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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与新人本主义

05. 16, 2016  |     |  0 comments


2014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发展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和国际声望的智库。中国的智库在过去几年发展势头强劲——尤其是最近在北京举行的全球智库峰会,李克强总理出席并作发言。但是中国的智库在深度、广度、独立性和资金等方面均落后于西方同行。中国的智库要走向世界就必须树立国际视野,充分利用国家、地区、国际层面的专业知识和特长。他们还应当设定明晰的目标,推出品牌成果,建立媒体关系。因特网应当成为发布研究项目和成果的必要工具,并带动国际性的讨论。

智库的研究成果也需要以非常可读易懂的方式呈现给国内及国际层面的决策者,这需要把成果翻译成中文以外的语言。

为什么智库的国际化如此重要?在外交政策中,理解其他国家政府的政策以及塑造这些政策的因素是十分重要的。首先必须要了解的就是其他国家的政治体系、社会和文化。政策制定者如果想促成合作,减少误解,就必须熟知其他国家的体系如何运行、关切何在及其所用词汇和术语的意思。

中国的行动会直接或间接地对全球事务和其他国家的利益产生巨大影响。因此,中国需要高质量的决策,其他国家也需要理解中国以避免相互之间的不信任。

在这个过程中智库所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智库可以做到政府所不能做的,可以深入了解他国的思维、关切和预设,进行深入的对话和项目合作。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院是一个重要的新的智库组织,与诸如清华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和驻广州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等著名机构相媲美。

因此,可以在这里与大家分享我对于可持续发展和新人本主义之间关系的一些智库式的思考,我感动十分荣幸和愉快。

一、人本主义:一个老概念的新含义

“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关系是社会发展和道德发展的原则……是人类的善的典范”[①],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家玛丽·安·埃文斯(其以男性化的笔名乔治·艾略特而闻名)的这句话反映了人本主义——人类社会最具影响的哲学思想流派之一,同时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历史上的重大转折点的概念——的初期定义。作为一种思想和伦理立场,人本主义既在个人层面也在社区及整个社会层面强调人的重要性和规范性价值。因此,人本主义的概念包含了对社会的构成以及人类之间的社会互动方式的重要反思。在启蒙时代的框架下来看这个概念的起源,人本主义被铸造成一种道德依据,用以解决关于人文和人性的基本问题,以图促进人类在科学、知识和技术方面的进步。根植于对一种既自由又睿智的人类生存方式的见解,人本主义逐渐发展成一场人类精神上和创新上的解放运动,促成了人类文明的空前繁荣和变革。和人本主义伦理相对应,物质增长被理解为一种公共品,它服务于社会的每一个参与者,可以促进整个人类的社会经济发展。所以,尽管人本主义的精确定义随着不同思想流派的发展不断变化,但这一概念始终基于人类解放、独立和社会正义等普世价值。用斯宾诺莎(Spinoza)的话来说,人本主义倡导一个自由又丰裕的社会,在其中和平而非冲突展现了社会的普遍现状,这一社会不仅描述了“战争的消亡”,更描述了“一种美德,一种思维状态,一种对善、自信和正义的追求”[②]。因此,人本主义可以理解为一种可以唤起批判性反思和积极行动的道德启发,旨在建立一个基于和平、正义、民主和人权的社会。

人本主义所蕴含的道德基础具有普世性的主张,包含人类发展的所有时期和时代。但是这种人本主义价值的实现是一个连续而非给定的任务;从本质上来说是动态的,不断适应变化中的社会条件,而非静止或事先决定的。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当代世界面临很多前所未有且不可预测的挑战,威胁着数百万渴望在安全、尊严、自主和幸福中生活的人的安康。全球化的问题——比如气候变化、环境退化、自然资源衰竭、海洋污染以及生物多样性消减、不断扩大的社会不平等以及包容的缺失、经济不确定性、文化多样性的萎缩以及多种语言的消亡、社会动乱以及新型冲突和战争——使得人类文明的进步和人本主义的核心受到极大挑战。作为日益紧密相连的世界固有的一部分,这些挑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球化过程以及到目前为止政治领导和经济精英构建和实施全球化的片面方式的矛盾性和双重性。所以,在今天的政治经济社会系统中践行人本主义的愿景,我们必须根据当今相互联系的世界的现实情况来调整和剪裁人本主义的主张。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Irina Bokova)在2010年于米兰举行的欧洲和国际政治荣誉证书颁发仪式上的讲话中提到:“人文主义在今天意味着把这个古老概念的优势应用于当今世界。很明显,这项工作是个无止尽的努力。”这个努力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务的核心,是一次辩证的、对话的、开放的努力,是创新的、包容的、整体性的,是对一种新人本主义的呼唤。

二、正在全球化的世界——在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之间徘徊

全球化的现象,亦即在经济、金融、社会、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全球互相交织,为所有个人、公司、国家、地区和国际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毫无疑问,全球化带来了巨大的物质繁荣和财富,帮助很多发展中国家脱离了绝对贫困的束缚。这点只要看看中国就知道了。

正如新自由主义所设想的那样,众多发达国家通过放松市场管制以及资本、货物和劳动力的不受限制的流动获得了巨大的利润。作为全球化过程中的最大受益者,今天的工业化国家力争把国际贸易环境从一个基于规则的系统转变为一个基于自我监管的系统。在这个框架下,经济发展的实践主要受新自由主义、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制度主义发展论、马克思主义发展论、基于东亚发展模式的发展阶段理论或后现代主义理论等启发。无论这些理论的内容和政治含义如何不同,它们大多来自发达国家的学者和作家,因为这些学者和作家首先经历和见证了新自由主义范式下的经济飞速发展。在国际层面,这导致了被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联合国及其特别机构——广泛接受的、同样片面的发展路径的应用。这些机构全都奉行自由市场经济和他们的感知利益。新自由主义信条由此得以制度化,而且被认定为普世的发展模式。

财富和权力的产生同时也伴随着无法想象的代价和牺牲。正如政治理论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一书中阐述,“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乌托邦主要被用作一种体系,为达成这个目标所需要做的一切事情提供论证和合法性”,而不管政治、经济和环境的代价。于是,在世界不同地区之间,甚至一国内部个体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大的经济和社会分化,社会不平等和非正义进一步恶化,进而损害了社会包容性以及和平可持续的社会和平等的国际社会系统的发展。

三、关键转向——从纯粹增长导向的路径向真正的发展转变

国际社会开始逐渐真正认识到了这种全球化的弊端并开始分析它的原因、含义和后果,亦即危害了世界社会的成功构建和对地球的有效保护。除了经济领域不断增加的全球不确定性,当今世界还面临着越来越多的自然灾害,给数以百万人和所有地区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这些由只关注增长的发展模式带来的日渐扩大的生态和环境破坏已经不容再忽视了。不断增加的社会焦虑、社会运动和内战同样引起了人们对流行的片面发展模式的狭窄性和局限性的注意。所有这些都构成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需要我们重新深刻反思新自由主义的发展路径。因此,非政府组织和社会运动越来越强调公民社会的作用并提出了一些关于发展的更全面的思考:发展应该是一个参与性的过程,应该用社会公平和平等来推进更具包容性的发展。这些都与占主导的新自由主义话语中的发展理论和政策截然不同。同样地,学者和实干家也开始审视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负面影响,也审视那些在发展中国家努力寻求自身发展策略和独特发展路径的时候强行让其复制发达国家发展经验的盲目尝试的负面影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可持续发展和新人本主义的概念已经渗透到国际话语中,推动着关于发展政策的重要的反思和包容性的再定位。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2008年的次贷危机引起了整个发达地区的金融危机给我们敲醒了警钟,主要以增长为导向的全球化路径即将带来它的后果。它不仅导致了美国和欧洲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停滞,同时也对这些地区政治上和社会上的长期繁荣稳定造成了巨大影响。新自由主义市场模式内在的社会经济弊端也影响到了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许多发展中国家因为经济的停步导致了政治不稳定和社会动荡。此外,正在经历经济转型的国家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问题。像巴西、南非、马来西亚这些达到一定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转型国家,随着不断上涨的工资和成本,逐渐失去了在制造业生产和出口的优势。在上一年的IPP国际会议中,我曾提到中国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由于这些国家同时还未达到发达工业化经济体的水平,他们面临着陷入世界银行所描述的“中等收入范围”(middle-income range)[③]的危机。所以,他们要同时处理增长停滞、投资机会不足、产业结构多样性欠缺与其他社会问题。这种增长导向的发展模式的另一个弊端我们可以从中国和印度身上看到。这两个国家的飞速发展都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模式,但是他们的成功部分地是以生态和文化生活为代价的。环境的恶化、对自然和人力资源的剥削、气候变化、文化多样性流失、日渐扩大的社会不平等都是这种狭隘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的具体表现。而且与我们一般直觉相反的是,这种纯粹的新自由主义发展路径开始削弱自身的发展活力。中国经济经历了30年10%或以上的高速增长后,似乎已经逐渐减缓:年度增长率先是停留在7%以上[④],2015年增长率降到7%的“新常态”。所以,为了支持不断的、有活力的经济增长,当今世界已经开始摈弃这种短视的、不可持续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转而呼吁一种可持续的、平等的、参与式的经济发展。

四、对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增长的追求

什么是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的问题很快主导了国际讨论。全球化不再仅仅是经济上的联系网络,全球化范式已经变成了一种全包含的现象,包含了政治、教育、文化、科技、媒体、传播、文化等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趋势不光在宏观层面上发生,也在社会生活的微观世界中发生。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的跨国流动似乎已经克服了所有障碍,突破了政治和文化的边界。所有这些跨国流动和互动带来了从带有象征意义的消费商品到理念和价值的各种文化元素和要素的交融。所以我们必须要意识到文化是全球化的一个主要层面,文化也是可持续发展一个重要动力,它可以振兴经济、带来社会活力、减少贫困、形成可持续发展,尤其在城市环境中更是如此。文化、艺术和创意是各国正在兴起的创意经济的核心,能够带来新的收入来源,创造体面的工作,改善人们的生活。

纯粹的、区隔开的文化只是一种假象,跨文化和跨种族的交流在政治层面和社会层面都变得越来越重要。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提出的过于简化,甚至陈腐的文化和文明冲突论是文化区隔这种危险的假象的理论支撑。根据亨廷顿,越来越频繁的跨文化交流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严重的文化冲突,带来社会以致整个地区的动荡不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强烈反对这种理论,认为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就是以不同文化群体之间不断交流、相互促进为特点的。所以由霍米·巴巴(Homi Bhabha)、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米哈伊尔·巴赫汀(Mikhail Bakhtin)等学者提出的文化流动性和融合性在人类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不断发展的全球化过程当中,这种跨文化交流得到了史无前例的飞速发展和强化。虽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坚信文化多样性的人本主义本质以及跨文化话语的无限潜力,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谨慎处理这种跨文化交流的加速和强化的必要性,以免产生文化刻板印象、文化偏见和文化误解。我们必须致力于保护并推广各种形式的自然和文化遗产,在处理社群和国家冲突时善于利用文化的沟通功能。只有当世界各地、各阶层的人们都参与进包容平等的对话当中,人们才能愈加意识到一个基于平等、民主、正义、互相尊重和人权的世界的巨大潜力。

因此,在当今前所未有并且不可预测的挑战面前,一个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多维度的包容的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尤为重要。只有遵循人类社会全面发展的路径,我们才能创造一个可持续的、真正的人本主义的全球社会。

五、新人本主义是新的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中心内容

由于上述种种,人们开始审视和反思过去70年来的全球发展理论和政策。一个真正的可持续发展是基于和平、民主和不同文化间友好关系的,从本质上来说,面向这种可持续发展的政治和规范框架的构建是和人类发展、教育、减贫相关的。正如2012年6月的里约+20联合国会议[⑤]以及作为后2015发展议程重要组成部分的可持续发展目标[⑥]所强调,可持续发展及其三大支柱——经济、社会和环境——如今代表了各国政府正在谈判的后2015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核心。可以说,所有这些努力的政治层面和规范层面的核心都是新人本主义的概念。

新人本主义的概念以一种全面的方式看待人类的发展,既关注个人对自我实现和自我解放的追求,也关注他对超越种族、民族、文化、宗教或者性别的人类共同社会的归属感。这些理想状态的实现有赖于强有力的、真诚的国际合作和多边主义,而国际合作和多边主义离不开重新引入人本主义的包容性特征。因此,新人本主义的社会愿景最终建立在惠及全人类的教育、民主参与和经济发展之上。为了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平等、繁荣的社会,国际政治必须集中关注越来越广泛和深入的在教育、科技、文化和信息获取等方面的共同努力。

支柱一:社会发展

首先,8个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⑦]或者说6个普及教育的目标[⑧]被转为真实具体的措施并取得了实在的进步,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如今,得以接受教育的人比人类文明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多,数百万人因此脱离了贫困,过上了更加自由自主的生活。而且,越来越多国家正在有意识地、坚定地打击教育歧视,无论是针对女性的还是针对少数民族或少数文化群体的歧视。所以,国际社会必须保证每个人都有机会接受教育,享受科技的便利,有能力参与他置身的当地社区或全球社区的社会文化生活。性别平等是新人本主义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技术创新打造了一个新的全球公共空间,提供了创造参与性知识社会的新形式和新工具。像世界科学图书馆[⑨]、公开数据[⑩]、MOOC等在线学习平台[11]重塑了教育系统,并通过惠及边缘人群为普及教育的含义开创了一个新的有远见的前景。

知识、创新和经验的全球流动反过来加强了新人本主义对思想、启示和创意的协同作用。来自于公民社会的新力量,尤其是社会青年运动,创造并代表了团结和社会行动的新含义。在新的数字时代,年轻人可以充分地利用无尽的人类思想源泉和结晶,给新人本主义应对时代挑战带来了希望。所以新人本主义不仅代表了一个人类合作的目标,还代表了一种让人们可以开创自己未来的策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教育能给人们力量,让人类能够有效参与知识创造、社会发展和文化生活。教育也可以促进文化之间的对话,促进共同理解和共同繁荣,以建立一个全球人本主义的文化。如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独面对所有的全球挑战,没有一个文化占有全面垄断地位。因此新人本主义并不只是社会和知识精英的文化,而是参与性的、包容性的,是为世界上所有的个体和群体打造的资源,以便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实现发展。所以,教育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之一,与新人本主义理念的实现息息相关。

支柱二:环境发展

新人本主义也和可持续发展的第二个支柱息息相关,也即环境的维度。通过为所有人提供高质量教育,新人本主义打下了技术创新、创造力和知识创造的基础来处理当今严峻的环境挑战。所以,后2015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基础规范原则必须体现“对危机的敏感度,并为全球的公共事业作出实际贡献”[12]。支持面向未来的学习和研究有助于深化科学和政治决策者之间在寻求环境恶化的可持续解决方式方面的合作。然而,减少海洋污染、防止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所需要的远远不止普及教育和对科学和研究的推广。在教育越来越普及的同时,我们还需要改变我们的思维,不能像过去一样自私自大,以不可持续的方式消费资源,而应该关注如何保护我们的地球和全球社会的安康。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对消除贫困、保护所有生物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是十分重要的。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挑战,并呼吁人本主义理念的复兴。新人本主义因此代表了一种重塑人们的思维和行动,建立一个适应变化和挑战的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人本主义的复兴和技术创新进步一起构成了打造生态文明的核心,而生态文明是中国最重要的目标之一。

支柱三:经济可持续

根据人类需求金字塔,物质和经济需求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但是,仅仅靠经济发展并不能满足个体对平等、人类尊严、教育和知识、身份认同、参与、文化和宗教生活的渴望。非经济领域的社会不平等也会恶化和加深经济领域的不平等。尽管如此,可持续的、平等的经济发展仍然对建立一个繁荣、和平、正义的社会十分重要。我们不能依靠一个不受约束的和纯粹增长导向的自由市场模式的自我监管,而必须意识到当今新的社会经济不平等。这些新的现实急切呼唤对社会经济政策进行再思考,并在社会、环境和经济领域进行广泛的全球合作。新人本主义对这种呼唤的回应有助于用一种更负责任的方式建设经济。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人本主义对美好世界的预期反映了一种对增长和财富的更加公平、正义和社会导向的分配方式。如今我们不仅面临着国家、地区之间越来越大的经济差距,也必须处理一国之内深深的社会经济不平等。

“社会保护底线”(Social Protection Floor)是调整经济政策的重要工具,旨在帮助经济发展更加公平地进行分配,惠及更广泛的人群。“社会保护底线”提出了一个坚实又有弹性的经济增长基础,并推广应对排挤、贫困、经济和金融危机反弹的全面的社会保障。“社会保护底线”鼓励国家制定全面的社会服务标准,它的执行对于保证经济增长惠及所有人是十分重要的。“社会保护底线”的概念具有灵活性,能用于不同国家的情况。它提倡更加协调和全面地制定和执行劳动政策和社会政策,其最终目标是引导国家处理极端的社会经济不平等,为妇女权益和推广妇女的经济平等权利、推行公平平等的赋税、公平享有医疗服务等提供具体措施[13]。多个联合国特别机构、国际NGO、发展银行、公私合作伙伴(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公民社会组织已经组成了一个国际联盟帮助国家建立并推行国家层面的“社会保护底线”。

“社会保护底线”的合作性和参与性的本质恰恰反映了新人本主义的基本价值和含义。首先,认识到经济发展不是独立的目标,而是一个需要嵌入到强大坚实的社会框架中的目标,“社会保护底线”的概念化反映了可持续发展的全面性、跨领域的路径。其次,“社会保护底线”的具体权利和措施专门针对解决社会经济不平等,推广包容的、参与的经济和政治决策方式。经济层面的边缘化与相应的文化、符号和社会政治层面的排挤是相关的。从新人本主义的视角来看,正是“社会保护底线”采取的合作方式使之成为追求更包容、民主和多样的发展的一个可持续的工具。

六、结论:新人本主义——前进的方向

21世纪对新人本主义的呼唤源于我们相信重新思考全球化和国际合作的道德、知识和政治基础是有必要的。历史上人本主义的提出是为了缓和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紧张关系,也为了调和个人权利与当时新兴的公民责任之间的关系。而新人本主义的方式超越了民族国家的层面,力求联合全球化过程以及全球化复杂的、有时甚至相悖的表现来实现生态文明。正如伊琳娜·博科娃2009年11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就职演讲时所说,新人本主义构建了“一个普世的愿景,对所有人都适用……它给团结重新注入了动力,把人们团结在一起,唤醒了人们的意识”。新人本主义提倡对处在每一个层级的每一个个体的社会包容,并强调教育、科学、文化和沟通的转化作用。因此,今天的人本主义需要政府、公民社会、商业领域、和个人的参与,共同负责实现其价值,创造性地设计并执行人本主义路径,通往基于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的可持续社会。这种“人性的觉醒”——用尼赫鲁的话来说——反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规范原则和政治使命,它指明了通往可持续发展的多边策略的道路,“释放了政治能量让我们能够直达关于普世民主的现代思考的核心”[14]。事实上,如果我们想要生活在一个对认同多样性和利益异质性负责的世界,一个基于包容的、民主的、人本主义的价值观的世界,一个可持续、可生活、对生态负责的世界,新人本主义指出了唯一的前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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