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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智库外部网络的“结构洞”分析——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为例

05. 16, 2016  |     |  0 comments


社会智库外部网络的“结构洞”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在上海市社科院发布的《2014年中国智库报告》中,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中改院)是唯一家进入综合影响力TOP10的社会智库。作为一家社会智库,中改院不像官方智库和高校智库拥有编制、经费、人才等有利条件;而因为偏居海南,中改院在政策信息、学术交流和社会资源等方面也远远比不上北上广的智库;在这两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改院难以吸引优秀的智库人才,必然会削弱其自身的科研能力。在这些不利条件下,中改院能够持续产生重要的政策影响和社会影响,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其成功经营的外部专家网络。本文将以组织社会学中的社会网络理论作为分析框架,解释外部专家网络对于智库发展的作用机制。

社会网络学派是组织社会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流派,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获得重要的发展,博特的进一步研究将其扩展到了组织领域。他认为社会网络可以带来信息和控制两方面的收益。博特最重要的贡献在于指出,只有当网络结构中存在结构洞时,社会网络才能发挥效用。所谓结构洞,是指“社会网络中的某个或某些个体和有些个体发生直接联系,但与其他个体不发生直接联系或关系间断(disconnection)的现象,从整体上看好像是网络结构中出现了洞穴”。(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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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结构洞示意图

在图1中,网络参与者B、C、D之间没有联系,而他们分别与A有联系。这样,BC、BD、CD之间就出现了三个结构洞,而A则占据了这三个结构洞,能够不重复地从B、C、D那里获得信息并且在他们之间能够发挥居间协调的作用,从而获得竞争优势。

为了有效占据社会网络中的结构洞,组织必须在不同领域更多地发展初级联系人,同时设立相应的组织部门进行日常化的网络维护,使得外部知识网络的解构与重构工作能够常态化。这也体现了社会网络作为一种社会资本背后的投资与回报逻辑,社会网络的建构需要投入成本,也必须考虑效率。

据此,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对组织网络进行结构洞分析的框架:

1、对组织网络进行结构分析,定位结构洞;

2、对组织网络的结构洞进行功能分析;

3、对结构洞的运营和维护机制进行分析。

根据上述分析框架,本文将尝试对中改院的组织网络进行结构洞分析,从而解释其在各种不利条件下之所以能够产生政治社会影响的内在机制。

二、中改院的外部网络

在上述理论架构的基础上,本节旨在以上述结构洞分析框架对中改院的社会网络情况进行描述和分析。

严格来说,智库机构处于政界、学界、商界和媒体界四个界别之间,不隶属于其中任何一界,但却需要从四者当中进行资源的获取和传播,尤其是信息资源。中改院通过成熟的外部专家网络实现了与政界、学界和商界的联系,从中获得了大量极为重要的信息资源。加上专门构建的媒体网络,中改院不但能够源源不断地从几个界别中获取信息,而且还发挥了居间协调的作用,填补了四个界别之间的“结构洞”,使自身成为了打通几届之间彼此联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平台。

(一)改院的外部专家与媒体网络

中改院以“小机构,大网络”为特色,建院以来一直将机构固定工作人员保持在50人的规模,其中研究人员的数量仅为15名,从中改院的工作量来看,这个团队规模是很紧张的;由于体制外的智库性质和海南这一区位不占优势,中改院对高学历人才的吸引力不大。然而中改院的专家网络却极为庞大,其专家库大概可以划分为核心层、紧密层和外围层。其中核心层主要包括董事、顾问、学术委员和博士生导师,约80多人;联系较为紧密的专家约200人;除此之外,保持一般联系的在库专家多达3830余人,他们几乎一半都属于经济体制改革领域,35%关注社会文化体制改革问题,14%从事政治体制改革研究,还有2%属于改革开放研究领域。

以核心层的80位具体成员为分析对象,可以看到中改院网络专家一些更详细的特点。以所属单位划分,政府官员的比例最高,占27%,其次是来自人大和政协的专家占18%。在地域分布上,位处首都的专家占了绝大部分,达到85%,其次是智库本身所在的海南省。即便排除中央级别的在京官员,来自北京和海南地区的专家数量依然远远高于其他省份,比例分别达到59%和23%。

如果针对其中占比最高的政界(政府官员+人大政协)专家展开具体的分析,首先可见官员的级别整体非常高,国家级官员占23%,省部级占50%,厅局级为25%;第二,这些官员82%来自中央。第三,政府官员的身份来源方面,37%来自于国务院,17%来自政协,13%来自政府科研部门,12%来自党委。

学界方面,核心专家网络中政研机构、科研机构和高校人员分别占9%、9%和8%,合计26%。中改院的学界网络专家体现了高职称的特征,全部都在中级以上,其中正高级65%,副高级35%。在地域上,学界专家同样绝大部分都在北京,占88%。余下的学界专家中除了有8%来自海南本省,还有4%来自辽宁,这一部分专家主要来自在中改院设有研究生分院的东北大学。

来自企业的网络专家虽然只占核心层总比的10%,但依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改院与商界这个界别建立的联系。从企业性质上看,私企与国企专家的数量基本相当,而在国企当中,央企的比例明显高于地方国企。在省份分布上,67%的企业专家都位于北京,余下33%各有三分之一在海南、上海和澳门,商界专家的分布体现了与政界和学界专家分布一致的特点,即地域辐射范围小、向中央集中。

在媒体方面,中改院已经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媒体信息宣传渠道,从中央到地方媒体,从官方主流的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到南方周末、新京报这种社会媒体,以及腾讯、搜狐、网易等新媒体,都纳入了中改院的多层次的媒体联络渠道。

(二)中改院的“结构洞”分析

以上官员中改院专家网络情况的分析表明,首先,中改院对于专家网络着目标明确、执行严格的专门管理和经营,正因为如此,与很多智库机构有名无实的顾问团队不同,中改院的专家网络是一个发挥着切实作用的“活”的网络;第二,中改院虽然在体制和地域上远离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但通过来自体制内和中央的官员网络,其在信息资源方面完全没有落于劣势;第三,除了政府官员,中改院还通过专家网络与学界、商界建立了紧密联系,加上专门的媒体网络建构,中改院占据了四个界别之间的“结构洞”,不但保证了多方信息的获取,而且发挥了居间协调的作用,提供了界别与界别之间的联络,并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自身的地位优势。(图2)

图2中改院结构洞网络示意图

界别与界别之间并不是充分联系的,这因如此才形成了结构洞,中改院作为一家需要从多个界别获取和传播信息的智库机构,占据结构洞的同时也成为了沟通各界别的媒介和平台,这一作用的发挥可以从中改院的很多具体案例中得到证实。

首先,智库以为政府提供政策咨询建议为目的,发挥着关联学界和政界的作用。中改院既与大学等学术机构联合,产生政策建议产品提供给政府,又有专门的培训项目,其中针对政府人员的各类培训即是以直接授课的形式提供了学界与政界交流的平台,将最新的学术成果传递给政界的同时,也建立了潜在的长期联系。

第二,通过培训和研讨,中改院在政策研究与传播这一方面沟通了政界与商界。在涉及创新性的重大改革时,如何充分了解企业家的意见并提出合理的改革方案,如何让企业家充分了解和适应改革的方向,是存在结构洞的。智库通过相关议题的培训和研讨活动提供了一个充分沟通与了解的平台,由智库提供的政策研究和解读能够让企业家更快了解改革的意图与前景。

第三,中改院作为一家民间智库,并不享受来自政府的财政支持,在建立自己的产业、支持智库研究的过程中,中改院发挥了研究和网络优势,将学界的成果与商界的需求联系起来。

第四,中改院的媒体网络为其网络专家库当中的专家提供了发布研究成果的平台,成为填补学界和媒体之间结构洞的中介组织。中改院通过日常供稿和集中的学术会议,将学者的研究成果与媒体发布平台联系起来,媒体获得了经过中改院拣选的内容产品,学者的观点得到了传播,中改院作为整合各方资源的中间平台,也自然占据了更有利的位置。

综上,除了进行政策研究、提出咨询建议,中改院在信息的整合方面十分突出,这也是一个小机构能够生产优质智库产品并发挥巨大影响力的原因。

三、社会网络的收益:网络结构洞的功能

博特提出,社会网络可以带来信息和控制两方面的收益,在中改院的案例中,信息收益指的就是智库通过占据各界别之间的结构洞而获取的信息收集与传播资源,控制收益指的是作为一个居间协调联络机构,由于所处位置的特殊性而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优势。

(一)信息收益分析

首先是摄取(access),指通过社会网络能获得有价值的信息并且知道有谁可以使用它,中改院网络专家库中大量具有各自信息来源的专家作为研究力量,为中改院的政策研究提供了很多观点和资源上的支持,有的专家甚至直接驻院短期参与项目。

第二是时效性(timing),指能及早获得有价值的信息。中改院通过政界、商界和学界的专家,以“形势分析会”等形式开展定期的交流活动,对于获取当前政府高层最关注的问题领域、了解当前中国经济和社会即将出现的问题,都起到了实际作用。中改院的很多报告因为具有这样的前瞻性,多次直接被政策文件选用。

第三,举荐(referrals),指能被人推荐从而获得机会。专家网络提供的人脉关系为中改院获取了很多接触稀缺信息源头的机会。例如中改院正在建设改革信息库,需要访谈处于改革中心位置的历史人物,如果没有专家网络中的人际关系提供举荐和介绍,很多已经退居幕后多年的历史参与者是无法访谈到的。

(二)控制收益分析

控制分析指第三方居间协调时由于所处位置的特殊性所具有的优势。中改院填补了政界、商界、学界和媒体之间的一些结构洞,建立了一个联系彼此的平台,这大大提升了自身的影响力。当中改院成为一个整合和传输信息的中心时,各界都会对它产生主动的需求,这也就是一个智库影响力的体现。

(三)其他收益

除上述收益以外,中改院还通过社会网络获取了丰富信息传递渠道,这个渠道一方面是对政府的,另一方面是对社会的。来自政府的专家网络有助于打通其向中央传递政策产品的渠道,媒体网络则扩大了智库产品的社会影响。这些都加强了中改院对政策制定过程的影响力。

四、社会网络的成本:网络结构洞的经营

在“结构洞”理论中,社会网络是一种社会资本,遵循的是投资与回报的思路。本节分析的是中改院社会网络构建的成本。

(一) 机构设置

中改院人数最多的行政部门是“学术网络与科研管理办公室”,这就是负责与外部专家网络沟通的专门机构。除了海南本部的专家联络机构以外,中改院在北京还设有驻京办和北京分院,这两个机构的规模非常小,并不承担研究工作,它们设置的一个重要功能就在于加强与大量身处中央的外部专家们之间的联络。专门机构的设置和人员配置的倾斜都表明中改院对于这个外部专家网络的经营进行了很大的投入。

(二)联系机制

首先,中改院自从成立以来就集中研究国家层面的关键领域的各类改革议题,并坚持这一研究方向,这种研究领域的专注性使得他们与某些特定的专家保持了长期的多次沟通联系。这虽然不是一个具体的联络手段,但智库与外部专家之间持续的业务联系和共同的价值认同,对于专家网络的建立和稳固作用很大。

第二,学术会议与形势分析会。中改院每年有一到三次的国际论坛,规模很大,参与人主要是国内外相关议题的专家,其中就包括中改院的网络专家,国际会议也是扩展专家网络的一个契机。“形式分析会”独具特色,每年开三到六次,主要在北京举办,由北京分院协调。形势分析会的规模很小,加上媒体大概三十人左右。参加形势分析会的网络专家当中包括了来自相关部委的政府人员,通过讨论既可以加深对热点问题的理解,也能够通过这种相对内部的交流方式了解高层近期最为关注或最为紧要的政策分析议题。

第三,中改院能够为专家提供发声平台与项目机会。其丰富的媒体渠道给有成果但影响力尚且不足的专家们提供了发表平台;同时,中改院经常承接国家部委委托的重大课题,一方面中改院需要网络专家的支持来做好这些重大课题,另一方面,这些课题的影响力以及对改革的实际推动力也吸引了本身没有这些项目资源的网络专家。

除此正式交流以外,中改院还有大量的非正式联系方式,例如,中改院的很多专家尤其是核心层与中改院之间不仅仅是研究工作上的联系,情感联系也非常深厚,建立了一个密切交往、彼此信任的朋友圈子,非正式的私人交往,对于核心层专家网络的维护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同时,中改院利用房产建立“专家公寓”,以低廉的价格提供给中改院的网络专家,以此将网络专家“坐实”,专家在来海南度假休息的过程中,便可穿插进行大量的学术讨论与情感联络。

五、讨论与结论

(一)作为信息整合、研究与传播中心的智库

中改院案例中社会网络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启发我们用一个新的视角认识智库的角色,一般来说,智库是一个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但是,由于智库以影响公共政策为目的,智库的研究成果最终只有影响了政府和社会才能产生实质意义,而为了扩大影响力,关键的一点就是信息的整合与传播。智库产品发挥影响力大致需要经议题产生、研究、传播这三个步骤,每一步都需要社会网络提供信息资源,在议题产生阶段需要获得前瞻性政策议题方向的信息,在研究阶段需要超越机构有限成员的限制获得更深入的观点信息,在研究成果的传播阶段需要传递的渠道和媒介将信息定点或广泛发布。中改院的案例中,智库产品从计划到最终发挥影响,每一个阶段都体现了社会网络的重要作用。

智库与一般学术研究机构有着区别,其角色不仅仅是研究,智库更需要将研究转化为影响。为了实现这一点,智库应当成为信息整合、生产和传播中心的角色,这是中改院案例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二)智库社会网络的成本控制

意识到社会网络重要性的同时,不能忽视的一点是,社会网络的建设是需要成本的。中改院的案例具有特殊性,中改院成立之初的官方背景和一直领导中改院的迟福林院长都是其他社会智库所没有的重要社会网络资源。因此,当我们从中改院的个案扩展到其他智库时,需要对智库建设社会网络的成本条件进行更细致的考察。

不同类型的智库建立社会网络的动力与能力是不同的,在成本-效益分析的思路下,不同类型的智库需要不同的社会网络建设策略。官方智库在结构洞网络中处于很靠近政界的位置,从影响政府这一目标来说,官方智库广泛建立社会联系传播政策观点的动力是很弱的;而高校智库处于更靠近学界的位置,在研究方面较有优势,但由于其对智库研究的激励机制不明确,招收专门智库人才的吸引力较小,高校智库实际上在内部团队建设方面面临着困境,在外部网络建设方面,高校智库较多依赖于智库领导人以及智库所挂靠高校的资源;社会智库则因为既无学界也无政界的天然联系而具有最强的建设社会网络的动力,这也是社会网络建极为成功的案例出现在中改院这一社会智库的原因,然而社会智库最大的难题在于成本,中改院案例中迟福林院长与老体制改革委员会的联系、地产和产业经营,并非没一家民间智库都能获得的,建立社会网络本身也需要一定的社会网络。

通过上述案例分析与探索性的讨论,我们希望从社会网络建设的角度为智库角色的再认识提供一些新思路。对于以追求政策影响力为目的智库来说,智库组织需要在考虑自身资源条件与限制的基础上,填补各界别之间的结构洞,整合各界之间的信息、通过研究形成智库产品、再以各种网络渠道发挥其影响。

* 史英男,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林辉煌,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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