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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婧:广东孩子为什么会“输”给北京孩子?

10. 12, 2020  |     |  0 comments


我国高考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一定程度上促使高考成为一种相对公平的人才选拔机制,但是真正的公平仍然难以实现。(图源:网络)


受新冠疫情影响,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线上教育之后,进入九月,全国各地中小学、托幼机构、各大高校陆续开学复课。有这样两个年龄相仿的小学生也重新步入课堂:“城市孩子”X女生出生于北京一户中产阶级家庭,父母工作体面,收入可观;“农村孩子”W女生出生于广东三线城市的一户农村家庭,父母没有固定工作,收入不详。



“起跑线”上的“输赢” 


当我们谈论“城市孩子”与“农村孩子”,必然会涉及不同阶层之间、城乡之间的经济文化差异,这种差距似乎从出生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体现了。


从学前教育开始,根据《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2019》[1]的统计数据,在园幼儿数中农村孩子占比较重。2017年在园幼儿数共4600.14万人,其中城市在园幼儿数为1706.85万人,占比37.1%;农村在园幼儿数2893.29万人,占比62.9%。


全国幼儿专任教师数量为243.21万人,在新增幼儿专任教师中,城区有10.20万人,占比51%;镇区6.40万人,占比31.99%;乡村3.4万人,占比17.01%。学历为大专以上者占总人数的79.05%,其中,城区这一比例最高,为85.40%,其次是镇区76.79%,最后是乡村65.89%,城乡之间差距约为20%。


尽管农村孩子的在园幼儿数较多,但是从专任教师质量来看,城乡差距依然较大。从义务教育的资源分配来看,2017年全国普通小学生、中学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较2016年分为增长了6.71%和9.13%,农村增长数则分别为5.65%和7.77%,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增幅仍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无论是师资配备还是教育经费分配的差异,本质上还是教育资源的不均衡配置。从这一层面来看,“城市孩子”X女生相较于“农村孩子”W女生,在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阶段,拥有较好的教育资源。


X女生与父亲目前住在一个五十平的“老破小”学区房内。据X女生父亲介绍,在孩子一岁时,他们便已开始为她着手准备学区房。不仅准备好了“幼升小”的学区房,连“小升初”的学区房也是早早备好。他们认为,买了北京的“学位房”,X女生未来一定可以进入名牌大学。不仅如此,X女生的家长还给她报了各种补习班、兴趣班,生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目前孩子成绩较为优异,也掌握了不少课外技能。


W女生出生于广东三线城市的一户农村家庭,义务教育阶段都是按照划片区入学,“学位房”和“学区房”的概念相对不深。由于没有固定的工作,家长的家庭教育有一定程度的缺位,对孩子的学习成绩相对没有那么重视,自然也没有为孩子报任何兴趣辅导班。目前,孩子成绩平平,中学也是打算在村附近就读。而她所在的村升学率较低,最终进入名牌大学的人数更是少之又少。


当然这并不代表X女生最终一定能进入名牌大学,W女生一定无缘名牌大学,也并不是想证明只有进入名牌大学才是人生赢家;而是说单是从“学位房”和“学区房”的角度上来看,城市X女生的“学区房”所对应的学校具有较高概率被名牌大学录取,而农村W女生所在的学校具有较低概率进入名牌大学。


“学区房”的兴起其实是源于200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后进一步强调了“就近入学”的原则。如今,在北京的学区房中,西城区、海淀区、东城区的房价一直居高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众多名校集中于这三个区。


为了抑制学区房炒作的现象,北京多区出台相应政策给学区房降温。以西城区为例,今年4月30日,北京市西城区教育委员会公布了2020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意见》中有两项核心变化:一是“单校划片”改为“多校划片”,“自2020年7月31日后,西城区购房并取得房屋产权证书的家庭适龄子女申请入小学时,不再对应登记入学划片学校,全部以多校划片方式在学区或相邻学区内入学。”


二是每六年一个学位,“自该房产地址用于登记入学之年起,原则上六年内只提供一个登记入学学位(符合国家生育政策的除外)”。


简单来说“单校划片”和“多校划片”的区别在于单校划片的房子有一所对应的小学,而多校划片则需要随机派位。“六年一学位”也很好理解,就是六年内只提供一个入学学位,符合国家生育政策的除外。


其实在西城出台这项政策之前,海淀、东城、朝阳等区已相继实施“多校划片”政策。但是学区房似乎没有得到很好的降温,其中一个原因是目前我国义务教育阶段仍然是实行就近入学原则,因而对区域内的房价并没有很大的影响。


从控制学区房价的本质上来讲,主要还是要实现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在城市生活的X女生,在义务教育阶段是不可能被分配到郊区或农村学校的。自然,在农村生活的W女生,也是无法被分配到城市的学校。从这个角度来看,农村生活的W女生似乎输在了“起跑线”上。



高等教育的“失衡” 


美国著名教育社会学家马丁·特罗按照毛入学率把高等教育发展分成三个阶段:15%以前为精英化阶段,达到15%以后开始转变为大众化阶段,超过50%之后则迈向普及化阶段。5月20日教育部发布的《201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9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4002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51.6%。[2]


按照马丁·特罗的理论,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普及化阶段。在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教育的结构、功能和标准方面将向多元化发展,教育公平也将备受关注。教育公平主要体现在机会公平和过程公平两方面,其中,机会公平是核心。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考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一定程度上促使高考成为一种相对公平的人才选拔机制,但是真正的公平仍然难以实现。


第一,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地域性失衡,学校分布具有属地化特征,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现行的高等教育资源分配制度实行“分省定额,划线录取”制度,由于各省之间在人口数量、经济发展程度、基础教育质量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使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呈现出巨大差异。


一方面,从优质大学的分布状况来看(表1),全国优质大学共有351所,其中东部地区187所、西部地区103所、中部地区61所。按照省均分布由多到少依次为东部地区14.38所、中部地区10.07所、西部地区8.58所。排名前四名的北京、辽宁、江苏、上海四个省市共有107所优质大学,高于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


另一方面,从今年本科生的录取情况来看,据网络数据统计,2020年参加高考的考生人数总数为1071万人,其中北京市考生4.9万人,本科录取率高达76%,据全国首位,其次依次为上海72.87%,天津72.79%。相较之下,河北省、广东省、四川省、河南省考生人数较多,高校数量较少,本科录取率分别是39.47%、36.29%、35.42%、30%,未超过40%。


另外,在这种教育资源分配失衡的情况下,又会滋生出高考移民等问题,究其根本还是由于教育不公平导致的。虽然从国家和地方层面,政府都对高考移民采取限制措施,不过目前来看,政策落实尚不容乐观。


表格来源:http://edu.cssn.cn/jyx/jyx_gdjyx/201709/t20170907_3633285.shtml?COLLCC=3869706025&


第二,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阶级差异。有调查数据显示,在对37所不同层次的高校调查发现,城市整体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比乡村高5.8倍,地方高校相差3.4倍,重点院校则高达8.8倍。[3]


数据很直观地显示出高校的中上阶层家庭的学生远高于农村家庭的学生,特别是在名牌大学。也有学者通过对2008—2015年间8所“985”院校的分析发现,2008年年收入1万元以下的家庭在“985”院校的辈出率高达1.15,而在2015年则低至0.66。[4]这一数据表明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对孩子是否能进入优质学府具有很大影响,农村及其他弱势学生群体不断被弱化。


另外,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供需也存在失衡。近年来,从“211工程”与“985工程”再到现在的“双一流”建设,社会企业越来越青睐“名校”毕业生,高等学校的金字塔式结构也随之被强化,但是优质入学机会并没有随之增多,反而愈加稀缺,造成了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供需失衡。


让我们再回到在“城市孩子”X女生和“农村孩子”的W女生的例子,两个女生从基础教育开始就已拉开了差距,农村W女生的学习基础相对薄弱,师资力量和教育设施也比不上城市中的X女生。九年义务教育结束后,上高中的农村孩子也相对较少。即便是她们都步入了高中,当她们同时参加高考时,仅按照今年北京市和广东省的录取情况数据粗略估算,X女生有76%的概率考入本科,而在W女生则仅有36.29%的概率考入本科,如果再考虑上城乡差异等因素,这之间的差距便会更大。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不论是家庭的意识形态、教育的投入、硬件和软件上设施的差异,X女生的出身便决定她具有一定的优势。



教育还能否实现阶层跃迁?

近年来,学者们从两个角度来讨论高等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关系。一种观点认为,高等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促进社会阶级流动和社会分层,有助于提升受教育者的社会地位。[5]另一种观点是“读书无用论”[6],认为弱势群体难以通过高等教育来实现社会阶层地位的向上流动,甚至会加重阶级固化。


高等教育是否能达到预期收益,不同的视角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局限性。当然,影响社会流动的重要因素不仅包括高等教育,必然也会涉及行政因素、户籍制度、单位体制的“亲缘化”现象等多方面因素。[7]但是仅从教育的视角来看,尽管高等教育促进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的功能是否被弱化存在争议,处于贫困家庭的孩子仍然希望通过高等教育来实现阶层跃迁。


前文提到,仅按照今年北京市和广东省本科录取率来看,城市X女生和农村W女生考入本科的概率分别为76%和36.29%。这一数据也从侧面说明,农村W女生通过高等教育来达到向上社会阶级流动的概率似乎仅为城市X女生的1/2。这一结论似乎更加可以支撑“读书无用论”的理论,让我们不禁进一步反思,究竟是什么阻碍了“农村孩子”的社会阶级流动?究竟是因为出身原因,还是因为环境问题、教育问题抑或是社会因素?当“城市孩子”的优势不断扩大,教育似乎越来越难以帮助“农村孩子”实现阶层跃迁。


教育是否能实现阶级跃迁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从学前教育到义务教育的学位房、学区房,到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再到社会对名校毕业生的青睐,教育公平问题无不反映在现实生活中。回到公平本身来看,其实真正的公平不是让强者变弱,而是帮助弱者变强。


那么如何从宏观层面帮助农村W女生减小与城市X女生之间的差异?笔者认为,重点在于缩小区域和阶层的差异。其一,进一步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促进城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相较于城市教育,农村教育不仅存在缺乏优秀师资,还存在信息化教育落后、学前教育缺失等问题。因而,可以通过提升乡村教师待遇、增加农村教师编制、优化考核机制等措施,吸引更多优秀的年轻教师,提升农村教师队伍。


另外,随着科技和社会的不断发展,教育也逐渐趋向信息化发展,教育的信息化也是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途径。建议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从教师队伍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信息化水平等多层面,促进城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其二,进一步推动高等教育均衡发展,促进全国层面的入学机会公平。首先,扩大重点高校的招生规模,缩小入学机会的属地差异,特别是面向农村和贫困地区,提升弱势群体的入学机会。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招生采用分省配额模式,由于难以从高等教育院校的地理布局层面进行大规模调整,因而,面对区域差异较大的情况,要科学合理地优化中西部区域差异,弱化属地招生倾向。针对教育资源相对落后的省份,要加大教育财政投入,引进优质的教育资源,促进教育质量的均衡发展。


其次,可利用“互联网+教育”模式,打破地域限制,缩短区域间差异。今年疫情期间,“互联网+教育”模式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后疫情时期,可进一步思考如何推进“互联网+教育”模式来促进高等教育的均衡发展。


其三,进一步普及高中教育,强化职业技术教育。据相关数据统计,2019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数量为1.01万所,比2018年减少了151所,比2008年的1.48万所减少了近5000所。在现有的体制格局、就业形势及传统观念现状之下,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无论是师资队伍、生源情况或是就业现状都存在有一定的局限性。而职业技术学校也是弱势阶层学生上升的主要渠道之一,因此,要进一步增强对职业院校师资队伍的建设,打通职业学校到专科、本科、研究生的通道,促进职业教育的多元化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2019》http://www.360doc.com/content/19/0113/12/61492514_808554255.shtml.

[2] 201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fztjgb/202005/t20200520_456751.html.

[3] https://new.qq.com/rain/a/20200627A0DNQ300.

[4] https://new.qq.com/rain/a/20200621A0JOAO00.

[5]刘莹.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的社会分层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

[6]乐志强.高等教育促进代际流动的作用——基于“读书无用论”现象的思考[J].北京社会科学,2018(10):89-99.

[7]陈春梅.促进或固化:高等教育对社会流动的影响[J].重庆高教研究,2017,5(05):95-102.




★ 本文系IPP独家稿件。

作者:李婧,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政策分析师。

编辑:IPP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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