级是很重要的中国社会主体,我们不必把它高度政治化了。总有人觉得“中产阶级”一定要跟政府分权,实际上则不然。像在日本和新加坡,中产阶级都是支持政府的。因为中产阶级是政府培养出来的,肯定是支持政府的,这跟西方的模式不—样。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就是以社会为主体的。如果我们不去主动地建设社会,比起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中国社会的风险会更大。因而,社会改革比政治、经济改革更重要,也更迫切。


结语

今天,中国社会转型的方向面临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从国际经验来看,任何一个处于转型期的社会都会出现重大的社会问题,但如果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积累起来,最终就会造成社会失序的局面。保卫社会,重建社会秩序、开启中国的社会改革是唯一的选择。


在中国的社会改革中,如何改变知识分子的现状、匡正定位,形成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和话语;如何为年轻人创造机会,发动年轻人的力量为中国的发展提供动力;如何让中产阶级获得更强的安全感,扩大中产阶级的规模,使得中国社会改革的基础更加稳固,这些问题并非是这三大群体内部能够自己解决的,而需要政府的重视和投入。


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的建设已经刻不容缓,中国如果要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必须改革,也必然要通过改革来重建社会。



★ 本文系《文化纵横》对郑永年教授的独家专访,原发表于《文化纵横》2019年第6期。

编辑:IPP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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