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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郑永年

郑永年:深圳的使命与改革目标

09. 10, 2020  |     |  0 comments


编者按

 

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年,从人口30万的边陲小镇到人口2289万的国际化大都市,从改革开放初期GDP不足2亿元到2019年逼近2.7万亿元,敢为天下先的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也是改革开放的最佳诠释者。

 

2019年8月18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发布,确定了要将深圳建设成高质量发展高地、法治城市示范、城市文明典范、民生幸福标杆、可持续发展先锋的战略目标。

 

就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年来的改革经验,如何继续展示先行示范价值,如何在大湾区一体化发展中充当排头兵,实现高质量发展等问题,南方都市报记者专访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原所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教授。



深圳40年的发展经验和路径中,我们做对了什么或者我们正确地坚持什么?(图源:财新网



深圳40年完成了三次使命


南方都市报(以下称“南都”):40年前深圳等地被中央考虑并批准成为“特区”,但改革目标和模式到底是什么,对于当时的深圳市还是未知数。在你看来,深圳40年的发展经验和路径中,我们做对了什么或者我们正确地坚持什么?


郑永年:我想这个和当时的局势有关系。至上世纪70年代末,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亚洲四小龙经历了六七十年代发展,有了一个基本的发展经验和路径。那就是后发国家和地区,如果想经济腾飞,必须依靠资本和技术。


要发展经济、持续不断地发展制造业,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改善民生,我想这是深圳发展40年的最大经验。上世纪80年代,我们将这个目标设计为“小康社会”,现在我们叫“美好生活”。这一目标要靠制造业支撑、靠改革发展。


但是改革和发展需要找个突破口或者说试验区推动经济发展,必须要依靠在地缘上能够就近获得资本和技术的地方。深圳地理上天然靠近港澳,而当时香港经济蓬勃发展,有大量资本和技术可以就近获得,我想这是选择深圳作为改革窗口的直接原因。


让我来评价深圳40年发展,我更喜欢用“使命”来解释这一过程。深圳这40年就是完成了三次使命,核心是利用市场和要素驱动社会发展和进步。当然,这一条路确实不好走。


我们对于市场经济理解也是个渐进过程,1982年,当时叫“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1992年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再到2013年,我们提出了“市场配置要素起决定性作用”。所以,当时深圳有句口号叫“杀出一条血路来”。这阶段的深圳产业多为“三来一补”的组装型制造业。


深圳的第二次使命是在2008年前后,遇到了金融危机,倒逼产业进行升级,当时叫“腾笼换鸟”,诞生了诸如华为、腾讯等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企业。当然,深圳也很好地完成这两次使命。


2019年,中央又给了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这样的新使命。我们怎么理解这样的新使命?这个问题我觉得很重要,深圳需要什么样的工具完成这个新使命?中央给了深圳原则性的使命,那深圳怎么完成这个使命,我想还是需要具体细节和改革抓手,来完成这样使命。比如,深圳可以围绕着制造业技术,形成一个地域嵌入型的世界级经济技术平台。



围绕“先行”和“示范区”大有可为


南都:你谈到深圳要嵌入世界级技术,这几年深圳一直围绕打造良好的市场驱动的发展环境,推动了很多具体的落地举措,从细节中见精神。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形成了一个共生的社会生态。你怎么看待这一现象?尤其在当下背景下,你认为深圳政府应如何利用制度创新力和想象力,更好地激发市场活力?改革动力来自哪里?


郑永年:2019年,中央给了深圳新使命,其中有两个关键词“先行”和“示范区”。就这两个关键词,深圳有很多可以做的。比如围绕着世界级制造中心,可以在制度创新和社会治理等领域内,进行很多可以尝试的内容。这个需要新的思想解放。


你看看东京湾区、纽约湾区和洛杉矶湾区的运行机制,沉淀那么多优质的技术和资本。为什么这些优质的要素资源没有流动到世界其他地区,这个是不是值得我们思考?现在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不一样了,当时是项目经济,政府负责招一些大的项目进来,GDP有了,经济也发展了。而现在政府应该去打造大型经济平台,利用平台优势,去吸引优质资本和技术。



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促成资本、技术和人才在全球流动。这40年,我们利用土地、劳动力资源,吸引大量附加值不高的技术进来。为此,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比如环保、空气等稀缺资源被透支。


按照新发展理念,这些发展模式肯定不行了,所以,我们要向其他湾区学习,如何培育和服务那些优质企业和技术,能够留住优质的技术和资本。我想,这是深圳要做的事情。比如提升医疗卫生、教育、公共住房等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尤其是软环境的建设。


深圳要打造世界级技术平台,没有人才肯定不行,但是这些人才需要很好的软环境支持,比如有没有好的初高中教育资源,有没有好的医疗卫生资源。这些都是营商环境的软实力。政府要做擅长的事情,企业和市场最知道哪些是附加值高的技术。如果所有的资本和技术都想进入,通过好的制度让它们不想走也走不了,这样才可实现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这就是我一直强调深圳的新使命的原因。



构建产业生态,形成南方共同市场


南都:经历40年改革开放,广东珠三角地区成为中国最为富裕的地区。在推动珠三角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深圳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了深圳在大湾区内的发展定位。在这样的政策背景和发展定位下,你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如何超越世界其他三大湾区,引领世界?


郑永年:这就是我刚才所讲的建设平台的价值。我们要做顶层设计,这样才有改革抓手,这就是行动纲领。我们要考察其他三个湾区的做法,你才知道这些平台的建设价值和路径。如果我们还按照以前的简单模式,招商引资发展经济,资本就像农贸市场一样,做完生意的就跑了。


所以我建议,深圳应该花大力气,打造一个世界级技术和经济平台,将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自贸区考虑进来,利用中国南方的经济腹地,形成一个南方共同市场。有了这样的平台,就能覆盖完整的产业链,附加值既有高端部分也有中低端部分,形成一个产业生态。这个世界级平台有市场空间,有足够的人口,这样就有极大的抗风险能力。



我们不能再走过去“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老路。这才是在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做法。我们也可以参照一下新加坡的发展路径,以前是一个个项目落地,现在就是整体平台升级,围绕产业平台建设进行城市升级。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这样的世界级经济平台,我们才能具备强大的竞争力。围绕这些制度建设,深圳就可以将内容细化成建设先行示范区的行动纲领。



当前形势下更应明确改革目标


南都:你曾提出深圳改革开放是1.0版本的“请进来,走出去”,到2.0阶段的“与WTO接轨”,未来的大湾区将走向一体化的3.0阶段开放。那么具体到深圳,如何继续成为大湾区未来的发展热土?


郑永年现在应该是4.0版本。现在国际国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我们更应该明确改革目标,围绕这些目标制定更具体的行动纲领。在湾区一体化过程,继续保持领头羊的价值。


现在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对深圳来说,尽管内需比重越来越大、外贸不再像上世纪90年代或本世纪头十年占那么大比重,但外循环的重要性仍不容低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深圳虽然吸收大量西方技术,但创新能力不强,创新能力这些年才引起了重视。所以,现在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对深圳影响很大。像华为,中国最好的科技企业之一,它相当比重的技术如芯片、操作系统仍依赖于外部供应,成为让人头疼的短板。


客观地说,我们非常需要发展内需;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有外部循环。就深圳而言,我想外部循环也非常重要。中央强调“我们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点我们要记住。



我们的技术还处于下端,很长一段时间内,包括深圳在内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还应广泛运用西方技术发展自身,因为西方技术也在不断进步。所以开放很重要,这样才能可持续地打造世界级经济平台。



深圳制造业和香港金融业需对接


南都:在“一国两制”背景下,你认为深圳和香港应该是怎样的关系或者两者扮演怎样的角色,可以让香港继续保持繁荣稳定,并能够依托内地广阔的经济腹地?如何继续深化深圳在大湾区一体化的发展价值?


郑永年: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当中,香港和深圳都有着明确的定位。香港继续打造国际级金融平台,深圳在制造业领域继续发力。现在深圳的人均GDP接近3万美元,香港达到5万美元,两地产业定位和功能有着明确要求。深圳制造业持续发展需要香港的金融业支持。这样关系也非常明确。在粤港澳大湾区内,这些资源对于大湾区发展恰恰会起到化学反应促进作用。欧盟有那么多国家,法律制度也不相同,这些国家相互协调就做得不错。


在粤港澳一体化中,深圳制造业和香港金融业如何对接是个关键问题。如果大湾区能通过一体化发展,加上海南自贸区形成一个南方市场,那就能形成广阔的经济腹地,带动包括香港等大湾区城市发展。



深圳要从“组装制造”到“创新制造”转变


南都:逼出来的改革、放出来的活力、摸出来的市场,这三点几乎贯穿了深圳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在当前国际不确定因素增多的背景下,深圳欲进一步改革开放,你认为应该在哪些领域推进重点改革和探索?


郑永年:我更希望用“辐射”的概念来回答这个问题。比如欧盟共同市场,对其他地区就有很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我们可以去学习深圳好的经验,包括当年的改革精神,但不是要学习其过去的做法,而且我们不能做简单的描红,要深刻理解深圳的经验。


我想深圳接下来的发展,需要从“组装制造”到“创新制造”转变。围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经济平台,深圳应该在某些技术的重大突破上,形成世界级影响力。这样深圳就有了改革发展的抓手,有了这个目标,包括社会治理、市场驱动等制度创新就有了抓手和内容。



深圳40年发展所遇到挑战非常多,成就如此巨大值得世人尊敬,但接下来还是需要明确自己使命和定位,实现可持续发展,继续为改革开放做新的诠释。



✎采写 | 南都记者 尹冀鲲 丁贝 戴越

栏目统筹 | 南都记者 傅静怡

✎口述 | 郑永年

刊发于《南方都市报2020年0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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