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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ipp

杨庭轩 | 疫情中的科学与政治:三种理论视角

12. 20, 2020  |     |  0 comments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全球散播,各国的抗疫成效相距甚远。(图源:网络)



1. 疫情中的“因果关系”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全球散播,一方面各国政府合力抗疫、控制疫情,另一方面各地科学家不遗余力研发疫苗,确定病毒传播机制和成因,然而各国的抗疫成效相距甚远。


郑永年教授提出,政治与科学之间的矛盾是造成抗疫差异的核心问题[1]。在制定抗疫措施时候,政治与科学本应结合一起,由科学指导政治进行有效预防、阻断疫情的传播,再由政治配合科学实现合理范围内最大化的控制政策。纵观疫情的发展历程中,科学和政治之间的矛盾既表现为生命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也表现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


随着互联网推动信息的透明化后,所有纷繁复杂的科学信息和不同层面的政策措施暴露在大众面前,大众很难避免陷入一种“信息陷阱”中,听取科学的建议却又往往难以执行,听取政策的措施却又担心防控的力度不足。心急的民众渴求能直观地得到一种合理的方法,一些考虑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博弈过后的制度措施。


实际上,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等日常生活中的疫情防控措施便是来自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综合后的结果,自然科学指出了一套严谨的防疫方法,社会科学则将前者转化为人性化、常态化的操作方式。


以14天的隔离政策为例,根据疫情初期的医学观察,科学家们判断了新型冠状病毒一般有14天潜伏期,于是建议(政府制定)政策规定疑似接触者都需要接受14天的隔离观察,在隔离过程中进行核酸检测以及感染排查,从而有效发现感染者、杜绝病毒进一步传播。


落实到执行的过程中,不同地区采用的隔离方式不一样,考虑到当地政府的财政能力及管治能力,采取居家隔离或集中隔离,这种执行的差异化不是来自科学的判断,而是政治考量下的判断。这时不同的隔离政策展现出“自然科学—政治(及其他社会科学)—政策措施”的决策链条,笼统地讲,自然科学以“是什么”确定防控疫情手段;社会科学则以“怎么做”提供防疫形式,最终生成政策措施。


然而,由于决策链条不够明晰、不够紧密,很多防疫措施从制定到落地的过程中都会有诸如“这个措施太不‘科学’”、“这个政策不够‘人性化’”等批评声音。明明应是“科学、正确”的防疫方法,却换来“不科学、不正确”的执行结果(或批评声音)。


为了理清决策链条的内在逻辑,我们尝试通过使用社会科学范畴下“因果关系”的概念及围绕着这个概念的三种理论来分析防疫政策中“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政策”决策链条的发生。


为了了解这个病毒为何产生,如何处理,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各自通过多样的手段努力探寻。自然科学家从现实世界中构建现象,通过观察世界将其概括为理论。科学对病毒的发现不仅仅是旁观者的视角,而是“依赖于主动和有目的的选择过程”[2]。


对于社会科学家来说,社会科学的目的被认为是研究社会和社会中的个人之间的关系。无论观察到什么样的现实,世界上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社会科学家都需要描述这些现实的本质,并反映它们之间存在的关系。在众多关系中,“因果关系”则是最为核心的一个。


从语义上理解“因果关系”,是指在观察一系列大范围事件时,不可避免地会发现一些事件可能跟随着其他事件后而发生,或一些事件可能与其他事件一起连带发生。“因果关系”正是被用来描述一个事件(“原因”)和另一个事件(“结果”)之间的类似关系,其中另一个事件被理解为一个事件的事理后果。于是当我们追溯某一事件的原因时,“因果关系”让我们能够知道这是另一事件造成的。


因果关系的存在为科学家观察和解释其研究提供了可重复验证的理解,因果关系是一种严格、一致的关系,要求具有较强的规律性和明确特定的条件。社会科学家试图找出社会世界中的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能够提高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并指导更好的研究产生。


接下来,为了阐述社会科学家研究因果关系的过程,我们将简单回顾实证主义、现实主义和复杂性理论这三个理论,及其中的“因果”概念,并结合这些理论讨论防疫政策的决策过程,试图描述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如何通过不同理论的因果关系来思考政策制定的决策链条。



2. 三种理论立场



在了解各个理论之前,先要建立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概念,这是一个哲学视角下的更广泛、更深层的框架。研究范式的假设有两个基本特征:“本体论”和“认识论”,本体论假设考虑关于现实本质的问题,认识论假设关于我们如何获得这一现实的知识。


社会学家Norman Blaikie认为对于社会科学家而言,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存在为探寻“思想、社会经验和社会现实之间可能存在某种联系”提供了基本方法论[3]。在这个框架之下,各种研究范式建立了不同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结合,呈现出不同的观念、社会经验和社会现实之间的联系。而当社会研究开始兴起时候,首先会提起“实证主义”。


在19世纪,相较于神学等其他学科,自然科学如雨后春笋般探寻着自然世界中的基本规律。最经典的科学视角便是实证主义(Positivism),它支撑了科学家如何观察和探索世界。实证主义者假设的本体论是,我们所研究的现实是离散的、独立于我们之外的,我们可以与现实直接接触,而其认识论的核心原则是,知识是通过人类的认识而产生的。


在科学理论的解释中,科学家声称所知道的世界上的所有概念都是真实的,并且这种真实来自它们均能够接受反复的检验和验证。实证主义者相信,所有的科学,包括社会科学,都致力于“追求解释”,通过创造一般性法则或普遍性法则,将现实分析概括成普遍的观念[4]。在实证主义的视角下,因果关系一方面是相对的,它以承接或相似的方式表达因果之间的过程;另一方面是一致的,这意味着在同样的情况下它们的结果总是相同的。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社会事实都可以通过一个或若干个普遍性法则来概括,英国哲学家Roy Bhaskar为此提供了一个替代方案,他认为社会现实中的因果的规律有需要区别于自然现实。他提出的批判现实主义(Critical Realism)认为需要一套可自发性描述因果关系的机制或框架,而不是一连串观察事件之间关联的规律。现实主义的本体论也认为社会事实存在于认识之外,其相应的认识论主张对社会的了解也独立于社会事实之外的任何认识中。


现实主义者根据事物的性质及其相互作用来分析因果关系。Bhaskar把社会现实从我们对社会的连续认识和体验中分为三个层次:以观察作为依据的层次(由个人经验组成)、以已发生的事实作为依据的层次(由社会事件组成),以及导致事件发生的层次(由产生事件的机制或框架组成)。


这些领域并不如实证主义者强调的现实与认识连成一体,而是各自分散的,若需要从经验推及事实,再从事实推及触发的机制是有条件的。实证主义者假定我们在一个系统中观察到的因果关系是与外部影响隔离的,而现实主义对因果关系的分析则解释“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和开放的系统中,自身就在这样的系统中受到各种因果趋势之间的相互作用”[5]。


Bhaskar为观察社会现实内部的因果关系提供了一种理论范式,而复杂性理论(Complexity Theory)则认为这种本体论需要在现实的社会研究和理论扎根化过程中发展[6]。复杂性理论和批判现实主义理论的结合可以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基础来掌握社会系统的动态过程,并且为社会科学家提供一种看待社会的新方式。复杂性理论是对经典和传统科学模型的重构,也是“理解和生成因果关系理论的本体论框架”[7]。


当我们使用“复杂性”这个术语时,我们认识到它与“复杂系统”或仅仅“系统”一词具有相同的语义属性。一个系统被描述为一个集合,由独立但相互关联的元素组成,其实体的力量大于各个元素的总和。这种“复杂”的描述反映了其特征的多样性。


为了全面地阐述这个复杂的系统,我们以热带雨林为例。热带雨林包含数百万种不同的物种,一棵树可以容纳上千种不同的昆虫。这些物种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是食物链的简化结构,但却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网络。虽然雨林随时随地都面临着持续而迅速的环境变化,但它仍然保持着开放和自我组织的状态,以保护其稳定性和多样性。


我们仍以热带雨林作为例子,理解复杂系统机制中的特征。首先,一个复杂系统不是混沌和非线性的,它有能力维持系统中决定性因素的连续微小变化,保证系统的等效性,但当复杂系统产生根本性变化的时候,系统则会改变自身的形态而不是维持等效不变。


其次,由于系统中的元素都具有嵌套和重叠的特征,每个元素间的边界都是模糊的、可塑的。这种嵌套的结构有助于形成一个非层级化的根本功能,即一个系统将受到每个元素层次的潜在影响。因此,一个复杂的系统将表现出高度的自治性,这意味着外部和内部因素都同时可以显著地发挥作用。


基于此,在复杂系统中,因果关系不仅仅是一个系统各个事件之间的联系,而是每个系统之间的交织网络。也就是说,按照因果作用的逻辑,通常地,上一个事件所造成的影响将会是形成下一个事件的原因。


即便在同样的情况下,由于系统内部发生了一些未知或未确认的事件,类似的情况也可能导致各种不同的结果。在复杂系统中,一个习以为常的结果已经变成了“多个相互作用的原因”(造成的),甚至是“多个相互作用的因果合集”(的情况)。因此,因果关系被重新塑造成一种由复杂性引导的偶然性。

 

3. 实证主义与防疫政策



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几乎摧毁了世界各地的社会稳定和经济,深刻改变了大众的生活和工作的方式。虽然有很多防疫手段都被认为是暂时的措施,但短暂的停摆也令大众生活和社会结构重新“洗牌”,大众期待政策能够抓住机会来重新思考目前的社会现状,希望待到疫情结束的时候,就可以重建得更好。


尽管医学及其他相关的科学一直都是应对疫情本身的前沿和中心,但社会科学家则可以在社会从疫情中恢复过来的过程中发挥强大的作用。科学已经成为各项政策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核心武器,要确保这些政策的成功实施和保证社会朝向复苏稳定的方向发展是社会科学的作用。


当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同时思考防疫政策时,自然科学家一般关注造成疫情出现的“成因”的一面,而社会科学家除了了解“成因”的问题,更要继续关注大众与其社会相互作用的“结果”的情况。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可以理解不同防疫政策制定过程中,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所发挥的作用不同,导致的最终效果也有所不同。


从疫情爆发至今,大众对“科学”的需求变得前所未有的迫切,科学家们亦马不停蹄地发表与新冠疫情相关的探究成果,研究数量呈井喷式的暴增,根据《经济学人》的统计数据,二月到五月初全球疫情升温的三个月,相关的研究论文超过了七千份。在实证主义的框架中,科学就是一种通过控制实验来找到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因子之间的确定性关系,并将该关系上升为理论的方法[8]。


科学家通常通过实验来提供关于疫情的情况,确定什么是已知的,什么是不确定的。虽然科学自身产生的知识可以是公正的、价值中立的,然而对于疫情,实证主义指导的科学建议却并不让人容易接受。


例如,上月丹麦科学家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口罩对新冠病毒传播并没有防护作用[9],若政策不考虑现实情况,直接跟随此实证主义的科学结论,建议民众无需戴口罩,民众很可能会拒绝甚至质疑政策的可行性。


事实上,科学家在实证主义框架下能做到的因果推论是有限的,它只有实验意义上的统一,放到社会当中仍有商榷之处。如同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的新冠防疫指南指出的,虽然没有任何可靠的科学证据证明戴口罩是有效的,但它依然采纳了全民戴口罩的政策建议。所以在利用实证主义的科学来直接指导政策措施的时候应该要谨慎,哪怕实证主义的科学提供强有效的因果论证。

 

4. 现实主义与防疫政策



实证主义可以让科学家逐步揭露疫情的真相,让疫情防控从被动行动到主动出击,那么现实主义者则更“接地气”地把疫情当是一个社会问题,因为疫情爆发伊始,新冠病毒“人传人”的传播途径就决定着疫情将会大幅度改变社会互动方式。


有学者指出,目前常见的防疫措施可归纳为“人群摆放”的策略,也就是如何安置以及部署人群,以达成最大的防疫效益[10]。在目前还没有确切治疗手段和疫苗的确定生产时程前,医疗手段对抗击疫情相对没有那么重要,对于社会来说,如何摆放人群便成为达成抗疫目标的政策首要方向。这些摆放人群的举措,包括隔离已经感染或者可能感染的族群、提倡社交距离加大、禁止大型群聚活动等。


如果政策要依循实证主义的方式,等待科学交出防疫的解方,那可能会“吃力不讨好”,而现实主义的方案能实时地对当下的疫情做出反应,倡导社会科学家遵循科学揭示真相,并结合现状考虑抗疫的措施。利用现实主义的社会科学家们不仅观察日常生活中人们面对疫情的变化,更着重理解抗议隔离措施的社会运动。


面对不同地区、不同社群、不同严重程度的疫情,社会科学家们的观察需要有倾向地指向不同社会阶层。新加坡年中的防疫破口,就在于拥挤的移工居住环境,导致了群聚扩散的问题;印度也因为贫民窟不良的卫生条件与居住环境,出现防疫的问题;更不必说美国因为落后且零碎的健保体系,让近贫阶层蒙受了重大的健康与经济所得损失,形成公共卫生的重大缺口。


针对“控制和摆放人群”的隔离政策,研究[11]指出政策得以顺利实施、疫情有效控制的成因是大众对政府、对社会的信任,这种社会信任的前提是社会团结,而社会团结的基础则是在于绵密的社会安全网[12]。


隔离政策尽管被科学家再三强调其重要性,但伴随着大众越来越认识到疫情的复杂性,越来越认识到社会和疫情之间的“无缝关系”,大众的情绪和行动将连同疫情迅速演变,若没有强有力的社会团结方式(如有效的社会组织、强大的医疗系统或高度的卫生意识),面对疫情反复和人群流动的快速演变,科学家们也不足以让疫情稳定下来。


于是,“现实主义”所洞察的疫情中的“因果关系”在本质上比“实证主义”更为合理和可执行。然而,社会科学家们越将疫情问题看待为社会问题,他们越发现疫情的复杂性勾连着社会的复杂性,要理解社会和疫情之间的联系需要进一步引入一个新的模型或系统来解释其复杂性。

 

5. 复杂性理论与防疫政策



在疫情席卷全球的情况下,疫情的复杂性表现为发生在社会系统中的问题呈高度的非线性。所谓非线性,即一个简单的防疫措施并不能保证其预期的结果是一致的,不论这个结果是有利还是不利的。我们以为防疫政策已经将人和病毒的流动隔开,通过隔离等手段保持二者不会再有机会接触,但人在社会系统中的流动的复杂性并不能避免人不会从冷冻品上感染到病毒,下半年各地因冷冻食物供应链造成的疫情反弹,便说明置身于复杂系统的防疫政策难以保持一致性的效果。


可见,我们对系统复杂性的有限理解会直接加剧了事件的不确定性和严重性。在复杂性系统的理论中,社会科学家通常使用“邪恶问题”(wicked problem)的概念来解读疫情反复的复杂性。邪恶的问题是指一种非常难以解决甚至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其特征包括系统中流动的信息不对称、内部的矛盾随处可见和外部的需求不断变化,最终引致问题的本质难以识别。


当观察一个复杂系统时,系统中“邪恶问题”的内部结构存在着许多相互依赖性和多重因果性的影响因素。社会科学家可以利用这些影响因素来解读疫情之所以仍旧反复的原因:


第一,防疫政策的时效性,提供解决问题的时间几乎已经“耗尽”,如同气候变暖一般事态紧急、刻不容缓,政策的时效性有可能直接影响防疫的效果。有学者批评,世界卫生组织早期严重低估疫情的传播力与严重性并且无法严格检验各个报告等,造成了对疫情的延迟反应,加剧了疫情全球扩散[13]。因此,即使疫苗研发成功可能预示着疫情在可预见的未来结束,但政策仍要考虑自身的有效期,毕竟系统的复杂性是不能消灭所有潜在的传播因素的。


第二,防疫政策的内部性,也就是说那些解决问题的政策主体也在加剧疫情的严重性。政府作为政策主体在面对疫情展现出快速高效治理措施的同时也容易顾此失彼,高效治理体系凸显了行政化的优势,也暴露了其功能割裂、信息不畅等固有弊端。


如杨东平院长提及,“大国疫情的防治,是高度综合复杂的问题:既包括防疫、隔离、救治、疫苗研发等医疗和公共卫生事务,需要整体性、专业性的社会动员和管控;也需要对经济活动、劳动就业、学校教育、居民日常生活、弱势群体救助等作出安排;需要有效的社会参与、基层的社区服务,需要充分的信息流通、报警、表达和宣泄的机制,也需要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国际合作和建设性的大国外交。”[14]


第三,政策需要沿着过去的脉络去探索解决的方案,但过程十分困难。按照复杂系统的特征,虽然疫情发展的过程是非线性的,但非线性的系统有着多重平衡的状态,这种多重平衡态的一个标志就是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意思是系统向一个方向移动会比另一个方向更容易,反之如果要将系统从路径脱离去改变就会十分困难[15]。


目前,政策正在顺着过往的社会互动方式来进行防疫措施,高密度的聚集、见面握手问好、跨地区或跨国旅行都是过去常见的社会互动方式,现在则被统统禁止了,换来的是疏远的社交距离、低密度的聚集、有限度的地区流动等新的方式。


路径依赖的特性则提醒政策制定者,要消除这种过去根深蒂固的习惯所要投入的精力,会远远超过维持现有的习惯所要投入的。由于这些特点,解决疫情问题的新思路改变了防疫政策制定的经验方法。因此,只有通过有意识的努力,利用这些洞察力深入疫情原因,我们才有可能掌握背后的复杂逻辑,以控制和解决“邪恶”的疫情问题。 



6. 小结



本文以实证主义、现实主义和复杂性理论为指导,在这些理论立场上探讨其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观点,并且介绍了实证主义者、现实主义者和复杂性理论者是如何根据其理论来思考和制定防疫政策的。


他们都强调了面对疫情,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需要紧密而互补的合作。如果自然科学的目标是解释病毒的成因和预测疫情的动态,确定有效的抗疫手段,那么社会科学家则试图结合社会现状进行在地化的实践工作,他们必须首先确定造成疫情的“因果关系”。


实证主义者通过实验等有条件的观察解读疫情的科学成因;现实主义者从社会层面解读疫情发生在不同社会结构的情况,并制定因地制宜的防疫政策;复杂性理论者则为了应对日渐复杂化的疫情和社会,通过分析社会现实和疫情的内外交互作用,利用系统理论的复杂特性,“顺藤摸瓜”地寻找应对策略。


参考文献:


★ 本文系IPP独家稿件。

作者:杨庭轩,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政策分析师。

编辑:IPP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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