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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郑永年

郑永年:光嗓门大没用,要有自己的思想体系

08. 27, 2020  |     |  0 comments



      中国应该跟世界交流,跟区域来往,尽量寻找共同的利益,也应该回归基本事实、回归科学、回归理性,建造属于自己的思想体系。——郑永年


本世纪头十年,对于中国来说,无论内政还是外交,都是最好的时代。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那么多年的两位数增长,都发生在加入WTO之后。


国家发展需要资本,没有资本就很难运作,尤其是像中国这种大国。虽然上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但那时候进入中国的资本,主要还是海外华侨以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华人的资本。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真正意义的西方资本进入中国,这是中国加入WTO的重要动力。因为西方资本进入中国,中国产品要向西方输送,需要接轨。加入WTO之后,中国就真正跟世界经济融为一体了。



01

全球化带来了什么?

本世纪头十年,中国在很多领域获得了快速发展。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到了第二个十年,性质就不一样了。


其实,变化在2007—2008年西方发生全球性经济危机时已经开始了。中国抵挡了经济危机的冲击,而西方开始感觉到自身体制存在问题。因为全球性经济危机基本上是华尔街的危机,从金融危机演变为整体性的危机。


从“占领华尔街”运动起,大家就开始反思:全球化跟经济危机有什么关系?它带来了什么?


从宏观层面来看,各个国家都失去了经济主权。到今天为止,没有一个国家敢声称自己有经济主权——包括中国,因为国与国之间互为依赖。


经济的全球化、技术的全球化,导致政府税收的消失、就业的消失,这不是美国一国的个例。美国一直说中国人偷走了美国人的工作,而这当然不是中国的责任。因为生产资源在全球范围通过市场分配,iPhone在美国产生不了多少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在珠江三角洲;而且,即使谈“转移”,目的地也可能是其他国家。


这一波全球化被称为hyper-globalization(超级全球化),它跟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全球化不一样。二战结束到80年代的全球化,是基于主权经济体制的全球化;这一波全球化则是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的分配,美国很难把所有的东西拉回美国,这也是西方感觉到的危机。



02

中国的崛起与西方的衰落


2008年的经济危机也让西方世界感觉到,中国变强大、变自信了。


如果说中国以前韬光养晦,向西方尤其是向美国学习,2008年以后,中国开始对西方有所怀疑:你怎么搞的?怎么还不如我搞得好?特朗普挑起的贸易战以及经济民族主义做法,可以上溯到2008年,这是一个延续的过程,不是一下子跳出来的。


西方在经济上至今没有解决结构性的问题,政治治理上又出现了很多新问题,加上中国变得更加强势且自信,西方对自己的制度显得信心不足。


2001年7月13日,北京,市民乘坐出租车在长安街上庆祝申奥成功。/视觉中国


“9·11”、“非典”(SARS)、经济危机、特朗普上台、新冠肺炎疫情,这些看似偶发的事件,背后都有着大趋势发展的必然。即使这些事件不出现,也会有类似的其他事件出现。“9·11”是恐怖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非典”和“新冠”本质上是城市化和全球化的产物。它们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是偶然的,但它们的发生是必然的。


特朗普上台更是如此。不是特朗普,另外一个人也会出来搞民粹主义。你看在欧洲,民粹主义早就抬头了;至于美国,中产阶层从二战以后的70%下降到不到50%。中国是从穷到富,速度慢一点可以接受,美国则是从富到穷,奥巴马当总统8年,美国中产阶层规模每年下降约一个百分点,全球化创造的财富,流到了少数人手里。


这直接导致了西方反华浪潮和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兴起,西方开始害怕中国的体系了。之后中国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以及“中国模式”这样的舆论和做法,也进一步加深了西方的恐惧感。2008年,美国还是奥巴马这样的传统精英当政,相对克制;特朗普一上台,就麻烦了,他代表的保守势力全面崛起,大搞民粹主义,开始把矛头指向中国。



03

保持双循环,至关重要

外部环境在变化,与此同时,对中国来说,尽管内需比重越来越大、外贸不再像上世纪90年代或本世纪头十年占那么大比重,但外贸的重要性仍不容低估。


保持对外经济关系很重要,它不光是一个量的问题。过去我们常说美国制造、德国制造、日本制造,这些产品,比如当年从日本进口的相机、电视等,都是整产品。而上世纪80年代以后,全球化出现了国际分工。所以,当我们说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时候,“全球化”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


这波全球化,中国主要聚焦的是西方技术向中国的扩散和应用。我们是个应用大国,还不算一个创新大国,创新近些年才引起了重视。正因为中国是个应用大国,所以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对中国影响很大。像华为,中国最好的科技企业之一,它相当比重的技术如芯片、操作系统仍依赖于外部供应,成为让人头疼的问题。


根据工信部部长苗圩的说法,美国是第一梯队,日本、欧洲是第二梯队,中国还处于第三梯队。跟新中国成立初期相比,中国的生产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这些提高大部分基于西方技术的应用,自创能力仍然有限。对此,我们不能盲目骄傲,要有客观估计。


一方面,我们要发展内需;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有外部循环。没有外部循环,我们会再次封闭,逐渐落后。高层强调“我们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点我们要记住。我们的技术还处于下端,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还应广泛运用西方技术发展自身,因为西方技术也在不断进步;同时,一定要进行自主创新。


本世纪以来,中国确实迎来了发展机遇,而这个机遇也已发挥到了顶点。如今,我们也应该思考如何创造、把握新机遇,实现持续崛起。



04

未来世界经济的中心在亚洲

我们要看到,美国的衰落是一个长期过程。好多人说美国马上就要衰落、解体,其实不然。无论是经济实力、军事力量还是技术创新,美国仍然很强大。


美国是一个危机感驱动的社会,有危机它就会有反应。现在美国面对的这波危机,远远比不上上世纪60年代的越战和黑人民权运动。社会抗议、反叛,可以说是美国制度的一部分,它的容积足够大,可以容纳这些矛盾,所以,不要错判美国。


全球化背景下,我们必须从全球的视角来看问题,不能光看中美关系,否则就会犯错误。根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测,到2024年,也就是再过4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会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经济体;美国排第二,印度、日本、印度尼西亚则依次排三到五位。前五位有四个是亚洲国家,这说明,未来世界经济的中心在亚洲,所有国家的重点都会放到亚洲。


在这样一个局面下,中国不仅要跟美国竞争,跟印度、日本、印尼这些国家的竞争也会加剧。中国如何处理自己跟周边这些经济体的关系,就决定了中美关系的走向。中国绝对不要四面出击,如果这些经济体跟美国联合起来,哪怕中国经济总量最大,也没用。


所以,看中国的未来要跳出中美关系。跟美国以外这些大经济体的关系处理得好不好,直接影响中美关系的走向。



05

光嗓门大没用,要有自己的思想体系

事实上,中国与西方在经济上的竞争并不是那么强烈。你看中国的开放为西方带来了多大利益?在某些领域,中国已经接近甚至超越西方,但这些领域跟西方的竞争并不是很强;总体而言,中国的制造业仍落后于西方。而对大部分老百姓来说,中国跟西方在经济上是互补的。主要分歧仍在于认同政治,就是文化、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方面的问题。


其实,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始,中国一方面反对美苏霸权,一方面也在寻找跟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共同利益。改革开放以后也一样,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不争论。市场经济只是一个工具,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不争论就是不搞认同政治。


我们有不同,但我们也要求同。并不是说文明、文化、意识形态有差异就必然发生冲突,不是这样的。实际上,中国加入WTO后跟世界接轨,在越来越多的方面跟世界趋同。但我们渐渐不去讲这些“同”,有时候即使是同,我们还一定要把它说成不同,比如一些自媒体或民间智库特别喜欢强调“我们不一样,我们比你们好”,这就是问题了。


塑造认同很重要。中国应该跟世界交流,跟区域来往,尽量寻求共同利益。刻意追求不同,你就在妖魔化自己。我们跟人家都是一样的人,只是有些微不同。比如我们用筷子,欧美人用刀叉,印度人用手抓,但一样是吃东西。


与此同时,亚洲(包括中国)有政治、经济方面的实践,有跟西方不同的地方,有自己的模式。我一直在主张,要放弃西方的那套概念和理论,回归基本事实,回归科学,回归理性。


这个思路要用来形成社会科学理论知识体系,而不能用于宣传。我们现在没有这套知识体系,而是拿着西方的知识体系来解释自己。从美国拿一点,从英国拿一点,怎么解释得通呢?亚洲崛起得很快,但我们的人,尤其是知识界人士,还在受西方思想的殖民,这是最糟糕的。思想殖民产生的东西,就是加工和应用,缺乏吸引力,也解释不了自己。


为什么德国、法国的社科哲学互相吸引?因为它们基于事实建立了一套自给自足的理论体系,互相交流,这就是基本功。这跟趋同一点都不矛盾,越想跟别人趋同,越需要有自主理论原则,并不是照抄照搬就能跟人家趋同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的自主经济体系,跟世界接轨有矛盾吗?没有,正因为你自主,所以你接轨得更好。


我们缺乏的是软力量。你看媒体的形式,中国比哪个国家都做得好,我们嗓门可以很大,但人家听得进去吗?人家听不懂,因为你没有自己的东西。西方的软力量强大,在于它背后有一套庞大的知识体系支撑;我们有钱、有技术,但我们没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建立这样的社科思想体系,恐怕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没有这个意识的话,你永远不必指望能产生这样的知识体系。



采访 | 李屾淼
口述 | 郑永年

首发于《新周刊》569期

转载已经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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