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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道隆:如何向西方解释中国国家主导型的政治经济学

11. 19, 2020  |     |  0 comments


编者按

郑永年教授和黄彦杰博士所著的“解释中国”三部曲之二《制内市场:中国国家主导型政治经济学》中文版,即将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不日将付梓面世。

相比郑永年教授的时评文章,《制内市场》是一本学术性和专业性比较强的书,受郑永年教授和出版社委托,译者邱道隆博士为此书撰写了一个较长的“译后记”,并由“IPP评论”公号首发,以期向读者简要介绍此书的基本内容、观点和郑永年教授的学术思想脉络。

希望所有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尤其是中国国家与市场关系感兴趣的读者,都可以从这本书中获得启发。



▲ 郑永年和黄彦杰合著的《制内市场:中国国家主导型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文版封面


中国读者对郑永年教授的熟识,大多通过其每周撰写的专栏和各类媒体采访。这些专栏文章及访谈以其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际关系入木三分的分析与通俗易懂的文风,广受中国读者的好评。


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写专栏只是郑永年教授的业余爱好,以学术著作系统地表达他对中国问题的深入思考,才是他的“主业”。事实上,从他富有逻辑、分析透彻、浅白好读的专栏文章中,普通读者不难感受到郑永年教授深厚、扎实的学术和理论功底。


郑教授曾长期生活在海外,他的著作大多数以英文面世,非学术圈专业人士较少接触。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著作,结构逻辑严谨、论证充分,就是一部充满学理思维和理论素养的专著。


《制内市场:中国国家主导型政治经济学》是郑永年教授和黄彦杰博士共同撰写的一部解释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著作,原文以英文撰写,以期向西方世界解释中国国家主导型的政治经济学,回应西方针对中国提出的所谓“国家资本主义”的不科学概念。


正如郑永年教授指出的:“当下的中美贸易战,尽管表面上看是贸易冲突,但实际上是中西方两种政治经济学模式之间的冲突。由于这两种政治经济学模式是中西方文明长期演化的产物,它们都具有各自文明的内在合理性和可持续性。不管两者间怎样竞争、冲突,也无法改变对方,各自都会按照自己的逻辑发展下去。”[1]从更广义上来说,“中国学者需要反思西方中心的话语,找到中国自己的真命题,并努力实现中国现象的概念化和理论化”[2]。


浙江人民出版社决定将其译成中文,希望其中的观察能够对中国社会认识自身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引导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朝着更加积极和良性的互动方向演进。译者现对此书的大致内容,以及郑永年教授的学术思路和特点做一个简要的梳理,希望有助于读者加深对此书的理解。


  郑永年和黄彦杰合著的《制内市场:中国国家主导型政治经济学》一书英文版封面



一、制内市场:探索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模式


熟悉郑永年教授学术思想的读者大多知道,观察行为者的“互动”构成了其学术分析和时评分析的基本方法,此前的《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和《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两本书,分别围绕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来展开论述,进而构建了一种基于政治学的分析。


同样,《制内市场》一书站在国家—市场关系的互动视角上来思考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两位作者在本书中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究竟为何?围绕此核心主题,全书从理论、历史、当代机制三大部分展开论述,并提出了“三层市场结构”和“制内市场”的概念。


美国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政治学系副教授薛洛琳(Roselyn Hsueh)认为,两位作者提出的三层结构尽管与当前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比较分析范式有所不同,但是却对盛行的中国政治经济辩论做出了“重要而卓越的贡献”。美国欧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政治和东亚研究詹姆斯·门罗讲席教授白瑞琪(Marc J. Blecher)认为,“《制内市场》是一部雄心勃勃的权威作品,它试图将中国政治经济体制展现得淋漓尽致”。


无论如何,这本书会成为想了解和研究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读者绕不过去的一部重要著作。正如白瑞琪教授所指出的,在西方,中国经济一直被视为“实践上可行,但理论上不可行”,这本著作通过把中国经济置于中国自身数千年历史和西方经济史中来构建中国政治经济理论,将有助于西方学者厘清这种“实践”和“理论”之间的“困惑”。


两位作者在导论部分就提出了“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究竟为何”这一核心问题,同时指出了这个核心问题的重要性。两位作者认为,正是中西之间对中国政治经济体制认识上的巨大分歧,造成了双方之间各种形式的困惑和冲突。厘清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本质,不仅有助于澄清西方对中国的看法和误解,而且有助于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和决策。


本书因此既有理论上的意义,又有政策上的意义,这也是两位作者写作此书的重要动机。他们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可以简单地定义为“两个市场”的概念:有国家干预的市场和没有国家干预的市场。它们的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中国皇权制度形成初期的儒家和法家学派,且代表了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两种理想类型。

在大多数时期,市场和国家这两个主体处于大致均衡的状态,但国家对于市场的主导才是常态,即“不对称均衡”,这种不对称均衡的政治经济体制结构可以概念化为“制内市场”(market in state,MIS)


全书主体的第一部分是理论部分,共两章。两位作者通过比较,以及回顾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历史实践,分别回答了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不是什么”和“是什么”两个问题。


在第一章中,两位作者将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与世界上其他经济体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比较,提出,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来说,中国的体制是以“制内市场”为特征的,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以“场内国家”为特征,而东亚新兴工业经济体则是以市场与国家的相互渗透为特征的。


在第二章中,两位作者回顾了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历史实践,提出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实践是中国长期以来历史、哲学和文化的产物。中国早期关于国家和经济之间关系的思想自形成以后,持续影响着经济思想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思想,且这一经济哲学的核心始终没有改变。要治理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必须足够务实,以反映和容纳对国家与经济的各种不同看法。


为此,一个允许在不同经济领域发挥作用的“三层市场”结构就成为必然,即集市繁荣的社会基层市场、国家垄断和战略关切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市场,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政府机构和私营企业相互作用的中间市场。两位作者进而提炼出“制内市场”的概念来概括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本质,其特点是市场等级制的存在和国家对市场的主导。但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博弈并不总是零和博弈,而经常是双赢的博弈,在国家和市场的互动中,它们可以相互赋权。


第二部分是历史部分,由第三章和第四章构成。在此,两位作者通过探索中国政治经济的历史和当代形式,提出“制内市场”的研究路径。


第三章主要关注的是中国在进入现代历史之前的政治经济实践,重点研究帝制中国财政体制的模式。他们认为,帝制国家通常遵循有规律的朝代周期,而其政治经济也周期性地从自由放任转向国家主义,帝制国家的经济因而在常态和非常态之间循环。两位作者还讨论了帝制国家的农业家庭、地方政府财政、全国市场、国际市场、内务府、自治的地方性市场、货币制度、社会控制,以及科举制度在再造帝制国家政治经济中的制度化作用,进而得出结论:中国的帝制国家既高于市场机制,又包含市场机制,市场在概念上是嵌入国家内部,而不是平行于甚或高于国家的,这也许是帝制政治经济给当代中国留下的最重要遗产。


第四章考察了中国近代以来“制内市场”发生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原因是地缘政治因素和国内因素。现代中国政治经济体制在许多根本方面发生了转变,但并不意味着传统的“制内市场”体制与过去完全决裂,或是被一个全新的体制所取代。相反,这一体制得到了修正,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环境带来的重大挑战。无论在思想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制内市场”体制不仅在现代国家构建的过程中存续下来,更重要的是,它被取代了帝制国家的民国政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所强化,成为中国的主导型政治经济体制。


第三部分是当代体制部分,由第五章到第八章构成。这部分关注的是当代中国“制内市场”体制的发展。主要内容有两个:第一,讨论三层市场体制如何发展起来,市场经济如何在各个层级的市场上运作;第二,探讨国家如何在接受和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试图吸纳和控制市场力量。


第五章探讨的是市场如何从毛泽东时代的体制中成长起来。两位作者尤其关注基层市场,他们审视了市场如何在开放政策下破土而出、开疆拓土,以及如何在后来的改革中走向封闭和转型。这一市场化进程造就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的基本制度。


第六章分析的是“中间地带”。两位作者认为,中间地带是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相互作用,以实现一系列达成共识的经济和政治目标的空间,这个空间可以让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之间不断地进行协商。这一章重点讨论了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私营企业家。


第七章讨论的是财政和货币体制的改革及其限度,重点关注金融市场主要参与者之间的博弈。两位作者认为,地方政府本应是中央政府的代理人,但却凭借自身的力量成为强大的企业行为者。当前以土地和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地方发展模式及其显著的动员潜力,如果无限期延续下去,中国经济将面临很大危机。


第八章分析的是国有资本,并重点关注央企。两位作者试图探寻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改革背后的原因,对改革的成果进行评估,并在此基础上,对国有企业在国家对经济的整体主导中的作用得出相应的结论。两位作者认为,当代中国的国家延续了传统上对关键工业部门进行垄断的做法,但也对国有部门(特别是央企)进行了重大改革。与此同时,国有企业也从其历史形态中继承了国家经济力量的地位和作用,中国的国有企业并不会像西方的私营企业一样完全在市场体制下运作。


最后的总结章概述了本书有关“制内市场”的发现和核心观点。两位作者总结道,“制内市场”模式是一种在历史中演进的政治经济体制。在“制内市场”这种政治经济体制中,市场的基本逻辑在结构上服从于国家的政治逻辑。本章随后的重点回到了一个重要但不属于本书关注范畴的内容:保卫社会。两位作者认为,“制内市场”造成的负面后果主要由社会来承受。目前,在国家、市场和社会三角关系中,社会方面的力量还太弱。如果社会得不到保护,政治混乱就会随之而来。


两位作者总结道,中国的经济转型,乃至最终的社会转型和政治转型能否持续与实现,关键取决于“制内市场”体制对自身造成的社会危机的回应。保护社会不仅是一项经济任务,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一项政治任务。不仅如此,中国“制内市场”体制中的社会、市场和国家之间的国内再平衡还具有全球意义,这将是解决中国自身危机和中美之间全球性冲突的最好办法。



二、解释中国:寻找中国自身的命题


《制内市场》作为郑永年教授“解释中国三部曲”中的第二部,继续着他一直来的主要关切,即“解释中国”。在第一部曲中,他研究的是中国政治核心——中国共产党,讨论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传统统治权力在当代转型和再造的问题,并解释了党是如何主导国家和社会的。当前,郑永年教授正在撰写第三部曲,这本著作或将成为其学术生涯的集大成者和收官之作。[3]


“解释中国”的问题意识发端于郑永年教授在普林斯顿求学期间,成熟于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并通过几十年的打磨而愈发敏锐和深邃。什么是“解释中国”呢?首先就是要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任何对中国现象的深入分析,必须首先基于这一点,并从经验中提升出其内在的逻辑和规律,将其概念化和理论化。


其次是不能简单地用西方的经验来比对中国,更不能轻易套用从西方经验中得出的理论和逻辑来解释中国发生的现象。在学术史上得享大名的著作,都首先是当时最好、最为深入的“时评”,它们无一不是在对当时当地的经验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所做的提炼。按照郑永年教授的说法:“马克思的‘阶级论’、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都是通过考察当时西方社会,把社会现实概念化、抽象化的结果。”[4]


同样,“解释中国”并不意味着要抛弃西方的经典著述。相反,应当分析西方的经典著述是如何通过观察西方社会的实践从而得出令人信服的观察结果的。简言之,就是要注重理论和逻辑提炼与产生的过程,而非仅仅重视其结果。对于一些普适性的观察,如果在对中国经验进行观察后,发现可用于解释中国的,那也可以大胆采用。[5]


近些年,郑永年教授将“解释中国”的方法论进一步概括为“寻找中国命题”,因为命题决定了思维方式,也决定了能够寻求到的答案。如果连命题都找错了,那要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无异于缘木求鱼。正如他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采访时所言:“中国很多学者在做的是假知识,用中国的素材来论证西方的命题,而我们自己的命题还没找到,都是假命题。社会科学领域大部分发表的内容,都是西方的命题加上‘来自中国的证据’(evidence from China),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6]


他把这种现象称为“知识的虚假化”,是“假新闻”在知识界的翻版。“例如,在使用方法论方面,很多学者往往成为西方工具的奴隶……这样生产出来的知识表面上因为方法论而很精致,但实际上是假性的。”[7]


在译者看来,这种寻找中国命题的努力有两重意义。


第一,通过总结中国自身的经验材料,并将其概念化和理论化,得出“中国是什么”的结论,进而更好地用这些概念和理论来解释自身,构建中国自己的学术话语,以此回应西方的质疑。具体到本书,就是通过中国自身政治经济在古代、近代和现代的实践,抽象出其中关于国家与市场之间互动的规律性概念,向西方世界解释“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是什么”的问题。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基于中国实践经验的学术话语权的构建。


长久以来,在回应西方的质疑和指责的时候,我们往往被它们的逻辑套着走,缺少自己的话语权。常见的情况是,当西方抛出一个基于它们自身实践经验的概念来“框住”中国时,我们能做的仅仅是对此予以否认。例如,西方在指责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时候,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其目的是将其与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对立起来,认为这将威胁到西方的根本政治经济制度,并对世界形成所谓的“危险的示范效应”。


面对这种不科学、不理性的指责,中国方面往往做的是否认并驳斥西方提出的概念,认为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抹黑和攻击,但很难提出一套基于自身实践的概念,并以西方人能够听得懂的方式进行回应。即便有相关的回应,大多数也是在西方的逻辑体系和概念体系里绕圈,很难突破西方在话语权上的优势。


换句话说,这种话语权的游戏规则还是西方人制定的,如果不能够换一个游戏场、重塑一套游戏规则,中国缺失解释自身话语权的状况还会持续下去。


为此,本书一改“自由市场经济”与“国家资本主义”两种体制对立的模式,将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广义上归纳为“场内国家”,而将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概念化为“制内市场”,并充分运用社会科学的论证逻辑,将这一过程清晰地展现,并最终把结果推导出来。在将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的解释“脱离”出西方的解释框架后,就能够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优势与问题、发展与趋势。


作者认为,“中国怎么变也不会变成西方那样的市场经济。中国还会继续是上述三层资本、三层市场结构,互相协调着往前发展。较之西方体制,这一结构有它自身的优劣……中国经济的效率和创新能力主要在底层的自由企业和中间层。中国的三层结构经济体的优势在于能够预防大的经济危机、能够建设大规模的基础设施、能够大规模有效扶贫等。西方资本主义,正如马克思分析的那样,不可避免地会爆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中国过去40年基本上没有经济危机,这跟这个政治经济体制的调控能力有关系。”[8]


第二,通过总结中国自身发展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各行为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寻找到中国改革的“真问题”,制定有针对性的改革政策。换句话说,只有“命题”找对了,才能正确地解答“命题”。探讨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结构,能让我们更好地认识到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结构性问题。


中国经济的“结构性改革”议题是中国经济学界长期以来讨论的热门话题,与此同时,美国在中美贸易战中也对中国提出了所谓的“结构性改革”的不合理要求。那么,什么是中国真正需要的“结构性改革”?这就首先需要搞清楚中国的经济结构是什么,这样的结构又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在分析了中国三层资本、三层市场结构中的国家—市场的互动关系后,郑永年教授认为,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结构应当是怎么样的,这是中国经济结构中的核心问题。无论是美国(和西方)所要求的中国经济结构性改革,还是中国努力推行的结构性改革,民营企业都是重中之重。


郑永年教授还指出,结构性问题首先是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空间分布问题。当前,三层资本中,国有资本占的空间太大,未来的经济改革中,国企要让渡更多空间给民营企业。郑永年教授分析道,除了少数省份两者的分布比较合理外,在大多数省份里,国有企业占据的空间仍然过大。那些分布比较合理的省份,往往呈现出“国强民也强”的局面。多数省份(尤其是东北)的国有企业仍然占据了过多、过大的空间,民营资本没有足够的空间,既难以进入,更难以生存;结果国有资本什么都做,什么都做不好,导致“国弱民弱”。如果这些省份的国有企业不能让渡更多的空间给民营企业,这种“双弱”的局面会一直持续下去。


其次是国有资本去哪里的问题,这个问题更加重要。当前国有企业“管资本”思路的核心在于,不管国有资本去哪里,只要资本在增值就可以了。在这个思路的指引下,今天的国有企业犹如美国华尔街的风投资本,哪里有利可图就去哪里,造成与民争利的情况。这几年国有企业改革反而造成国进民退,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最后会导致两种结果,要么就是国有资产流失,要么就是国有企业吞并民营企业。


再次是政府如何在经济结构中保持竞争中性的问题。如果同一个领域既有国有企业又有民营企业的话,竞争中立就永远实现不了。郑永年教授认为,有些领域就应以国有企业为主导,有些领域就应以民营企业为主导。但是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这些领域,要让多个国有企业参与进来,开展竞争,国有企业之间并非不可以竞争。民营企业占主导地位的领域,也要让多个民营企业参与竞争。因此,在市场竞争问题上,不仅要讨论国有企业的反垄断,还要讨论民营企业的反垄断。一旦垄断产生,就会阻碍开放经济体的形成。


最后是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的问题。郑永年教授分析指出,中国大型国有银行的服务对象天经地义是大型国有企业,它们没有任何动机为中小型企业服务。如果通过行政或政治方式迫使它们服务中小型企业,既不符合经济规律,也不可持续。在很多年里,这些银行在服务中小型企业方面只是象征性的。因此,中小型企业的发展需要金融系统的结构性改革,即设立大量意在服务中小型企业的中小型银行(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


 

三、保卫社会:中国体制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制内市场》是一部分析中国国家—市场之间关系的著作,这种分析的最终目的落脚在“保卫社会”上。可以说,对“制内市场”的分析和概念化,正是为“保卫社会”提供一个理论基础。在历次危机中,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社会都是一个很容易被权力和市场牺牲的弱势角色。这就是为什么本书在最后的总结章里花了大量篇幅来探讨社会在“制内市场”中的角色,以及它与“制内市场”的关系,并再次重申了郑永年教授长期以来对“保卫社会”的呼吁。


“保卫社会”是郑永年教授学术研究的价值底色,他一直都是社会改革坚定的支持者和拥护者,在其出版的中文著作中,聚焦社会保护、社会改革议题的就有4本。[9]其中,以《保卫社会》为名的著作是“郑永年看中国”系列丛书中唯一修订再版的书,既可见作者对其的重视,也可见市场对此书的接纳。


“保卫社会”这一借用自福柯的概念[10],也在郑永年教授的各类著作中呈现出了更多中国情怀。他认为,最弱的社会,一旦失去了生存权,就会暴力化,因为在人类历史上,暴力永远是社会自我保护的重要手段。[11]而“保卫社会”,进行以社会改革为主的整体性改革,既是为还债,也是为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政治改革奠定制度基础。[12]


郑永年教授有关“保卫社会”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成以下几类。第一,中国的改革是先经济改革,进而社会改革,最后才能走向政治改革。这种改革“三步走”的策略,并非一个价值判断,而是对中国改革的客观逻辑的基本观察,而且从国际经验看,也是“最优实践”。[13]只有通过社会改革解决经济改革带来的负面后果,经济改革的成果才能巩固下来,并进一步为未来经济的增长奠定新的制度基础。同样,以社会改革促生庞大的支持政府的中产阶级,才能有政治改革的社会稳定前提。[14]


第二,以“GDP主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理念正在摧毁中国社会秩序的基础,由于社会在面对市场和资本的强势冲击下缺乏保护,由此产生的负面效应正在进一步拉大社会不同区域、不同阶层之间的贫富分化,导致社会道德基础丧失,消费社会难以形成,社会戾气滋长,社会暴力因素增加,财富和知识不断外逃。[15]


第三,保卫社会就是要在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的三角关系中做大做强社会,使之能够平衡另外两者的力量。政府要向社会分权,在建设“大社会”和“强社会”的同时,也建设一个“好社会”。[16]为此,中国必须建设和健全坚实的社会政策来保卫社会。


此外,郑永年教授最近有关社会保护的观点认为,除了优化社会政策外,中国社会改革最应该关注三个群体,即知识分子、年轻人、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中的高知人群,应当立足于当下的中国社会实践,为中国的社会改革提供发展方案;年轻人是任何一个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之所在,没有年轻人的努力奋斗和不断创新,中国的社会改革就不可能有长足的动力;中产阶级是维持一个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结构性因素,中产阶级的规模和状态直接决定了社会的稳定状态。


然而,在当下的中国,这三大群体的现状都令人担忧。因此,在中国的社会改革中,需要解决以下重要问题:如何改变知识分子的现状、匡正定位,形成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和话语?如何为年轻人创造机会,发动年轻人的力量为中国的发展提供动力?如何让中产阶级获得更强的安全感,扩大中产阶级的规模,使得中国社会改革的基础更加稳固?但这些问题并非这三大群体能够自己内部解决的,而需要政府的重视和投入。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的建设已经刻不容缓,中国如果要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必须改革,也必然要通过改革来重建社会。[17]



注释:

[1]郑永年:《国家与发展:探索中国政治经济学模式》,《文化纵横》2019年第1期。[2]同上。

[3]第三部曲的书名暂定为Civilization and Politics: An Inquiry into the Chinese Body Politic (《文明与政治:中国政治体研究》)。

[4]郑永年:《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解释中国而不是改造中国》,原载《南风窗》2011年7月6日,转引自郑永年:《通往大国之路:中国的知识重建和文明复兴》,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185页。

[5]有关“解释中国”的缘起和主要内涵,译者曾经在《技术赋权》中做过说明,此处不再赘述。参见郑永年著、邱道隆译:《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9-12页。

[6]郑永年:《中国未来30年的任务》,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5137?archive。

[7]郑永年:《愚昧的根源》,http://www.ipp.org.cn/index.php/home/blog/single/id/266.html?from=groupmessage。

[8]郑永年:《国家与发展:探索中国政治经济学模式》。

[9]参见Yongnian Zheng, “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Reform, Openness and Social Policy in China,”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9:67 (2010), pp. 799–818; 郑永年:《保卫社会》、《保卫社会(全新修订版)》(郑永年看中国系列丛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2016年;郑永年:《重建中国社会》(郑永年论中国系列丛书)、《中国改革三步走》,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2012年。

[10][法]米歇尔·福柯著、钱翰 译:《必须保卫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

[11]郑永年:《保卫社会》,封页。

[12]郑永年:《保卫社会》(全新修订版),封页。

[13]郑永年:《中国改革三步走》,第7页。

[14]郑永年:《保卫社会》(全新修订版),第34-36页。

[15]郑永年:《重建中国社会》,第7-37页。

[16]郑永年:《保卫社会》(全新修订版),第335页。

[17]郑永年:《多事之春, 中国政策的最高议程应是什么?》,《文化纵横》2019年第6期。



★ 本文系郑永年教授和黄彦杰博士所著的《制内市场:中国国家主导型政治经济学》的译后记。作者:邱道隆。

编辑:IPP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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