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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海燕:深度贫困地区的农民,真“懒”吗?

09. 26, 2020  |     |  0 comments



不能简单地认为深度贫困地区的民众没有脱贫志气,慵懒闲散。(图源:网络)



农民的主观发展动力不足是中国深度贫困地区等连片贫困地区的一个普遍现象。如何较为全面地认知这一现象,对于激发当地农户的主观发展动力与脱贫动力以及未来扶贫工作的开展至关重要。目前,国家层面的叙事将这种现象视为当地农民“志气”不足的表现,并将其归结为致贫的重要原因。因此,“扶贫先扶志”成为了重要的扶贫方向。


而在基层扶贫干部看来,有些农民更是无药可救,“懒”、“等靠要”思想严重。2019年,云南一名扶贫干部大骂贫困户的视频在网上广为传播,将基层干部“恨铁不成钢”的心理展现得淋漓尽致[①]。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认知建构与强化了网友对贫困户“懒”的印象。


另外,这种简单的认知容易在现实社会中“污名”贫困群体,弱化了扶贫这一国家行为带有的正义性与团结不同阶层群体的正向功能。


那么,深度贫困地区的农民到底是不是真的“懒”呢?他们是否有另外一种劳作(工作)文化?他们的劳作文化是否发生过变迁?又有哪些因素在其中发挥影响?本文想从这几个问题入手,来回应深度贫困地区的农民“等靠要”这一现象,这一简单却事关广大深度贫困地区群体形象的问题。本文的分析主要基于对云南部分深度贫困地区的持续性观察。 



一、消暇经济的历史传统与村庄结构均质化


费孝通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基于对云南禄村的调研提出消暇经济的概念,指的是当地农民(上层)尽量将土地出租或雇工经营,而让自己与剩余资金尽量参与到地方仪式性的公共活动当中。当地整体的经济文化更注重消遣与休闲,而非资本的储蓄与积累。[②]


费孝通先生只是将云南的土地权属与耕作模式与长三角的农村进行横向对比,对于云南地区为何形成这样的经济文化他并未作出解释。


而在同期的另一部民族志作品《芒市边民的摆》中,田汝康先生研究了傣族的“摆”这一宗教仪式。同样,在傣族的经济文化当中,也不存在现代经济中追求资本积累的劳作文化。在傣族的文化当中,努力劳作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财富的积累,也不是为了扩大生产规模,而是为了能够“做摆”,而“做摆”这一宗教仪式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机制,通过财富的仪式性消耗来消除社会个体之间经济地位的差异。因此,傣族的社会可以实现经济层面上的社会一体化与均质化。[③]


为何当地社会自身反对一种积累式的发展模式?一些学者认为这与传统社会中的社会整合模式紧密相关,传统的社会整合模式主要是一种声望政治。大众对富人的评论不仅仅在于其积累财富的多少,而更在意其对于财富的使用方法,那些将财富用于分享、帮助贫困群体或者对整个社区有用的公共仪式上的富人更能获得好的声望。


如果读者读过詹姆士·斯科特的《逃避统治的艺术》就会发现,包括云南、贵州和东南亚大部分地区在内的赞米亚地区的居民,历史上绝大多数都是为了逃避统治而不断迁往当地的山民,这些群体的文化传统当中富含对等级社会的抵抗与对无统治社会的向往。一旦地方社会中发展出等级社会的特征,他们便继续往更深入的山区迁徙。


斯科特甚至认为地方社会为了避免等级与统治社会的产生,形成了分散化的居住格局,在作物的种植上也倾向于种植玉米和红薯等块状作物,而非水稻等便于收税的作物。[④]可见,作物也被赋予政治属性,玉米等作物成为逃避统治的作物。


在另一本研究缅甸克钦[⑤]山区的政治系统变迁的著作中,人类学家埃德蒙·利奇认为,地方社会文化制度(特别是婚姻等级制度)也会抵抗当地社会往等级化的社会体系发展,一旦当地的主要政治人物将地方社会往佛教的等级社会方向建设,便会引发姻亲团体的反抗。


在当地,亲属与姻亲关系是最为重要的社会关系,对于二者关系的违背必然导致社会自身的抗拒,然后将地方社会拉回均质、平等的社会体系一边。这便是利奇的著名的“钟摆理论”。


当然,对于均质与平等社会结构的追求,并不能证明当地人的勤劳与否。但是,这确实不利于地方社会财富的创造与积累。因为,村落社会内部以及村落之间缺乏竞争的压力,人们不会迫使自己更加辛劳地工作。也许正因为如此,费孝通先生在上个世纪才在云南禄村看到当地人宁愿少消费,少劳作,也要多聊天多消遣的场面。


新中国成立之后,除了没地主与雇工,当地的生产方式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各家各户要为了各自的生计亲自劳作。村落社会分化重新出现,但是均质化的社会结构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从我的直观感知,如果将北上广深的社会分化程度打10分,即分化程度最高的层级,那么当地的社会分化程度可能在0—1分之间。这样的评估并不精确,但基本可以展现当地的社会分化情况。


这种均质化的社会结构到现在也会阻碍当地人对进一步发展经济与提升收入的追求。在解决基本温饱和绝对贫困问题之后,大多数人缺乏外在的压力或者刺激点去主动寻求创收与增收。



二、农业生产转型与劳动力的释放


凡是对中国农村的耕种历史有所了解或者在农村做过调研的人,都应该知道中国农业经营的家庭化非常充分,这种充分化主要体现在对家庭劳动力的充分运用和对土地的精耕细作上,也是这样的农业生产方式限制了近代中国农业的规模化和经营化生产。[⑥]


这说明什么?说明中国农民不会让自己闲着,也不会让自己的土地闲置。


虽然具有消暇经济和追求平均主义的经济文化传统的一个面向,西南农民也像大多数中国农民一样具有辛勤劳作的一面。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到现在,农业劳动基本靠家庭自身完成。


在当地的方言体系中,依然留存了当地社会对劳动的看法。比如,从事劳动被称为“做活路”。我们可以延伸一下“做活路”的意涵,相当于只有从事劳动才有生存下去的道路。在完全靠农业生存的时代,不干活、不下地就没活路了。


可是,为什么现在的扶贫干部进村经常看到农民一幅闲散、慵懒的状态?我认为这与人地关系的改变紧密相关。


从人地关系的视角来看,从生态农业向化工农业的转型减少了对土地的劳动力与时间投入。笔者前几年在西南地区参与一个主题为乡村生活转型纪实的调研,当时通过对比农民前后三十年的一天与一年的生活区别来体现农民生活的变化。在这里借用当时的资料,也通过一个村庄农民前后三十年生产生活的对比来体现农民“变懒”这一现象背后的劳作规律变更,详见下表。


注:上表为作者根据调查资料制作,农民实际的劳作时间和季节与表中有些出入,并不完全一一对应。表所显示的是种植玉米的劳作规律,西部很多连片贫困山区以种植玉米为主。农户表示现在不种小春,一是市场上买得到,二是现在的收成没过去好,可能与使用化肥之类的工业肥有关。


从表中可以看出,与过去相比现在的农业生产取消了一些劳作环节。比如,过去在耕种之前需要翻土和碎土,玉米生长季节还需要除两次草。可是,自从开始实施农药除草之后,土地变得干净和松软,在种植之前无需翻土和碎土,也无需多次除草。


另外,随着当地市场供给产品的进一步增多与丰富,农民取消了很多供自我消耗却费时费力的农作物的种植。比如,当地农民不再种植以前夏秋之交要种植的豌豆、蚕豆等小春作物。取而代之的是,核桃、花椒、樱桃等经济作物逐渐出现在农户的耕地中。由于缺乏专业的种植技术,农户对这些经济作物的护理仅限于喷洒除草农药,无需投入过多时间与劳力。


当地人地关系的变化概括起来便是,从事相同的农业生产,现在与过去相比所需的时间大为减少。农业生产从生态农业向化工农业的转型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而深度贫困地区的第二和第三产业本就不发达,对地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有限,农民闲置的时间没法从事到其它行业与领域。


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深度贫困地区的民众没有脱贫志气,慵懒闲散。倘若在上个世纪末进入到当地,依然能看到当地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场景。如今进村,看到的场景大概又是每天只需劳作几个小时的消暇场面。



三、城乡低度融合与发展机遇的欠缺

与大多数人将他们的消暇经济视为群体的一种本质性特征相比,我更倾向于将他们的发展观念与劳作文化视作城乡融合度低的一种表现。虽然他们的闲暇与主观脱贫动力不足是长期的文化观念与农业技术发展形成的结果,但这也意味着当地农村还未向现代型的农业农村转变,绝大多数深度贫困地区的农村依然属于传统的农业、农村与农民。具体到城乡关系领域,无论是人还是产业,均呈现出城乡低度融合的特征。


先来看人的城乡低度融合。我们知道东中部很多农民将进城买房居住视作人生很重要的一件大事,是家庭发展的现代化目标,这进一步形塑了家庭的发展动力。而在深度贫困地区,这样的观念并未产生。在这些地方,农民进城买房才出现一点点苗头,也不是农村家庭塑造身份、地位和面子的必然事件。只有极个别的农村家庭进城买房,比如村干部或长期在城里经营小买卖的个别家庭。


农村与城市依然属于两套独立的生产与生活体系,城里和镇里是公务员、机关事业单位等工作人员工作生活的地方,还有服务于这部分人口的日常生活以及消费与娱乐的服务业人员。这应该是围绕着行政机构设立而形成的乡镇或城市的典型特征。


特别有意思的是,在当地从事围绕行政人员而形成的商业人口大都是外来人口。而本地绝大多数农民还是生活在农村。而本地非正规工作的人更喜欢农村的生活,他们认为城里的商品房没有农村的庭院好住,什么都靠购买的城里生活品质没有乡村自给自足的状态自在。他们经常说家里来个人,都不能杀只鸡或宰头小猪仔接待;连根葱都要买,生活得不舒适。


因此,这些地方的城镇化率非常低。以深度贫困地区怒江为例,其城镇化化水平2012年仅为24.45%,2018年为31.73%,但远低于全国的59.58%。当进城生活尚未成为家庭发展目标时,村落中绝大多数家庭已实现不愁温饱的闲适生活,即使是上层村民在实现建几层楼房的目标之后,也缺乏进一步发展的动力。


一个村庄中,无论是底层的赤贫户,还是高层的富裕人家,他们的家庭财产积累与扩大家庭再生产的动力都不强烈。从这个角度可以解释深度贫困地区农民与其他地区农民的勤劳差异度。这是一个发展程度不同产生的现象,也许在未来深度贫困地区人口的城镇化率进一步提升,当地农民也会为了能进城四处打工。


另一个就是城乡间经济上的低度融合。由于后发劣势,村落与本地市镇的经济融合度很低。本地市镇发展产生的基本生活需求的消费品,绝大多数由附近的地州提供。比如怒江最基本的蔬菜与水果,绝大多数由周边的大理、保山等地州供给。


而本地农村与市镇的经济融合度主要以集市经济为主,即农民将自身消耗剩余的农畜产品拿到集市售卖,农民的生产经营性与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都不高。本地农产品商品化的机会与空间不足,农户难以向经营性的农业转型,自然歇了下来。当然,近些年政府不断推动农民种植结构的转型,传统的粮食作物与糖类作物不断降低,经济类的作物不断提高,政府通过作物的转型来提高农业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可是,很多农民缺乏专业化的种植技术,经济作物容易被“放养”,大多数农民空有时间不知如何利用。


而笔者曾经在广西一个种植砂糖橘的农村调研,他们的种植技术比较成熟,从植株的种植、浇水、淋肥、掐牙、剪枝等不同的时间段,都需要投入劳动,种植户们经常天黑了还在果园里。他们没时间接受我的访谈,我经常在田间地头和他们一边访谈一边干活,我因此还将那次的田野经历总结为“真正穿梭在田野上的田野调查。”可是,这样的场景在西部地区,至少在我接触的地区比较少见,也许可以将这样的闲暇经济总结为技术匮乏型的消暇经济。 



四、也许是在等一个机会

 

按照文化人类学的观点,任何社会与文化均有其存在的价值与生成的特殊环境,深度贫困地区的农民主观发展动力不足这一现象也有其生成的历史传统与独特的结构因素。对这一现象的认识需要从当地社会的具体情况入手,不能简单地认为他们就是“懒”,扶不起来。我们需要警惕这种单向凝视的视角,不然容易把好事办成坏事。


经常有人会问,为什么他们不出省,到东部发达地区打工呢?可是出省对于大半辈子都生活在大山里,没亲眼见过火车,更不知道什么是高铁、动车的山区民众来说,其难度与心理恐惧不亚于“登天”。


至少天空离他们比较近,于他们而言,天空每天都见,可以掌握四季的变换,而且山区海拔比较高,在感官上知道天空离得大概有多远。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他们和他们的祖辈和父辈都没见过。离他们的世界有多远,他们毫无概念。而他们少有的上学经历,并没告诉他们外面的世界长什么样,外面的世界只属于年轻人和那些有外在社会关系的人。


总之,激发当地民众的主观发展动力还是要从赋能与机会供给入手。当我看到建档立卡户的几个四五十岁的中年男人拿着扫把,每周都认真把村里的路清扫干净时,我觉得他们是可爱的。也许他们一辈子在家里从不扫地,但是他们非常珍视国家给他们安排的机会。


发展既是时间的问题,也是人的问题,不能激进干预,也许等过了一代人,情况就会大为好转。又或者在乡村振兴战略与国际国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他们能够找到发展机遇。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换一种角度,按照人类学家萨林斯的观点,这种劳作时间短却能解决温饱问题,物质既不匮乏,还有大量的时间来从事精神与娱乐活动的状态,才是人类最“富足”和健康的生活状态。 



参考文献:

[①]新京报:云南扶贫干部“大骂”能骂醒“装睡的贫困户”吗?[2019-10-30]. http://www.bjnews.com.cn/opinion/2019/10/30/643464.html.

[②]费孝通,张之毅. 云南三村[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

[③]田汝康. 芒市边民的摆[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

[④]詹姆士·斯科特著,王晓毅译. 逃避统治的艺术[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

[⑤]埃德蒙·利奇著,杨春宇,周歆红译. 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缅甸克钦族,就是中国的景颇族,著作中的部分地区也涉及现在的云南的疆域。

[⑥]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M]. 北京:中华书局,2000.


★ 本文系IPP独家稿件。

作者:杨海燕,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政策分析师。

编辑:IPP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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