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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新型智库的人才困境

05. 16, 2016  |     |  0 comments


最近两年来,新型智库不断兴起。然而,新型智库招不到人,又留不住人。这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人才、资金、信息是智库的三项核心要素。智库兜售的是“idea”,人是其核心资本,而资金与信息是用来服务人,以助其生产新的知识与洞见。相比之下,现有的新型智库不太缺钱,也不缺信息渠道,但却遭遇人才困境。为什么?

一年以来,笔者利用教育部重点项目的机会走访了十几家大大小小的各型智库,也正好比较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遇到的困难及原因。硕士流动率是最低的,博士流动率偏高,而全职的副研究员及其以上资深研究人员则很难招到。出于研究伦理的考虑,下文暂不列各个智库人才匮乏与流失具体情况,只谈原因,供大家讨论应对之道。全文一共分三节,外部、内部、内外的互动。每一节都从利益、制度、理念来进行理解人才困境产生的原因。

一、外部:政府与知识界的理念分歧

一方面,政府对知识是渴求的,它们希望能最大限度应用知识。但政府需要的知识是能马上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知识。例如,如何解决灾民而不至于引发政治不满,如何把一带一路战略落实到内政外交上,如何让部分流动人口就地市民化。然而,这些解决实际问题的知识不同于学者们用于解释理论问题的知识。从各种理由来看,政府都没有耐心坐下来听学者花十年八年建构纷繁理论来解释世界,政府需要改造世界,需要的是立竿见影的药方。不管是除根,还是止痛,得拿出办法。从政府的视角来看,改造优于解释。

另一方面,知识界有其强大的自治传统,它们对如何界定知识及其用途,有着垄断权。即便现在的大学在独立性问题上被批得体无完肤,但大学及其之上的知识共同体仍然是这个国家最能够制衡国家权力的重要阵地。这种制衡,不一定是主观意愿上的对抗,而更多是知识积累以及知识分子长期发育的客观结果。说得实一些,就是专业主义,说得虚一些,就是学术的道统。无论怎样,从这样的主义或道统出发,以大学为核心的知识界就始终认为其核心任务是生产并传播知识,而不是应用知识来改造世界。当然,也有全身心搞应用的知识分子,但从社会科学的自治传统来看,发展理论的人,永远高于应用理论的人。自然科学界,或许有例外。但爱因斯坦一直被物理学界供成神一样的存在,而不是比尔盖茨,这也能提供一些参考。总之,从大学的视角来看,解释优于改造。

无论有用还是无用,大学基于学者的好奇心与专业主义来生产知识;而政府则需要应用知识,希望知识不能停留在解释世界的层次,必须落实到当下的现实中改造这个世界。这里面就产生矛盾了。

这个矛盾不是利益上的,因为大学也依靠国家直接地与社会间接地供养,知识分子也希望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知识当然是有用最好,这对所有人都是有利的。然而,在理念上,最好的学者一般都陶醉于知识本身的创新与发展,就好像是艺术家提出为艺术而艺术一样,他们是为学术而学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因此,当国家提出对知识的需求时,持有这样理念的学者,一般都是回避、拖延或应付。更糟糕的是,在中国,科学的专业主义还得到了中国传统道家的哲学背书,使得优秀学者们在回应国家需求时变得更加从容不迫。道家就是旁观、微笑,让儒家忙去吧!

不管国家如何动用经济、人事的手段来管理、刺激知识分子,但顶尖的社会科学知识分子一直坚持自己报国的最佳方法就是生产解释世界的知识,而不是拿出解决问题的应用方案。历经数代领导人,学术自治的理念经久不衰。这些内心的理念落实到具体的制度层面,就是学术论文的发表规则、教师队伍的编制体系、职称层级晋升的评价制度。这些规则与评价制度,尽管已经被政府不断洗牌而偏离大学之道,或是被新生代博士们所唾骂,但资深的内行看门道却不难发现:皮毛上的确时一套对付政府导引方向的策略办法,骨子里却浸透着学术自治跟现实保持距离的圣洁感。结果便是,政府官员是不看学术期刊的,看不懂也不想看,他们嫌知识分子的行话太多。内部评价最高的知识分子也不屑于每天看领导讲话和政策文件,时常觉得文本逻辑都不一致,也觉得官员黑话太多说不明白。各说各话,学术话语与政策话语分道扬镳,就是二者对知识态度的理念分歧最好的体现。这样的分歧既直接断绝了双方的有效对话,也间接阻碍了从大学到智库的人才流动渠道。

以上讨论点出了智库人才困境的外部因素,就是政府与知识分子在知识生产理念上的差异,这样的差异导致大学在制度与话语上都不能为政府提供急需的知识。需要提醒三点:第一,顶尖学者倘若以不对政策发言为荣,既可能是因为学术道统结构上的自治逻辑,也可能有学者个体清高或偷懒的嫌疑。在此很难区分是结构限定还是个体能动性起主要作用。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两个因素都让他们不愿或不能为政府解决知识的焦虑。第二,从历史上看,专业主义和学术道统在不同领导人治下也有不同的收缩与扩张。例如,1940年代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1980年代知识分子平冤大解放以来,1990年代南巡讲话只发展不争论以来,2000年代不折腾和谐社会以来,2010年代小组政治集权以来。现在这个时期,可能是一个知识服务国家最好的时期,也是最坏的时期。具体如何发展,还有待观察。第三,顶尖学者一般是知识共同体内部的评价,外部评价总会培育各种积极为政府服务的边缘学者,但这些学者即便在表面上位,也较难进入内部评价的上层,往往也遭遇了内部在伦理上的刻意排挤。即便是政府方面,他们也很危险,一不小心,也会被政府识破,或者被政府内部的智囊所挤兑,因为他们毕竟只是没有掌握知识生产的核心竞争力,又不懂政府内部的实际运作,两边的刷子都还不够硬。同时,对政府信任与资源的渴求也极容易让他们变成歌德派,一味歌功颂德就只能有库无智了,从而失去为政府提供独立见解的能力。

总而言之,大学与政府在理念上的分歧,从外部环境上决定了智库是缺人的。只写报告不发论文、没有编制缺乏福利保障、还不能解决职称问题,谁去?从实际情况来看,很多大学申请智库项目,在观念上都将智库视为过往项目的一个新由头,换个方法从政府拿钱,钱到手了,就再想办法对付掉。能否真正地深入政策研究,需要看他们是否真正建立了研究实体机构,并真正招募培养真正的智库人才。从笔者调研的情况来看,情况是令人堪忧的。国家最高层发起的新一轮的智库项目,有很大的可能又变成了大学新一轮的圈钱行动。有知识生产能力的人,不急于应用知识,反对或回避;知识生产能力匮乏的人,只拿钱,忽悠忽悠不办事。以上这些观察可能过于简单而难免苛刻,更详细全面的讨论可以参考笔者所在项目的实证研究结果。

二、内部:创业者与机会主义者

外部的背景结构导致招不到人,而智库的内部管理则导致留不住人。从前文谈到的不利的外部结构上看,新型智库不得不成为逆流而上的创业型组织。外部需要积极开拓,而内部则需要探索管理经验和制度。新形势下的新机制碰上新人,里里外外都是新的,这就决定了其内部管理摸索经验的难度。

如前所述,政府与大学理念分歧导致新型智库很难招到大学的顶尖人才。那么,愿意且能够从大学进入新型智库的人,极可能是极富创新意识的创业者,但也有可能是在高校或政府找不到机会的机会主义者。这样的评价只是客观介绍的理想分型,并非刻薄无情的针对性讽刺。事实上,任何创业型的新组织,都面临这样的人力资源风险。

一方面,下海,意味着勇气。创业者一般都具有高风险偏好,所以愿意且能够从旧的知识生产体系里跳出来。这样的人才是智库最需要的。但问题是,有创新意识与思考能力的人,往往要求人格独立、得到充分尊重,这样的人也最难管理。容易被管理的,往往又缺乏好的独立思考与创新的能力。这个困境,结合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偏好以及高校体系长期自由散漫的作风,就显得更为突出了。听话的人,跳不高;不听话的人,蹦得太高。这句俗语蕴含的机制,是对新型智库的管理实践者最大的挑战。

另一方面,机会主义者,则同样难以管理。对机会而不是实干的偏好,让他们往往容易期待过高而实际适应能力不足。智库管理者,不得不花很大的力气去调整这些人员的预期,并制定规则让他们适应。稍不小心也会促使他们迅速地用脚投票,拍屁股走人。

从笔者调研的情况来看,新型智库的人员流转率(turnover)远远高于具有同等规模的普通高校院系、社科院等传统知识生产单位,甚至还高于具有同等规模的中小型商业咨询公司、新兴媒体。

对于高校与社科院,原因不难理解。智库没有编制,而大学和社科院有编制。对于商业资讯公司与新兴媒体,也值得深入比较。商业咨询公司以及新兴媒体是按照公司制以及市场原则建构并运作的,中国三十多年的市场化与公司治理经验可以完全对接。然而,新型智库,到底是要按大学研究机构来办,还是市场化的公司来办,抑或媒体新闻机构来办,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其逻辑核心,就是要解决智库组织在外部目的公共性与内部管理手段私有性之间的矛盾。

从组织性质上看,智库显然不是高校,传统高校如不改变理念和制度,就办不了智库。智库更像是一个企业。但因循企业的管理思维也容易走入歧途,因为智库很难完全用物质激励或企业行政去留住或约束有知识生产能力的独立的知识分子。

依靠盈利组织的传统管理手段行不通,而依靠非盈利组织的非传统手段也会遇到问题。这也是困扰许多NGO的管理难题。目的上提倡的公益性质甚至宗教情怀,是否能绕开公司管理的组织难题,直接对其员工产生有效的微观激励?答案是存疑的。例如,台湾某大型宗教基金会,在其下属某NGO机构的员工管理上,就曾遭遇员工不满公司内部管理,组织起来于停工罢工、集体抗争的危机。当然,也有成功的经验值得参考。如何把远大的情怀转变为对公司内部创业者、机会主义者的有效激励与规训,台湾、新加坡等华人社会的NGO内部治理经验还值得我们认真借鉴。

事实上,创业者、机会主义者都是研究者的主观标签。许多进入新型智库的年轻人,往往都具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高可塑性以及与之相伴的发展潜力。管理者尊重他们的潜力,在智库内部确立“研究至上”的研究伦理,而不是“业绩至上”的销售伦理。剩下的,就只能是等待,让时间去选择与淘汰。一旦陷入一定要做点什么的“管理思维”,可能就会越搞越乱,导致人才接连流失。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耐心,而不是魄力。魄力应该是对外战略抉择,对内则更需要耐心。如果一定要采取企业管理的思维,那也需要参考律师、会计师等专业性强、人力资本密集的行业,而不是资源性的垄断型国企或是家族性质的民企。

另外,如果实在要做,智库管理者有一个选项,那就是自己做研究。“兄弟们给我上”,这与“兄弟们跟我上”是完全不一样的激励性质。比较笔者调研过的新型智库,凡是上下一心人心稳定的,其执行领导一般都是一个活跃的研究者,他带领各个层级、资历的研究人员一起做研究,深入田野,而且往往身先士卒;而那些上下分离、人员流失严重的智库,领导上往往都是“给我上”的长官思维,认为给够了钱,大家一拥而上就可以把智库做好了。

总之,从笔者有限调查的案例比较来看,只有从上而下让研究伦理在智库中占了上风,一家智库才能去除创业者与机会主义者的标签思维,建立稳定、可持续发展的人才战略,把人留住。

当然,用于内部管理的研究伦理,也会遭受外部学术与政府理念分歧的影响。问题很简单,到底什么才是好的政策研究?这注定存在较大的分歧,其影响因素包括学术自治理念、政府一贯偏好、意识形态争论、学科范式分裂、智库领军人物个人优势与弱点等等。这就更需要智库建设者与管理者持之以恒的耐心摸索,在人才培育的挑战之中树立组织自身的研究风格。

三、内外的互动:国家治理的讨论

新型智库的人才困境,不是智库的问题,也是整个国家的治理难题。一句话说,国家权力的高集中度、党和政府决策者较单一的知识背景、知识界对政府的不信任感、智库开拓者的急躁情绪与管理经验匮乏,都共同决定了当前智库人才的需求供给脱节的现实。

第一,国家权力集中度过高,导致社会没有资源和机会来为国家建设提供智力支持。从大学,到智库,都面临社会组织缺位的问题。没有社会的支持,人才是不可能聚集的。这一点,国家必须鼓励多样化的智库形式,在保障自由竞争的大前提下,多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智库领域。

第二,决策者较为单一的知识背景,在很大程度上不能适应现代经济发展和国家治理的需要。政府的需求是真实的,但由于对社会科学缺乏认识和了解,也导致他们也根本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同时,知识界的学术自治传统以及衍生的政治不信任感,又让大学在智库建设上难以真实投入。供求脱节,无法对接,政府只能干着急。这样的情况,不仅体现在智库建设上,也体现在外交政策、国内安全管理、金融市场管控、教育规划发展等方面。背后的根本命题是,中国如何思考,即,用什么知识和话语来构思自己的现代化?决策者需要不断提醒自己不断学习、虚心纳谏,不能只听那些听得懂听得舒服的话;而学者需要不断降低所谓的身段去关心这个国家,关心我们的社会,开拓可以与官员对话的文本方式。

第三,智库开拓者的急躁情绪来源于对国家发展方向与治理困难的焦虑,但这种焦虑不能为自身面对新环境管理经验的匮乏而辩护。理想,需要耐心,需要包容。笔者研究的各个案例都还没有发育终结,来不及盖棺定论,但毫无疑问的是,最后的成功者,或者说一直坚持的失败者,最终凭借的应该是信念,而不是利益或情绪。这样的信念,应该是理性的信念。或许,儒家的承担与建设,可以成为智库开拓者的一个基调哲学。遗憾的是,儒家是需要师承的,一个智库开拓者,不可能自己封自己为儒家,就开始行道。面对这样的思想与血脉断层,我们只能期待用开放交流来开启新的传统。

智库的人才困境还可以引发更多的深入讨论,有待方家理论切入,更需要实践者用行动来验证。及时雨或万金油似的政策建议,都难免流于肤浅。马克思说,上层建筑的调整一般都落后于经济基础的发展。的确,中国上层建筑的制度转型需要时间,智库的人才培育也需要时间。无论怎样,利益可以妥协,制度可以演化,但人才培养及其背后的知识生产理念却至关重要。

* 刘骥,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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