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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郑永年

IPP专访 | 郑永年:和平的可贵

09. 10, 2020  |     |  0 comments


2020年,中美关系呈现出冷战以来最大的波动。



无论是对个人、组织(企业),还是对国家和国际社会来说,2020年注定是一个百年不遇的特殊年份。世界地缘格局的稳定性不断受到动摇,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双边关系的中美关系呈现出冷战以来最大的波动。


国际政治的剧烈波动已经深刻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特别是那些工作或者生活与国际政治相关的企业家、科学家、国际政治研究人员和学者。即便个人不喜欢政治,政治也会找上门来;不想被卷入争端,但争端会找上你;不喜欢战争,但战争会向你走来。


从人类历史的长河来看,两个对立阵营、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两种排他性宗教之间的战争,从来都是以“正义”之名斗得你死我活。每个阵营的人对被认为是对立阵营的人,即使口诛笔伐、恶意中伤、谣言惑众式攻击,甚至人身消灭行为,也是代表着正义。只要有了“正义”护身符,人类对同类的任何残酷行为都会得到美化。


所以,才会有纳粹时期被灭杀的近600万犹太人、麦卡锡时期因政治见解不同而丧生的1500名科学家、“造反有理”旗帜下的两派对立和各种惨无人道的行径。鲁迅将中国历史归纳为“仁义道德”之下的“吃人”的历史,其实,又何止中国,翻看人类历史, “正义”、 “道德”名义下人类之间的残酷行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在历史的不断反复中,人类一边重复着残忍,一边进化着实施残忍行为的组织化手段以及美化着残忍的技术。汉娜・阿伦特所揭示的“平庸之恶”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2020年9月4日,著名学者郑永年教授接受微信公众号IPP评论的专访。郑永年在访谈中指出,当今世界格局大调整不仅在物质层面给民族国家、国际组织、企业乃至个人构成冲击,更考验着人类最本质性的东西,即人性。


郑永年认为,当今世界的一个大趋势就是两极化。一个愈发两极化的世界格局构成了人类分化的大危机,因为人们必须选边站队。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为了证明自己选边的合理性,往往会把自己过度道德化,而把对方妖魔化。


人性之恶在民粹主义运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人们,个人或者团体,使用极恶的想象力制造各种故事,不遗余力地丑化和攻击对手。历史地看,这种对峙的结果必然是人类冲突。然而对峙乃至战争不会有真正的赢家。人类社会应当觉悟,节制自己的私欲,避免最终的自残。 



世界的两极化格局


IPP评论:您如何评价当前地缘政治的大调整,以及中美关系的巨大变化?


郑永年:今天世界的地缘政治格局与当年美苏冷战前夕的情景有很多相似点。世界最为重要的两股力量之间出现对峙,形成以美国为中心的一极和以中国为中心的另一极。尽管中国选择了加入世界体系,但面对中国近年来的和平崛起,在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在美国,有一些人产生了“修昔底德陷阱”的焦虑,认为这是老牌帝国(美国)将要被新崛起的国家(中国)取代的节奏。


所以美国国内的一些强硬势力开始利用贸易战、技术封锁、人身迫害等一系列手段打压中国。这一系列操作在世界范围产生的效应绝不仅仅作用于中美双方,而是将整个世界秩序带入了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的两极化危机中。


在世界的两极化不断加剧的过程中,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会持续地受到波及,而且程度会越来越重。到了一定程度,不可回避的残酷现实就是:维系生存是需要做出抉择的。对很多国家而言,跟谁站在一起,以什么姿态站,都可以是生死攸关的事。他们中的一些已经选择了美国;另一些选择美国的趋势已经越发明显;还有一些正在左右观望。


庆幸的是,迄今为止,中国不仅没有说要走向对立,而且是一再强调要坚持开放。这不仅是为中国自己,也是在为更多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甚至也是在为美国争取最后一点回旋的空间。这也应当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担待。


自然,在两极化世界里以选择谋生存不仅仅是主权国家的难题,实际上无论是国际组织、跨国企业这类超国家主体,还是一般企业、社会组织、家庭乃至个人这些在相当程度上还要依附于国家的主体,也都面临这样的压力。


在仍然以主权国家为最主要活动单位的国际政治秩序中,以上这些主体往往被民族国家的纷争所裹挟,成为“牺牲品”。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卫生组织(WHO)、我国大陆地区的企业华为、字节跳动等,我国台湾地区的企业台积电,都是如此。


IPP评论:您能否详细谈一下当前地域政治剧烈变动的影响?


郑永年:地缘政治影响的体现,共有四个层面。第一个是民族国家层面;第二个是国际组织层面;第三个是跨国企业层面;第四个是个人层面。


第一,就民族国家层面而言,我们要看到特朗普政府正在对中国大搞“认同政治”,在妖魔化中国政治制度的同时强化西方民主认同。美国的强硬派和保守派政治精英,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国会议员,把中美制度的不同视为中美冲突的根源,而且很多西方国家也积极加入其中,从而和美国结成认同政治的广泛统一战线。


这种因为认同政治而引发的冲突即使在西方内部也引发着矛盾,因为即使是西方国家也并不只有强硬派和保守派,对西方的绝大多数人来说,解决生活中的难处远比在两极化中站队重要的多。这种情形在非西方国家表现得更加明显,因为大多非西方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对中国来说,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其一,并不是所有西方国家都是注定跟着美国跑,那些关切本身可持续发展的西方国家仍然具有很大的动力和中国交往。其二,并非发展中国家就会跟着中国跑。一些发展中国家经常“见钱眼开”,为了一点利益,马上靠近西方。


第二,二战以后,国际组织在协调各个国家之间的利益纠纷、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现在我们看到,国际组织在疫情期间影响力变弱,联合国几乎无所作为,本该在公共卫生领域发挥关键作用的世界卫生组织也受限明显,难以在国际社会抵抗疫情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这种局面的造成归根结底是因为全球地缘政治生态的恶化。国际组织是主权国家组成的,大国所扮演的角色尤其重要。一旦大国之间有了分歧,无法达成共识,国际合作就成为不可能。


第三,跨国企业的问题现在值得特别关注。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超级全球化时代,跨国公司为代表的资本去“主权国家化”,实现资本本身的自主性和自治性。但现在超级全球化时代已经结束了,转而进入了有限全球化时代。


随着中美政治关系的走低,全球的跨国企业们也被迫面临着选边站的危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已经加大了对中国入境投资的监督,特朗普政府还计划拒绝中国企业进入美国资本市场。今天,华为、Tiktok、腾讯等中国的跨国企业面临的困境,正是它们不得不承受的地缘政治剧烈变化带来的成本。


第四,更为重要的是地缘政治变动所造成的个人悲剧。华为的孟晚舟成为了美国地缘政治的“人质”。美国政府把很多有中国背景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当成迫害对象,把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都看成是潜在的间谍。


从世界范围来看,认同政治正在解构多元主义和价值中立的价值观,在各国知识精英乃至大众群体之间制造出非此即彼的壁垒。站队和被站队成为了常态。对不同意见者的各种攻击,甚至群殴都时不时在发生。


跨国公司的商业竞争可以牵扯到国家利益,企业家个人成为牺牲品;尽管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的国籍却有可能使其成为国家间竞争的牺牲品;学者,特别是那些研究政策和国际关系的学者,更有可能因其学术观点被贴上标签而成为牺牲品。正常的学者间的互访以及学术交流也被非正常解读。


这种影响甚至波及每一个远离政治的普通人。因为当你走出国门,你的国籍便被赋予了一种身份标签,想要挣脱这种标签,需要超常努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另类忠诚表达也成为一个理性的选项。



两极化的终结往往代价惊人


IPP评论:您认为世界将会为中美两极化对抗付出什么代价?


郑永年:两极化弊端众多且显见,但一旦陷入两极化局面,并不容易跳脱出来。从历史的经验看,两极化世界格局往往是在人类付出了惨重代价后才得以重构。或者说,和平是用战争的代价换来的。一战、二战和冷战,都是两极化世界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两次世界大战,无论是战败国,还是战胜国,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使得欧洲文明陷于毁灭的边缘。


冷战又如何呢?表面上美国取得了冷战的胜利,但冷战却为之后单极化世界里的不稳定(如恐怖主义)创造了条件。更何况,俄罗斯并没有因为冷战而消失,普京领导的俄罗斯依然在地缘政治上对美国及其所领导的北约构成了重大挑战,而且这种挑战还会继续下去。


所以说,两极化的对抗没有善果,战争没有真正的赢家。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反对“以暴制暴”,因为在结束一场战争的过程中已经酝酿了下一场战争的因子。


IPP评论:既然战争带来牺牲,那为什么还会有人喜欢挑起战争?


郑永年:托洛茨基曾经说过,你对战争毫无兴趣,但是战争对你兴趣甚浓。人类数千年,战争无数,也产生了无数的有关战争的理论。但究其本质,战争便是人性恶的反映。


很简单,有些人把战争和对抗看成一个机会,想当然地以为他们会是战争的赢家,这些人因为自大自私而遮蔽了理性。情绪到了疯狂点,战争就变得不可避免。


另一些人未必真欢迎战争与对抗,但是在战争和对抗风雨欲来时,以为自己足够聪明,认为自己会选择站在最终胜利者一边,这些人是用投机的精明来对抗世界的不确定。这样做实际上是助纣为虐,自己也卷入战争,最后成为战争的牺牲品。


这两类人造成的恶果就是不断压缩人类理性的回旋空间,让那些原本想极力避免冲突、愿意为最大多数主体的利益作长远打算的人别无选择。


当原本祈望和平与安宁的人发现“你不对战争感兴趣,但战争对你感兴趣”时,他们最终只能选择应战,而且必将竭力而战。如习近平所说的“我们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就是在这种现实情况下坚守底线思维的写照。


说到底,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便是人与人之间的战争,是人性之间的战争。



两极化世界和个人的选择

 

IPP评论:的确,战争是人选择的结果。世界正在加速滑向两极化格局,这是客观现实;两极化的终结往往代价惊人,这是历史经验。那么,有没有一些个人的选择可以使我们避免这种糟糕的局面呢?


郑永年:如果大家秉持对和平与安宁的向往,选择是存在的。具体来说,这里存在着正向思考和反向思考两种同等重要的思维。


就正向思维而言,如果我们能摆脱两极化对抗思维的束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真实情景而非意识形态上(如不自我道德化),就不难发现,其实从国家、社会、组织到企业、家庭、个人都可能拥有,也值得拥有更好的选项。

在国际社会的真实情况中,对手、竞争者、合作者、伙伴都是一个连续光谱上的不同位置,很难精确地划定他们之间的分界点。一个主体对另外一个主体来说,在不同的领域,同时扮演着这几种不同角色也是常有的事。和平、友善的国际环境具有包容性,能更务实地为更多的人创造福祉。


就反向思维而言,危机降临,地缘政治趋于两极化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对其他主体贴上过于单一的标签(妖魔化他人),把有来有往的博弈变成以牙还牙的报复。以史为鉴,如果要说彻底、凶狠,无论是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种族清洗,还是美国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麦肯锡主义,哪一个都比如今的美国政府尺度大,但有哪一个得到了哪怕一点有益的结果呢?


在多元价值的今天,不在冷战思维上悬崖勒马,硬要发动国家体制来针对意识形态战中的假想敌,最终只会落得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恶果。


这里令人悲愤的是,在纷乱的国际形势下,投机之风越来越盛,一些人想要搭上地缘政治两极对抗的顺风车,用诬陷和污名化别人来实现一点私利,求得苟且的机会。在世界秩序和平、安宁的时候,在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时候,这部分人是非常失落的,也是寂寞的。如今,这些人总算是有了 “表演的舞台”。


然而,过往如此操作的,又有几个逃脱得了被利用又被抛弃的最终结局?实际上,那些做投机性选择的群体往往也是最先得到战争惩罚的。道理最简单不过了,战争是在敌我之间进行的,很少有人可以一脚在“敌”,一脚在“我”。投机者因此往往成为“敌”“我”竞相绞杀的对象。


和平与安宁,平日里就像空气,日用而不觉;突然少了一些,倒是凸显其可贵,守护它们需要决心和勇气,也需要宽容和耐心。大到中美,小到每一个家庭和个人的日常生活,无不如是。



★ 本文系IPP对郑永年教授的独家专访

✎采写 | 张骏
✎编辑 | IPP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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