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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P书评 |《我们与他们的对抗:全球化的失败》

09. 26, 2020  |     |  0 comments


全球化创造了经济上的赢家和输家,以及一种“我们对抗他们”的心态。(图源:网络)



伊恩 · 布雷默是全球领先的政治风险研究和咨询公司——欧亚集团(Euraisa Group)的创始人与主席,现居美国纽约。他著作颇丰,目前已有十本书籍见诸于世,其中包括全美畅销书《超级大国:美国全球角色的三种选择》、《自由市场经济的末日:国家与企业之争,谁收渔利?》和《各自为战:全球权力真空下的赢家与输家》。伊恩·布雷默先生通过发表演讲、为《时代杂志》外交事务专栏撰写文章等渠道发表他关于时政的真知灼见。



我们与他们的对抗:全球化的失败》封面。


《我们与他们的对抗:全球化的失败》一书于2018年4月出版。


本书的主要观点是:许多人讨厌以特朗普为首的民粹主义者,但是特朗普并没有为了赢得选举而创造出“我们对抗他们”的世界。无论在美国、欧洲,亦或是第三世界,期盼变革的人比比皆是。他们认为,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们对全球化的真正影响不知就里。如果我们现在没有重视这些时刻期盼变革发生的群体,未来我们的社会和政治可能面临重大问题。



核心观点#1:全球化创造了经济上的赢家和输家,以及一种“我们对抗他们”的心态。


几十年来,西方政治领导人一直在推动全球化发展: 思想、商业、服务和人员的跨境流动。


全球化使得生产活动、经营活动转移到劳动力和原料更为低廉的地区成为可能,促进资源合理配置,推动经济更有效率。并且,全球化促进世界人民共同富裕——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可以在货架上购买更为平价的商品,发展中国家的工人也由此获得了不计其数的就业机会。


但是,由于公司向海外转移工作岗位,或是由于企业实现自动化的输家也不乏其人。以美国为例,自1979年以来,美国已经损失了近40%的工作岗位。美国的传统经济主体——中产阶级人数锐减。1970年,美国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在全国所有家庭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为62%。到2014年,其仅占全国所有家庭总收入的43%。


全球化深刻影响了我们的社会和政治。日益增长的经济不安全感引发不满情绪,进而导致民粹主义运动的兴起。


以2015年的民调为例,结果显示只有6%的美国人、4%的英国人和3%的法国人认为世界正在变得更好。


左翼和右翼的民粹主义政客正利用这种挫败感,向我们传达“我们与他们对抗”的信息,将“我们”与“他们”置于对抗的格局之中——“我们”指的是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他们”指的是精英阶层、移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


你可以从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或希腊左翼总理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关于大型企业、剥削成性的银行家和政治精英的言论之中,窥见左翼的“我们与他们”范式。


从右翼的角度看,我们见证了全球化的影响,尤其是对美国就业岗位的威胁感,是如何推动特朗普入主白宫的。特朗普与选民坦率交流,他们对于工厂倒闭、工作岗位流失感到愤怒,而与此同时,纽约的银行家、华盛顿的政客们的事业如日中天,墨西哥移民和其他拉美移民的发展也势如破竹。


尽管法国极右翼民粹主义者马琳·勒庞未赢得2017年的总统大选,但是她采取的竞选策略与特朗普极其相似,呼吁发动一场反对边境开放和抢夺工作岗位的移民的革命。


以勒庞为首的民粹主义者风靡一时,这表明“我们与他们的对抗”并不仅仅是关于工作岗位的争夺,其深层次是关于文化与国家认同层面的对抗。我们将在下文进行深入分析。



核心观点#2:全球化加剧了许多国家的文化焦虑。


马琳·勒庞关于移民的言论不止停留于移民对就业和养老金资源的争夺,或者其对公共服务的影响层面。她还深入文化层面,发出警告,移民的大量涌入可能淡化法国的文化认同感。


在许多国家,移民问题的关切引发了沮丧和巨大的政治动荡。


1993年,出生于境外的英国居民人数共380万。到2015年,这一数字已经激增到870万。由于欧盟的人口自由流动制度,这一群体人数增加了一倍之多。2016年,英国脱欧运动成功地利用了人们对大量涌入的移民的担忧。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脱欧运动领袖之一,认为不受控制的移民给卫生系统和其他公共服务造成了“巨大的、无资金支持的压力”。移民不仅抢夺了工作岗位,而且让学校更为拥挤,让排队就医的时间更加漫长。


仅在2015年和2016年,就有110万德国移民申请庇护,引发了社会重大关切。2017年,德国另类选择党(Alternative)成为二战以来首个在德国议会赢得席位的极右翼政党,其中移民问题的推动作用功不可没。


民粹主义政党和政纲在选举中的大获全胜生动展现了移民问题的关切是如何推动舆论与价值观转变。多样性和包容性却更经常受到质疑。


2015年,移民危机千钧一发之际,法国《费加罗报》(Le Figaro)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大多数西欧选民支持结束目前26个欧洲国家之间的边境开放制度。


总体而言,对于移民和外国人的敌意有所上升,并呈现继续上升的趋势。2016年,全世界难民多达6500多万,这一数据居高不下,几乎没有任何政治方法能够有效解决或缓和难民问题。引发反穆斯林情绪的恐怖袭击方兴未艾,特朗普的边境墙即使建成,也难以阻止所有移民入境。


日益攀升的移民人数,加之对于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而言,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脆弱的经济和社会,都将持续推动欧洲、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国内民粹主义抬头。


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因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的脆弱性是导致移民影响发达国家的关键驱动力。而正如我们所见,它正处于上升趋势之中。



核心观点#3:新兴国家的人口需要面对来自经济、环境和政治多方面的挫败感。


全球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工业化,因为工厂和其他产业被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中原料和劳动力较为低廉的地区。伴随工业化进程,生态环境可能遭到破坏,随之而来的是污浊的空气和肮脏的河水。


其他的新兴国家也成为其自身成功的牺牲品,它在新兴中产阶级中创造了国家难以实现的期望。


一直以来,土耳其是全球化的成功典范。土耳其的贫困人口比例从2002年的30%急剧下降到2014年的1.6%。但是,该国的新兴中产阶级仍旧有所不满。


2012年,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向公众承诺,到2023年,人均收入将增至25000美元,但到2016年,收入水平一直在11000美元左右停滞不前。


与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虽然越来越多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工作,但是土耳其政府却并未将经济增长收益用于投资城市中必要的基础设施。


令人扼腕叹息的环境破坏、不孚众望的经济发展成果和不尽人意的公共服务设施都使人们陷入深深的挫败感之中。



核心观点#4:经济不平等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1981年美国最顶层1%的成年人平均收入是底层50%的成年人收入的27倍,这已经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鸿沟。然而,到2016年,这一数据已经高达81倍。千里之外的尼日利亚,首富的日收入甚至是贫苦人民一年基本生活费用的8000倍。


经济不平等现象在世界各地都比比皆是,甚至在经济迅速腾飞的国家也是如此。


以俄罗斯为例,在后苏联的混乱时代结束后,俄罗斯的人均收入在2000年至2010年间大幅增长。但是,自此之后,油价疲软导致的经济停滞对贫苦人民造成了沉重打击。为度过困难时期,政府停止了随通货膨胀上调养老金和公共部门工资的做法。俄罗斯的贫苦人民生活质量直线下降。


但是,与此同时,俄罗斯的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却变得格外富有。俄罗斯24%的资产以外汇形式持有,不能成为本国公共服务税收的来源。相比之下,俄罗斯的贫富差距之大令经合组织其他国家难以望其项背。


不仅在俄罗斯,这是一个引人担忧的问题,世界上其他地区也是如此。“不患寡而患不均”,不平等是引发人民不满情绪和社会动乱的根源。



核心观点#5:机器人的兴起和科学技术的不断革新正在威胁就业机会的创造。


世界上第一百万个工业机器人花了半个世纪才安装完毕,而安装第二百万个机器人只需八年时间。


机器人、机器学习和其他科技革新的发展日新月异,它们使越来越多的人的工作变得过时。


据加州雷德兰兹大学的Institutefor Spatial Economic Analysis 2017年的一项研究称,到2035年,几乎在所有的美国大城市中,一半的工作岗位将被自动化所取代。如果你从事食品准备工作,或是医院的接待人员,亦或是一名管理员,甚至作为一名卡车司机,你的工作都岌岌可危。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早已表明,总体来看,自动化会产生积极影响。机器人将会代替人们从事低端工作,但是同时它们也创造了新的、更有价值、支付更高薪酬的工作。机器人将从事低层次、报酬微薄的工作,而人类可以在经济链中进入更高维度。


但是,在2017年,麻省理工学院和波士顿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了与经济学理论相悖的证据。研究发现,从1990年到2007年,机器人已经占据了67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但是,失去的工作岗位并没有被弥补——新的、高价值的人类工作岗位并没有很快地被创造出来。


因此,弥补因实现自动化而失去的工作岗位并不容易。随着中、低等技能的工作岗位被机器人占据,人们将需要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


那些能够负担得起更高水平教育的人们,仍然可以在自动化程度很高的经济体系中生存。他们可能成为一名软件开发人员,或是一名医疗保健专业人员。但是,那些无法负担的人将面临重大问题。底特律一位下岗的汽车工人可能正望着他黯淡的未来一筹莫展——不仅他的工作被机器人取代,而且他也无力负担教育费用,以支撑他在新的自动化世界中生存。


教育是十分昂贵的。根据金融公司Vanguard发布的数据,美国的学费正以每年6%的速度增长。按此增速,2017年出生的美国人如要获得四年制大学学位,在公立学校将要花费21.5万美元,在私立学校则要花费50万美元。



核心观点#6:面对自动化势如破竹的发展趋势,新兴国家更为脆弱,易受影响,且难以有效应对。


联合国预测,美国47%的工作岗位都可能被机器学习所带来的自动化取代。这听起来已经够糟糕了,但是新兴国家的这一数据更加触目惊心。在尼日利亚,65%的工作岗位面临被自动化取代的风险。印度69%的工作岗位危在旦夕,而在中国,这一数据甚至高达77%。


当我们了解这些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总数,我们才能更深刻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尼日利亚有1.8亿人口,印度尼西亚有2.6亿人口,而中国有14亿人口。这意味着数以万计的人们的生计岌岌可危。


过去,拥有庞大且不断增长的人口是不可多得的优势。以印度为例,印度人口一半以上都在25岁以下。庞大的年轻人口群体为印度源源不断地贡献廉价劳动力,从而促进印度的经济增长。但是,自动化的兴起意味着,即使经济腾飞,创造的就业机会依然在减少,反而使得庞大的劳动力储备成为一个劣势。


新兴经济体中,面临被自动化取代风险的工作比例更高,更多年轻的人口也就需要解决就业问题。所以,新兴国家更容易受到自动化的影响,并且缺乏有效应对的能力。


美国、韩国等发达国家有能力投资建设高质量的教育体系。但是,反观像南非这样的国家呢?除其他因素之外,基础设施的投资不足严重拖累了该国的经济增长。例如,落后的交通基础设施导致贫困乡镇和农村地区的居民与工作分离,因为工作岗位往往集中于城市地区。过去20年间,这些国家往往采取一党制的政治制度,国内只有一个领导不力,并且极其腐败的政府。在这样的国家中,不平等现象俯拾皆是,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黑人青年的失业率高达40%,导致这一问题更加复杂、难以解决。


上述的现象最终导致政府缺乏投资教育或研发的资金,为南非的经济和人口应对未来的变化做好准备。而南非国内的民粹主义者,与全世界的民粹主义者大同小异,将责任归咎于外国人,导致问题进一步恶化。他们一味指责外国人窃取了南非的资源,却不认真考虑如何解决阻碍南非经济增长的投资不足这一问题。


因此,未来的风险在于,发达国家或许可以有效应对科技革命的影响,但像南非、埃及、印度尼西亚或委内瑞拉这样的国家,将被抛在世界的发展大势之外。由于公民无法从中受益,并且还受到其对工薪阶层和中下层阶级就业的影响,这些国家内部对国内不平等现象感到愤怒的情绪将急剧升级。



核心观点#7:政府和人民正在筑起新墙,以回应民粹主义者的关切。


全球各国政府都在努力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包括基础设施需求以及文化焦虑。他们是如何应对呢?


为应对全球化的开放性,政府常常采取的措施是设置新的壁垒来管理商品、信息和人员的流动。


当今,唐纳德·特朗普是高举经济保护主义大旗的全球旗手,但他并非孤军奋战。据联合国统计,东南亚国家之间,非关税贸易壁垒数量已从2000年的1634个激增到2015年的6000个左右。同美国一样,发展中国家也在想方设法维护国家利益。


此外,政府还在筑墙阻止信息的流动。


最终,人们所面临的各种壁垒犹如雨后春笋。据《经济学人》报道,自1989年柏林墙倒塌以来,已有40多个国家在国界处修建了围墙或栅栏。


在此种背景下,政府可能采取更加严格的移民政策。在发达国家,由于自动化取代了许多传统上由移民担任的工作,支持移民的经济论调将会大幅减弱。反对者可能如此争辩:美国不需要拉美移民建筑工人,因为3D打印机可以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打印出新家的地基。


当移民的重心不再是低技能工人时,入境权可能成为交易的商品。例如,在美国,签证计划允许投资房地产的富人优先移民,更易获得绿卡。


当人们感受到威胁或沮丧时,他们通过筑墙进行自我保护的反应无可厚非,可以理解。不过,重新思考公民对政府的期望或许是更好的方法。



核心观点#8:应对全球化及其影响的政府需要重新考虑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


你希望你的纳税和守法可以得到政府的什么回报?是法律和秩序,还是工作机会,抑或是高质量的网络传输?


美国《独立宣言》承诺,所有公民都享有不可剥夺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但是,如今许多人对他们的社会契约或他们的政府有着更高的期望。他们期望有接受教育、利用交通基础设施、拥有安全饮用水、进行医疗保健和上网等权利。


面对随全球化而来的各种挑战,当今政府需要从有益全球化世界的角度,重新思考社会契约。


其中,教育秉轴持钧,发挥关键作用。并且,当今教育必须是终身教育。


技术变革之迅速意味着工人需要经常接受短期再培训。在新加坡,一个名为Workforce Singapore的政府机关帮助企业重新培训员工,发展新技能,以保持员工的价值,保证他们能够对公司有所贡献。新加坡政府还为每位25岁以上的公民提供“个人学习账户”——专门用以新技术培训的资金。这一做法值得其他国家借鉴与学习。


政府还必须重新考虑税收问题,自动化的劳动力意味着税收收入减少。比尔·盖茨提议向机器人征税,以资助工人再培训和失业人员的福利费用。


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正在考虑普遍基本收入的概念,即每个人,无论贫富,都能从国家获得适度的收入,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公民可以选择接受教育、全职工作、参与所谓“小型经济”和选择自由职业,或是照顾儿童或年迈的父母。


当下,我们清楚明白的是,全球化的力量仍然可能扰乱社会。特朗普的选民、中国街头的抗议者和欧洲的民粹主义者愤怒的情绪难以消散——通常而言,他们有充分理由愤怒。


重塑社会契约,道阻且长。但从长远来看,较之于不断筑更多墙、设立更多壁垒,这一方法将更为有效。



✎作者 | 沈狮桥,IPP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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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IPP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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