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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内德·勒博: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再思考

10. 12, 2020  |     |  0 comments


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署现场。(图源:网络)


编者按

理查德·内德·勒博教授是享誉全球的国际关系学者,著作等身,影响深远。其中《战争与和平之间》(1981)、《政治的悲剧想象》(2003)、《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2008)等专著已经成为国际关系领域的经典著作。如今70多岁高龄之际,勒博教授仍然笔耕不辍,近年来以每年两本专著的速度发表其研究成果。本文是勒博教授即将出版的反思国际关系理论的新著里的第一章,扼要阐述了他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看法。IPP评论特别组织将其翻译发表,分四篇连载,以飨读者。



理查德·内德·勒博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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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国际关系理论?它是晦涩难懂的学科还是与现实世界相关?理论到底意味着什么?理论寻求或表现什么样的知识?在这个方面,诸多理论之间有什么不同?我们应该如何从概念和经验上评价国际关系理论?它们的成功和失败对于理论构建有什么启示?更通俗地讲,有关于理论的角色和对知识的探求,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告诉了我们什么?我尽我最大的努力在这本书和一系列配套视频中回答这些问题。


本书的读者对象是学生和我的同行们。如果你是一个新接触这个主题的学生和新手,我尽我所能让你熟悉核心概念,如本体论、认识论、范式、实证主义、诠释主义和证伪。我帮助你创建概念词典和开发分析技能,以理解和评估你在国际关系课程和阅读中可能遇到的任何理论。你还将了解知识的本质和掌握对它的探索。我希望我能在这个审问、评估和发现的过程中引起大家的兴趣甚至热情。


对于同行们,我将介绍一些你们可能知道但并不十分熟悉的认识论领域。我希望你能欣赏我对这个主题的新颖处理。这首先涉及我的组织方案(如下所述),然后涉及我对实证主义和诠释主义研究传统的处理,以及我对这些传统中内含的多样性和紧张关系的强调。最后,我努力展示每个传统如何能从其他传统中获益。


我的书在几个重要方面与其他书不同。我的主要兴趣不在于范式和嵌套在其中的理论,而在于理论本身。与其说这本书是讲国际关系理论的,还不如说这本书是讲理论本身。


当然,这两者是相关的,因为国际关系理论是社会科学理论的一个子集,反过来又与生物科学和物理科学的理论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也有区别。评估理论有两种方式:基于理论结构和基于证据基础。

这个理论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吗?它的术语是否有明确的定义,它的主张是否经过了仔细的说明规定,是否经过了经验评估?这个理论,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命题,是否提供了暂时有效或有用的解释或预测?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可使我们了解研究自身的本质。它是否建立在关于什么是知识,以及如何获得知识的适当和现实的假设之上?


扎根于知识的理论路径往往包含了对世界的假定。寻找规律常性的定量研究追求预测,但假定一些被诡妙处理过的因果关系。诠释主义传统中的案例研究,侧重于原因,将解释从预测之中分离,强调所有社会知识的当地性。


理性主义的模型假定行动者之间有高度的工具理性存在,并且淡化了与模型无关的所有环境特征。大多数国际关系课程都是根据经验来评价理论的。我将重点放在概念评估上,它提供了对这些理论及其相关效用的不同见解。在理想的情况下,这两种研究方法应该联系起来,我举了一些例子来说明如何做到这一点。



2


国际关系理论的大多数论述都是按照范式或实质性的研究领域来组织的。以这种方式教授入门课程非常有意义,因为学生们对这些理论关于现实世界的解释感兴趣。我更多向内看而不是向外看,并且专注于认识论。它来源于希腊语单词(epistēmē),意思是知识。

我识别出人们所寻求的不同类型的知识,他们认为知识是怎样被发现的,他们相信自己什么时候发现了知识,以及为什么他们相信自己已经发现了知识,和他们认为这些知识对他们有什么用。在这个阐述的过程中,我将列出不同的方法来评估这些信念和主张。


我们将探讨知识的不同定义以及与之相关的研究项目,有时还有与它们相联系的制度或政治方案。科学探究不能脱离文化背景来理解,文化语境赋予了科学探究的形式,激发了研究者的积极性,促进了对某些特定类型研究的接受。我并不是说最好把社会科学理解为一项政治活动,而是说它必须结合背景环境来理解。这种认识也使制定合理的研究规程来指导和评估研究变得更加重要和困难。


所有理论都依赖于逻辑理性。在我看来,理性通常被不适当地认为是没有问题的。它被认为是普遍存在,在实施中不成问题。它是一种元概念,是所有其他概念的基础。根据马克斯·韦伯,我认为它在理解和使用上具有历史和文化上的特殊性。它与价值观密切相关,因为人们根据追求的目的使用不同的理性。


一些理论假定他们研究的部分角色的行为具有高度的工具理性。当然,这是一个双重意义上的经验问题。这些行为体的理性在多大程度上接近这些理论的假定?这要紧吗?我关注理性这个概念,并考察它的主观性对理论的一些可能影响。


另一个对理论同样重要的概念是“因”。不同的研究方案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它,也对它的功能有不同的侧重。有人认为它是世界的纽带和研究的目标。另一些人则认为,它是一种人类人工制品,我们在不同程度上成功地利用它来理解这个世界。有些研究方案则完全不提供它。我探讨了这些对原因及其含义的不同理解。


我把一个世纪以来的国际关系理论看成一个自然实验,我们可以了解这些研究项目和其嵌套理论,它们的基本特征、迷人之处和生命周期。它还可以教会我们一些关于理论和实践之间关系的东西。理论来来去去。这种更替刺激或反映了人们对理论是什么或应该追求什么的观念的转变。这些概念反过来又与我们希望理论服务的目的紧密相连。


二战后,关于理论的性质和价值的冲突,与有关个别理论和范式的冲突一样激烈,而且具有启示性。理论是我们研究领域的核心,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甚至可以说理论构成了国际关系研究本身,因为理论将国际关系学与外交政策的分析和历史学区分开来。


外交政策分析家和历史学家可能会使用理论,但国际关系学者创造了这些理论。这有一定的讽刺意味,我们依靠理论来界定和证明我们是一个独特的学术领域,因为我们的许多理论都是从其他领域和学科借用的。


我的书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导论,但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课本。我对主题的选择是有选择性的。我对安全及其概念演变说了很多,但国际政治经济就涉及很少。对于我的目的来说,这并不重要,因为任何一个子领域都是我展示问题和提供分析的工具媒介。我在知识和兴趣上的实质性不平衡,无疑归因于我的个人和教育经历。但这也意味着我可以有相当大的权威来处理这些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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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军事政变是由上校执行的。他们在等级制度中的地位使他们与管理军队的将军们有了私人联系,但他们也与他们下面的军官们以及那些在一场成功政变中必须要占领总统府、议会、政府各部、无线广播和电视广播设施、火车站、机场和中央广场的普通士兵们接触。我不打算暴动。这个比喻很贴切,因为我是这一代人中的一员,与我们领域的创始人以及目前处于前沿研究领域的那些人都有私人关系,这类似于“上校”。


我在20世纪50年代末进入大学,那时我已经长大到可以认识汉斯·摩根索、约翰·赫兹、威廉·T. R. 福克斯、雷蒙·阿隆和哈罗德·拉斯韦尔,并与之共事。他们与E. H.卡尔、阿尔弗雷德·齐默恩、马格里·佩哈姆、赫希·劳特派特、尼古拉斯·斯皮克曼、昆西·赖特、戴维·米特兰尼和雷蒙·阿隆一起,是第一代国际关系学者中最杰出的代表。


大多数人出生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或20世纪的头几年。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长大,并奋力于理解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崛起,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发源。


我这一代的国际关系学者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包括约瑟夫·奈、罗伯特·杰维斯、罗伯特·基欧汉、布鲁斯·拉塞特、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和珍妮丝‧史坦。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或刚结束时就开始上学,看着冷战展开。我们的学生,尤其优等生现在正处于事业的巅峰。


我们还认识一些重要的学者,并与他们一起工作,这些学者都是在奠基一代和我们自己之间成长起来的,如卡尔·多伊奇、马丁·怀特、赫德利·布尔、苏珊·斯特兰奇、厄恩斯特·哈斯、肯尼思·沃尔兹、亚历山大·乔治、罗伯特·吉尔平、斯坦利·霍夫曼以及奥利和卡列维·霍尔斯蒂。这群人处在一个独特的地位上,并不比其他人更重要,但能够向前看和向后看。这是因为我们的人际关系跨越了我们整个领域的第一个世纪。我们熟悉创造国际关系学的那些人、他们的直接继任者,以及我们之后的两代人的信念、期望、议程和成就。


我对主题的选择、介绍的顺序和方式、我提出的问题,以及我提供的判断,都反映了我几十年来对国际关系研究优缺点的反思。我相信我有一些值得对任何对国际关系理论感兴趣的人说的话,包括那些对此进行非常不同的架构和评估的人。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区分了“活的”和“死的”真理。死的真理是没有人需要捍卫的正统观念。它们到了如此制度化的约定俗成的程度,以致失去了它们作为思想的力量。在与持不同政见者打交道时,人们可以依靠胁迫代替劝说。


活的真理不是制度化的,而是由那些在个人生活或职业生活中的人来实践的。他们依靠贯穿论证和例子的劝说来说服别人相信他们的价值。活的真理必须保护自己对抗日常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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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理论通常被描述为一种二十世纪的现象,按惯例追溯,其诞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当时国际关系学科的第一任教职在威尔士亚伯大学诞生。事实上,至少从修昔底德、考底利耶、尼古拉·马基雅维利、让·博丹、托马斯·霍布斯、约翰·洛克、伊曼纽尔·康德、让·雅克·卢梭和马克斯·韦伯的时代起,人们就开始思考和书写政治单元之间的关系。


作为一门专门研究国际关系的学科虽然迟至十世纪创立,但国际关系学科声称,作为一个长期(大部分是想象的)传统的一部分,上述思想家是事实上的国际关系理论家。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开始,几乎每一个国际关系范式都会为自己创造一个谱系,增补杰出的思想家为“奠基之父”,他们希望通过这样做来为自己的计划获得合法性和光彩。


国际关系理论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关注政策,这也是其最初功能之一。大卫·戴维斯在威尔士亚伯大学捐赠了第一把教席,作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伤学生的纪念。他以伍德罗·威尔逊的名字命名它,因为他赞同威尔逊的愿景——通过国际联盟恢复和维护和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学者同样致力于寻找预防战争的方法,不仅要设法处理战争的直接起因,而且要处理其根本起因。在汉斯·摩根索、约翰·赫茨、厄恩斯特·哈斯、卡尔·多伊奇、亚历山大·乔治、奥利·霍尔斯蒂、斯坦利·霍夫曼、赫德利·布尔和英国学派等的研究和著作中,这种承诺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对战争、战争预防、危机管理、民族主义、舆论和区域一体化进行了划时代的研究。他们的许多研究仍能在当代引发联想和共鸣。


在分析性、规约性和规范性方面,国际关系可能比任何其他社会科学都更介入实践。在安全、经济、移民和其他实质性领域,理论家渴望开启他们对于国际冲突与合作的洞察力。大多数人希望他们的研究不仅能增进我们的知识,而且能为各政党、各国、区域和国际组织的决策提供信息。


伦理以两种方式进入图景之中。一些国际关系学者致力于为外交政策制定规范,这些规范大部分自伦理理论中划分而出。我写了一个经验案例,提出合乎道德的政策是更成功的政策,反之亦然。


然而,国际关系学者对政策参与持两种态度。我认为可以公平地说,对大多数人来说,正是它使我们的领域具有相关性和吸引力。一些著名的理论家,包括昆西·赖特、莫顿·卡普兰和肯尼思·华尔兹,仍然质疑理论与政策的结合。他们可能被认为是纯粹主义者,致力于作为目标的理论本身,并在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之间树立一面防火墙。


华尔来说,国际关系是一个系统层面的现象,国际关系理论的目标是捕捉不同体系的特征及战争与和平的后果。据他自己所言,他的理论没有实用价值。


即使是那些希望自己的研究能为外交政策提供信息的学者,也普遍热衷于将国际关系理论与外交政策分析、地区研究和新闻业区分开来。很多专业发展项目都在努力与这些活动保持距离,许多教授,尤其是美国的教授,即使没有敌意,对这些活动也很警惕。


与此同时,许多国际关系理论家,包括卡尔、摩根索、阿隆等泰斗,都曾作为新闻工作者或者外交政策分析师,活跃于媒体和政府。著名学者如哈罗德·拉斯韦尔、昆西·赖特、约翰·赫兹和约瑟夫·奈等都曾担任政府职务。不少当代国际关系学者是活跃的博客写手,拥有相当多的追随者,总部设在纽约的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数十年来一直为教师提供奖学金,让他们在华盛顿为政府工作一年。我就是1974—1975年其中一项奖学金的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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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相关的争议涉及该行业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参与政治。汉斯·摩根索经常坚持国际关系学术研究的目标是“对权力说真话”。他在越战早期就是直言不讳的反对者,在电视上与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辩论,并在反战集会上发言。他受到了支持战争的保守派惩罚。他们极力游说,拒绝让摩根索担任美国政治科学协会的主席,并通过了一项决议,认为美国政治科学协会是一个专业协会,不应持有任何政治立场。


保守派对美国政治科学协会的控制造成了组织的分裂,几年后又达成了和解。几十年以来,国际关系理论家们从不羞于谈论政治问题。许多人签署了一份反对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请愿书,或者在其他地方公开反对,他们的一些英国同行也这样做了。在本世纪,许多国家的国际关系学者试图让自己在一系列政治问题上的声音被听到。


摩根索勇敢的呼吁激励了许多国际关系学者。正如他所担心的那样,少数人受到政府或国家安全机构的控制,成为国家或意识形态事业偏向性的坚定支持者。还有一些人可能会这样做,不是因为他们已经把自己卖空,而是因为他们牢牢嵌入于他们的国家和政治文化中,并在社会化过程中接受了对世界和他们国家在其中的角色的特定看法。


西蒙·赖克和我主张,许多美国现实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真的认为,美国是一个霸权大国,理应享有特权,因为美国的领导地位对于维护全球安全和经济往来至关重要。在一个与现实世界发展如此密切相关的领域,这种矛盾和合流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个领域,学者们有可能成为实践者,正如许多人所做的那样。


将政治与国际关系学分开的困难一直牵动着美国学术界的神经。战后早期,行为主义越来越占主导地位。在实证主义传统中,它坚持社会科学是“客观的”、“基于事实的”和“价值中立的”。钟摆在20世纪末摆向另一个极端,后结构主义者声称社会科学不过是对现有权力结构及其等级制度的意识形态粉饰。


我跟随伟大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主张一种中间立场。我们的价值观影响并经常决定着概念范畴,涉及我们怎样结构化世界,定义感兴趣的问题,收集我们的证据和我们怎样评估它,以及为了研究我们提出哪些理论。


然而,为了促进研究,仍然存在着不断被挑战和修改的规约方案,允许我们做一些不同的、更科学的事情,而不仅仅是新闻报道或宣传。但这是无法逃避的事实,我们所做的反映了我们在社会中的地位、生活经历、信仰和责任。根据马克斯·韦伯的看法,做伦理研究的第一步是尽可能地意识到和承认我们视角的狭隘。


这个领域的议程和概念与它所研究的内容之间的密切联系还有另一个显著的影响:研究议程、理论,甚至范式的重要性随着政治世界的变化而变化。


国际关系的头一百年经历了巨大动荡,其中包括俄国十月革命、凡尔赛协定及其影响、美国经济大萧条、法西斯主义的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美苏冷战、民族主义和去殖民化运动、欧共体计划、核武器的出现和扩散、全球化和相关的经济危机、欧洲难民危机、苏联解体、信息革命、中国崛起、美国自废武功、欧洲和美国右翼民粹主义运动,以及新冠疫情。其中许多事件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兴趣,同时也是国际关系范式转变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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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内容、理论和方法上的易变性使什么是国际关系这一问题更加紧迫。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范围从来没有达成任何共识。早期国际关系研究几乎完全集中于大国之间的战争预防和冲突管理,并从政治、历史、法律或地理角度出发。国际关系学者逐渐对民族主义、经济发展、威慑、危机管理、人权、难民、移民以及妇女问题产生了兴趣。


国际政治经济学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一个子学科,并成为与安全同等重要的一个关注焦点。国际政治理论作为另一个分支领域发展起来,努力将国际关系理论与政治理论联系起来,并利用后者构想新的经验研究问题。国际关系学在这方面并非独一无二。在我学生时代,比较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大国政治的同义词。就政治进程而言,它们基本上局限于选举和利益集团。


对国际关系领域的任何定义也与范式和制度性的承诺密切相关。在英国和大多数欧洲国家,国际关系被认为是一门学科,大学里有一些独立的国际关系学系,这些部门可以扩张,有时还可以与政治学系或政治科学系相竞争。在北美,国际关系是政治科学学科中几个领域中的一个。


为了证明国际关系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甚至是一个独立的领域,有必要把它与以前归属的部门或领域区分开来。朝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是证明国际关系学科与历史和国际法无关。这始于20世纪20年代,在20世纪30年代逐渐升温。


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者,其中包括E.H.卡尔和汉斯·摩根索,援用了康德式的对“是”和“应该”的区分。他们主张国际关系应该描述世界的本来面貌,而不是它应该是什么样子,并否认法律在解决已经存在的、在基本上是政治性质的问题方面是有用的。


现实主义者在采取这一行动时,宣扬了对国际律师的不公平的刻板印象,他们将国际律师丑化为误入歧途甚至危险的“理想主义者”。实际上,这些学者是最早认识到法律的局限性并发现和宣扬希特勒所构成威胁的其中一部分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的论点被提出。汉斯·摩根索又一次站在了最前面,威廉·T.R.福克斯和约翰·赫兹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区别在于缺乏任何中央权威。与成熟国家的国内政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际政治没有利维坦来强制执行法律。


与这种区别一致,现实主义者调用了马克斯·韦伯的描述方法,一个国家是一个政府对暴力使用实行垄断的领土管辖区。这一定义也适合他们,因为它强调权力,而不是共同体。权威,而不是社会,是在所有层次作为总体的政治的本质。


1979年,肯尼思·沃尔茨把这种差别转变为其国际政治理论中的一个鲜明的二元划分。他将国际“体系”描述为一类十足的无政府状态,这使国内政治与其形成尖锐对比,并使安全成为各国首先关心的问题。


几十年来,这些关于国际关系独特特征的断言一直是人们的传统见解。他们强化了现实主义的主张,在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现实主义是美国学界的主导范式。我相信,它的成功与其知识力量没有多大关系。相反,这归功于对冷战和新一次世界大战可能性的担忧,甚至是恐惧。


以权力为中心的理论强调军事力量,并对法律、条约和国际合作提出带有偏见的观点,而这些理论看起来似乎适用于现实问题。现实主义被政府官员和两代大学生所接受。但没有了能在汉斯·摩根索和约翰·赫兹著作中找到的那种高水平论述,它很快就与现实政治难以区分。


现实主义为华盛顿支持右翼独裁者、政变推翻民选的左翼政府、暗杀左翼领导人和对苏联友好的政治家,甚至是军事干预提供了“正当理由”。学院派现实主义者的带头人之一亨利·基辛格,成为这些政策的主要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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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时期理论与政策之间的关系并非毫无吊诡之处。现实主义是由像摩根索这样的学者发展和传播的,他们希望能鼓励决策者重新构思他们与苏联的冲突。政府官员和知情的公众被鼓励不要把它看作是善与恶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而应该把它看作两个理性超级大国间的权力斗争。这不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而是一场可以通过权力平衡、外交和自我克制来管理的冲突。


一些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了威慑上。它原本设定是通过限制苏联来阻止战争。然而,正如双方所实践的那样,它本身就成为紧张局势的根源,成了超级大国之间最严重的对峙——古巴导弹危机——的主要起因。它最终延长了冷战。索福克勒斯在“俄狄浦斯”中戏剧化了一种可能性——我们的行动可以产生和我们的意图完全相反的结果。一个有说服力的论据可以证明国际关系理论已经产生了这种效果。


肯尼思·沃尔兹的成功发生在冷战后期,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时机问题。战后,行为主义革命征服了美国社会科学界,经济学越来越被视为一门科学。它的学术从业者获得了诺贝尔奖,在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地位和薪酬。政治科学家试图效仿他们。


沃尔兹的理论是一种特别粗糙的尝试,试图从企业理论中汲取的概念来开拓国际关系。他试图通过一种排除历史、背景、能动性和伦理的方式来定义理论,使国际关系更加科学。我在1979年第一次读到他的《国际政治理论》时不相信有人会重视这一理论。我错了!在欧洲它影响不大,但在美国,它几乎定义了这个领域的下一个十年。


沃尔兹和他的新现实主义品牌在冷战结束时像一块石头坠落了下来。这场冲突的和平解决和苏联解体与他的理论预期形成鲜明对比。为了回应认同政治、民族主义、恐怖主义、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复兴,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理论和政策关切。新现实主义被认为与它们无关。


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是约翰·米尔斯海默,他在2001年出版的《大国政治的悲剧》试图使新现实主义适用于外交政策。他提出大国有两个战略目标:尽可能多地获取权力,以及防止别国获得霸权。他坚持说,大国总是愿意为这两个目标而开战。


新现实主义的命运表明了国际关系理论对现实世界的敏感性。范式和理论的兴衰几乎从来都不是由研究和内部争论造成的。重大发展总是对外部事件作出的反应——国际关系研究本身实际起源于此。像所有的社会理论一样,国际关系理论旨在塑造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并帮助我们更有效地应对它。


国际关系的历史表明,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世界,部分因为它们是我们对世界已有认识的产物。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和约翰·加迪斯的畅销书《长和平》之所以能吸引读者,是因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太多人——尤其是在美国——认为超级大国之间的战争极有可能甚至不可避免。这种信念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上,即斯大林和赫鲁晓夫像希特勒一样意图征服世界。

之后冷战的强度有所下降,但在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和1980年罗纳德·里根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冷战再次升温。这个出乎意料的发展需要一个特别的解释,沃尔兹和加迪斯提供了这类解释。


如果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界推断,这两个超级大国都是侵略性的,对对方怀有敌意,但又害怕战争,从不因对现状不满而愿意冒一次险(更不用说故意挑起战争了,那么,冷战没有变热就不会表现为一种异常。后一种看法也更接近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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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出现了一种镜像现象。20世纪70年代,相对于德国和日本增长这些更快的经济体,美国经济相对衰落。霸权稳定理论预计,这些新崛起的国家将推动国际经济机制的激进变革,从而获益。不过他们仍然致力于捍卫二战后华盛顿制定的机制、程序和规范。


罗伯特·基欧汉写了一本广受欢迎的书,以美国霸权已被侵蚀为前提,并援引机制这一概念来解释为什么合作依然会持续。如果人们已经了解,德国和日本从现有秩序中获益,并有可能因任何重建这一体系的努力所产生的不确定性和紧张局势而损失惨重,那么就不需要如此详尽的解释。事实上,德国和日本的那些掌权者是基本上满意现状并规避风险的。


在这两个例子中,可疑的政治假定产生了从未成为现实的预期。理论需要解释这种预测的失败。学者和公众更愿意接受事后解释,而不是质疑前提假定。不止于此,这些假定之所以根深蒂固,是因为它们是二战后心智的其他假定和理论的产物。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了威慑上。它戏剧性地导致了古巴导弹危机;肯尼迪让赫鲁晓夫注意到他不会容忍在古巴的导弹,尽管如此,赫鲁晓夫还是试图部署导弹。美国的专家和学者从来没有考虑到这一种可能性,双方实行的威慑加剧了双方互相之间的不安全感,推动了更为激进的政策,因为他们害怕被对手看成是软弱或者胆小的。这些学者为了挽救威慑战略和理论,提出肯尼迪总统没有有力地实施威慑的论点。


这些例子表明,理论的相对吸引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时代精神的产物。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我们如何将其理论化,以及我们从理论的实际应用中学习到的教训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在提出和评估我们的理论时,我们需要认识到它们和我们做出的有关它们的推论是如何植根于社会背景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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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在双重意义上是国际化的。国际关系学的奠基一代曾在欧洲或美国作为律师、历史学家、政治科学家、经济学家、地理学家和区域专家接受过培训。有些人曾经是记者或外交官。他们都因为其学习、研究、就业或移民经历而曾有国际经验。


20世纪30年代,国际关系专业学者的来源范围大大缩小,当时欧洲大陆上该专业最杰出的代表来到英国或美国寻求避难。战后早期,国际关系学基本上是一个英美学科。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是这个时代的两大主导范式,他们有英国和德国的渊源,但其发展方式却使它们具有鲜明的美国特色。


从制度上讲,国际关系专业专业在战后许多年仍然主要存在于英美之间。欧洲、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学生大量来到英国和美国攻读博士学位。许多人回国后以英美方式培训他们的学生。在1995年《欧洲国际关系杂志》创刊前,该领域的所有主要期刊都在美国或英国出版。 


国际关系领域在本世纪才重新开始真正国际化。现在可以在北美和英国之外获得一流的研究生教育。在西欧、环太平洋地区和澳大利亚,研究机构和学生都能很便利地获得资助。该领域的顶尖出版社仍在美国或英国,并以英文出版。但它们为来自不同国家和研究传统的学者提供了表现机会。自从英语成为通用语以来,语言不再是过去那样的障碍了。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的书籍和文章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以法文、德文或中文发表的研究成果,在熟悉这些语言的读者之外影响甚微,除非被翻译成英文。 


虽然国际关系理论是国际性的,但它也具有民族特性。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与世界其他地方的理论有着显著的不同。如前所述,在美国,国际关系学是政治学的一个子领域,而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政治学处于行为主义革命的前沿,因此国际关系在其方向上基本上是实证主义的。它被那些做定量研究、理性选择论或理性主义理论模型的人所“统治”。


尽管如此,非实证主义的方法,尤其是建构主义,依然在蓬勃发展。与欧洲不同,在美国,亚历山大·温特倡导的“薄建构主义(thin Constructional)在取向上非常突出,基本上是实证主义的。在英国、欧洲大陆和澳大利亚都有实证主义者,但他们是一个明显的少数群体。在这些地方,研究更多处于诠释主义传统之中。 在实质性范式方面,同样的分歧也很明显。现实主义以其多种形式在各地得到实践,但新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和所谓的新古典主义现实主义几乎是美国独有的现象。新现实主义在英国并不存在,这导致它在美国的主要倡导者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指责他的英国同事歧视新现实主义,这一指控引起了相当大的愤怒。自由主义起源于英国,但国际关系中的自由主义范式是美国的产物,主要局限于美国学者,新自由主义更是如此。 


对科学的传统理解,最初由牛顿提出,即知识是累积性的,今天的科学家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对于许多实证主义者来说,这个模型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定量研究人员尤其相信,他们正在产生一套知识体系,有朝一日,这些知识将产生公认的具有普遍重要性的理论。


我则支持另外一种观点,即根据我们提出的问题,而不是我们找到的答案,来定义知识的进步。这些问题的变化,主要不是归因于更早的研究,而是因为国际挑战和问题的性质变化。如果要说进步,那么知识的进步来自于对理论的质疑和批驳。这个过程能够产生新的问题和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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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对社会科学的理解,我进一步假设,与硬科学相比,社会科学没有普遍规律。社会知识是具有地方性的,因为作为行为基础并赋予其意义的理解和实践在文化和历史上都是地方性的。人类从经验中学习——尽管不一定是正确的经验。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观察到的,任何法律的半衰期都是短暂的,因为一旦人们理解了它,他们就会把它纳入算计的范围,从而改变使之成为可能的环境。 


对一些社会科学家来说,这令人担忧和沮丧。对其他人来说,这使他们的研究更具挑战性和趣味性。众所周知,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上帝把所有简单的问题都给了物理学”,他也许是对的。社会科学,特别是国际关系理论,必须拥抱一种不同于物理学的知识概念构想,以及以不同的方式提出知识主张。


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威廉·詹姆斯、乔治·赫伯特·米德和约翰·杜威,以及他们的德国同时代人马克斯·韦伯等,认为应该根据社会科学解决问题的能力来评估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 


这些不同的获取知识的方法——不同的“认识论”——是国际关系理论家们之间的一个核心分歧。没有办法证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是对是错。这里的关键是对知识构建的性质的根本选择的问题,其他一切都从此而来。这和选择伴侣没什么不同。没有模板可循,只有靠感觉。你被谁吸引和这个选择被证明有多大回报?你和外界对这一选择的评估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变化。在认识论中,就像在伴侣关系中一样,在任何一个方向上都有很大的自欺欺人的空间。 


认识论跨越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大多数范式,有实证主义和诠释主义的现实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另一种知识途径,哲学现实主义,也在这些和其他范式中找到了追随者。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都有自己的认识论或实证主义和诠释主义的变种,我将在适当的时候详细讨论这些标签词。


为此,我围绕认识论来展开拙著。我阐述、考察和批判他们对知识的理解,他们对世界的假设,以及他们如何指导研究。当我谈到范式时,我这样做是为了展示它们在认识论、研究纲领和倾向的方法上是多么的多样化。他们最多共享有一个确定的核心假定。 


这种分析鼓励读者在壕沟纵横的国际关系理论战场中看到联系和对话的可能性。我倾向于诠释主义,但我的立场可谓在那荒无人烟的地区。这是一个危险的地方,因为各方的战斗人员对那些拒绝站在一边的人和那些加入敌人的人都具有敌意。


如果你对国际关系理论产生足够的兴趣,想深入研究这个领域,你迟早会做出选择,把你和一些阵营联合起来。一旦人们开始考虑做理论,这样的决定是不可避免的。许多人一开始选好了一个认识论、范式和方法,通常是因为他们跟着那些将这一套研究方法视为最佳方法的人一起学习,而这些人则期望他们的学生能够复制并帮助证明他们的研究方法是正确的。


更好的选择是以开放的心态来探索不同的认识论和研究方案,了解他们各自的倾向、分歧和共同点。从长远来看,这将使你成为一个更好、更开明、更宽容的学者。 



★ 本文系IPP独家译著。

作者:Richard Ned Lebow(理查德·内德·勒博),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国际政治理论教授、英国剑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研究员、美国达特茅斯学院荣誉退休教授。

翻译:高文博,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

校对:张锋,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

编辑:IPP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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