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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灏文:下一阶段全球化发展初探

09. 12, 2020  |     |  0 comments


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及其所带来的对各国的影响,让人们开始忧虑是否会掀起一波逆全球化的浪潮。(图源:网络)



进入2020年,在新冠病毒疫情的冲击下,许多国家开始减少、收缩与其他国家的联系,全球化进程进一步放缓,且大有“逆全球化”加剧的趋势。诸多学者和分析人士也在讨论未来全球化的走向会是如何。不可否认的是,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及其所带来的对各国的影响,让人们开始忧虑是否会掀起一波逆全球化的浪潮,持续了上百年的全球化进程,是否会因此而终结。 



全球化走向的代表性观点


近期,关于未来全球化会如何变化的讨论,有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


郑永年教授认为,在新冠疫情之后,各国会有所调整,收回更多的经济主权,但经济全球化不会简单地退潮,而是以一种类似于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那种“有限全球化”的新形态继续下去[1]。80年代以前的全球化,是基于主权经济上的全球化,是资本、商品的流动,以及有限的人才流动。


80年代以后的全球化,是更深层次的经济全球化,被称为超级全球化,生产要素在全球市场进行优化配置,资本和技术在全球范围内高速流动。主权国家的经济主权受到一定的削弱,或是主动做出一定的让渡。而同时,这种深层次的全球化也给国家带来了许多问题,最直观的例子是,此次疫情将一些国家产业“空心化”的缺点充分地暴露了出来。于是,一些国家和利益团体希望回到“过去美好的时光”。


不过,郑永年教授认为,世界并不会走向自给自足。只要当今世界两大经济体中国继续保持开放,美国依然是资本主义国家,世界走向自给自足就不会发生,全球化就不会走向终结。


王栋提出了“再全球化”的概念。它指的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对全球化进程的改革,以及这种改革所产生的模式升级和扩容效应。再全球化的动力由传统大国转向新兴国家,西方大国的全球化参与能力与意愿在下降。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陷入了不同程度的孤立主义泥潭之中。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对全球秩序的参与程度越来越高。这种一降一升给了全球化新的动力。


另一方面,新兴国家开始主动供给公共产品,在全球治理中开始发挥作用。传统的全球化以“中心—外围”经济结构为基础,发达国家与外围国家之间的工业制成品和原材料贸易所造成的“剪刀差”构成全球化不公平的根源之一。


而当新兴国家全面崛起,中国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全球化的“二元格局”将演变成“三元格局”:即发达国家—新兴国家—外围国家相互联通的状态。这种三个世界的互联互通将超越高层全球化与低层全球化的对立,缩小中心—外围之间的等级差异。中国等新兴国家所推动的再全球化进程并非另起炉灶,而是从内部来升级、改革现有的国际架构,是中国嵌入式崛起的一部分[2]。


《经济学人》杂志此前则刊文提出,全球化已逐渐让位于一个疲软的新时代——“慢球化”(Slowbalisation)[3]。以苏黎世理工学院编制的KOF全球化指数来看,在1970—1990期间该指数增长率为0.6%,在1991—2009期间为1.7%,而从2010至今则降至0.4%,经济“慢全球化趋势”十分明显。


商品、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摩擦加剧;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跨境资本流动放缓;跨国公司与母国利益冲突加剧。一种新的世界贸易模式逐渐显现。“慢球化”将使区域内经济体之间的联系加深。亚洲、欧洲和北美的供应链更多将从更近的地点采购,大多数贸易活动将会发生在区域内。随着全球性的规则渐渐失去影响力,各种更为灵活、易调整的区域协议开始掌控贸易和投资。区域层面将实现比全球层面更深入的一体化。


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当前也有不少分析人士提到了“数字全球化”的概念。在麦肯锡发布的《变革中的全球化》报告中,有较为丰富的论述。这种观点认为,全球化虽然在贸易层面放缓,但全球化本身并未倒退,而是走在了一条新的道路上,如今全球化更多是由数字技术所推动,且越来越由中国等新兴国家所引领。数据流动将成为全球经济的“结缔组织”,数据流动将带动其他生产要素的流动,同时数字技术正愈发成为为企业创造机会的平台[4]。



未来全球化可能具备的特征


通过上述这些对全球化走向的讨论,我们其实能够窥探出未来全球化可能具备的一些特征。数字化和智能化程度高且日益成为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一方面是,数字技术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全球化曾以跨境商品贸易和金融活动为主要衡量标准,而如今与数字化的融合日益紧密。


已有数据研究发现,近十年来宽带使用量暴增45倍,支撑起生机勃勃的商业活动,预计在未来5年还将增长9倍。数据流直接创造的价值高于外商直接投资,综合考虑其直接和间接作用,数据流对GDP的贡献已超过全球商品贸易。数据流不仅创造价值,还改变了传统商业。全球一半的服务贸易已经数字化,该比重还在不断增长[5]。


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在线上交易和自动化日益盛行的今天,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将节省大量时间和成本。并且,数字技术所带来的红利开始外溢至社会其他层面,传统的工作生活方式也出现新的变化,由于数字技术像全球化一样无国界,许多工作场所可能会更加依赖数字技术,以取代人力。


而实际上,上述做法在疫情期间已得到印证。“钉钉”、“Welink”等线上办公应用的需求和下载量激增,“钉钉”的月活跃用户数一个季度翻了一倍多,达到1.77亿,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接受居家办公的方式。同时,这些互联网技术应用逐渐拓展至公共领域,线上医疗、线上教育等方式也在加速推广,电子政务大幅提升政务服务效率的同时也让政府实现对社会更高效的治理,互联网技术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应用逐步实现较大范围的普及,呈现出覆盖国计民生各个方面的趋势。


尽管当前全球供应链受到了疫情以及逆全球化的冲击,但我们也能发现,数字化、智能化的时代本身也在对价值链进行革新。


线上互联性增强的另一方面,是线下的要素流动趋于放缓,全球性的依存度逐步降低。随着中国加入WTO积极融入到世界经济的体系中,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一个腾飞的阶段,凭借其庞大的经济体量跻身全球大国之列,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中国与世界之间的经济联系正在悄然改变。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报告显示,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相对有所上升,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则相对降低[6]。


世界各国也随之开始重新审视这种关系,而此次疫情放大了这一趋势,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开始呼吁回迁供应链或重新调整供应链布局,以减少依赖,降低相互依存的敏感性和脆弱性。


需求端个性化定制和快速交付的需求,供给端智能制造和自动化生产技术降低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更是加快了产业链回流、重新布局的趋势。在这一趋势下,全球主义或将让位于地区主义,全球性的联系将减弱,商品、人员、资本等线下的生产要素在全球层面的流动放缓,而区域合作则更加受到重视。各方会加大对本区域的投入,区域合作将呈现深化发展势头,区域一体化的程度加深。 



全球化的历史与演进


回顾人类社会演变的历史,对比当下因疫情而造成的全球性影响,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其实我们也曾有过类似的经历。十三世纪蒙古西征及随之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虽然蒙古对西亚、欧洲的征战给许多古代文明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但庞大的蒙古帝国所带来的“蒙古治世”(Pax Mongolica)创造了足够的和平与秩序,使长途贸易再次繁荣起来,加速了东西方的文化、技术交流,东西方在丝绸之路上的商贸往来进入了一个繁盛时期。


而随后,黑死病爆发并随着商贸线路在整个欧亚大陆扩散。黑死病不仅造成了巨大的人口损失,也冲击了整个社会秩序。教会的力量受到削弱,欧洲随之迎来了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贸易路线由陆地转向海洋,伴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亚欧大陆、非洲大陆和美洲大陆第一次建立起联系。航海贸易所积累起的财富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两次工业革命创造了大量新技术,使交通变得更为快捷、成本更低,移民逐渐增多,商品和人员如潮水般从一个大陆涌向另一个大陆。


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初,世界贸易处在了一个黄金时期。再之后,两次世界大战和西班牙流感爆发,结束了这段黄金时期。二战后,人类社会开始恢复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各国致力于打破各种贸易壁垒。到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改革开放以及冷战结束,世界再次迎来一波全球化的浪潮,商品、资本、人力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流动。互联网技术的出现和发展,又引领一场新的变革。


而到了如今,近十年来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逐步抬头,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和权力竞争加剧,新冠病毒疫情又给世界带来了一场卫生危机。


但是,如果我们拉长视野,把这最近十年放在整个人类社会的漫长历史中,就能发现,它远远不及过去黑死病和西班牙流感那般给人类社会造成的打击严重。


所以,当我们以宏观的眼光来看,如今这十年以及未来的几年全球化进程的放缓,不过是人类社会再次进入了一个调整阶段,它远未到崩溃的那一刻就像过去人类社会每经历了灾难又迎来一场变革,构建出新的联系世界的形式那样。如今的我们,或许正在迎来一个更新形式的全球化。 



参考文献:

[1]张弛,郑永年. 新冠疫情、全球化与国际秩序演变[J]. 当代世界,2020(07):17-21.

[2]王栋,曹德军.“再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角色——以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为例[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02):32-38.

[3] Economist. "Slowbalisation: The steam has gone out of globalisation." The Economist (2019): 34-43.

[4] Lund, Susan, et al. "Globalization in transition: The future of trade and value chains."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2019).

[5] Bughin, Jacques, Susan Lund, and James Manyika. "Five priorities for competing in an era of digital globalization." The McKinsey Quarterly (2016).

[6] Woetzel, Jonathan. China and the world: Inside the dynamics of a changing relationship. 2019.


★ 本文系IPP独家稿件。

作者:严灏文,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政策分析师。

编辑:IPP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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