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age
作者 ipp

杨庭轩:深港、珠澳旅游流动调查及启示

01. 04, 2021  |     |  0 comments


紧密而优质的旅游流动能够丰富要素流通如人口的自由流动、信息的自由流动,还能促进地方社会和谐共融。



要素流动顺畅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一个重要的发展目标。粤港澳大湾区(下简称“大湾区”)需要在社会制度有别、法律体系不相同、流通需要管制的背景中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等关键要素的自由流动,既需要突破制度性的障碍,建立良好的要素流通环境,更需要加强社会融合,提高要素流动的积极性。


本文会将视角集中在各项要素流动中一种常见、简单的流动:旅游流动。不少研究验证了旅游发展与要素流动、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1] [2],而人们的旅游流动情况将成为大湾区各城市间要素流通的良好预测指标[3]。紧密而优质的旅游流动能够丰富要素流通如人口的自由流动、信息的自由流动,还能促进地方社会和谐共融。


旅游带来的集群优势能激发要素流通的驱动活力,带来“滚雪球”的蝴蝶效应,最终促进推动大湾区协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人才的自由流动[4]。


目前新冠病毒的防疫政策令粤港澳三地居民通关受阻,珠海—澳门和深圳—香港两地的旅游流动情况受通关的限制,旅游流动及其他要素的流动在今年内受到很大的影响。一方面,香港第四波疫情来势汹汹,本地感染个案并没有减少的迹象,深港关口乃至其他粤港关口仍没有恢复正常的自由行通关的情况。


另一方面,虽然自2020年9月起澳门已重新开放办理赴澳门的旅游签注,令澳门出入境旅客数量有所增加。但数据显示,2020年10月入境旅客按月增加29.6%至58万人次,较去年仍减少了81.9%;另外,流入澳门的人口组成上,来自大湾区的旅客共28万人次,来自珠海市有13万人次(占48.2%)[5]。可见,受到疫情影响之下珠海居民的旅游意愿仍未恢复至往年的水平。


面对粤港澳三地的旅游流动不明朗的前景,要重新恢复大湾区居民的旅游热情,避免疫情的担忧和顾虑打击了旅游流动的积极性,成为目前新一轮防疫控疫阶段下促进旅游流动的重要课题。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于2019年12月—2020年1月和2020年6—7月,对居住一年以上的深圳居民和珠海居民进行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发展调查,以深圳、珠海居民对深港、珠澳合作发展的态度和意见为基础,展开粤港澳大湾区旅游流动的影响要素的调查,并从本次调查中深圳居民和珠海居民的旅游意愿出发,分析两地居民主观流动的差异,发掘影响旅游意愿的因素。



调查样本情况



本次调查采用了国际通用的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方法(CATI)进行随机数据采集,取得来自深圳居民1016份的有效问卷、珠海居民1027份的有效问卷,并全程进行监控,确保数据真实、有效。根据调查数据的样本人口特征表,我们发现两个城市的样本人口特征类似,受访群体的性别比例均以男性为主,分别高于各自的性别比(2018年珠海性别比0.99,2018年深圳性别比1.01[6]),这可能归因于电话访问群体存在一定的性别偏好,男性更容易接受访问。


从年龄分布来看,青年、中年群体居多,深圳的青年受访者较多,而珠海的老年受访者较多。从受访者的受教育程度来看,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群体所占比最高,均超过67%以上;在受访者的婚姻状态方面,已婚的受访者样本最多,均有59.9%以上;而受访者的户籍情况较为均衡,都有55.5%以上的受访者为本市户口。


表1 调查样本人口特征[7]



调查结果及分析



首先,在一千多名的受访者中,有68.6%的深圳受访者表示去过香港,有83.7%的珠海受访者表示去过澳门,明显珠海来往澳门的受访者是比深圳来往香港的要多。接下来,调查询问了有流动历史的两地居民前往港澳的频次,通过图1比较发现两个城市的受访者在各个频率受访者数量相差不大,具体来看,珠海、深圳居民前往澳门、深圳的频率多数集中在半年一次和两年一次(或更少),受访者对前往港澳的频率呈均等化、层次化的需求,这反映粤港澳三地自由行通关多年,两地居民早已形成前往港澳的频率习惯。


图2显示了两地受访者前往港澳的主要目的包括:从目的类别的角度,两地受访者有一半以上都为了旅游、购物、娱乐等休闲目的前往港澳;其次为工作和探亲;教育、医疗则非常至少,低于1%。从两地受访者的角度,以旅游为目的珠海受访者有78.58%,远高于深圳的62.01%。深圳受访者则在工作、出差、探访亲友以及教育等目的方面略高于珠海受访者,珠海受访者对珠海的流动需求更偏向在休闲方面,而深圳受访者相较之下更偏向经济活动和探亲方面。



图1 珠海、深圳受访者前往澳门、香港的频次



图2 珠海、深圳受访者前往澳门、香港的目的[8]


在比较了受访者对珠海-澳门、深圳-香港的单向旅游流动情况和旅游目的之后,调查也考察了受访者对两地双向流动的态度,即是“珠海/深圳受访者是否愿意前往澳门/香港旅游”和“受访者是否愿意接受澳门居民/香港居民来珠海/深圳旅游”的态度对比。


结果发现珠海居民双向流动的意愿比深圳居民高,高达92%的珠海受访者支持澳门人来珠海,而有84%的深圳居民欢迎香港人来深圳。值得注意的是,将受访者的旅游意愿与其实际的旅游流动进行比较,发现深圳受访者的愿意去旅游的比例(61.5%)是低于其实际流动的情况的(68.6%),说明一部分的受访者即便以香港作为旅游城市乃至去过香港,但仍不会有主动前往香港的意愿。


图3 两地受访者的双向旅游流动意愿情况


图4显示了愿意去港澳旅游的受访者获取各类信息的渠道,两地的受访者主要都通过门户网站(深圳35%、珠海26%,包括今日头条、网易新闻等)、新闻广播(深圳22%、珠海18%,包括电视、电台等)以及社交平台(深圳27%、珠海25%,微信、微博、抖音等)来获取各种与港澳相关的信息。


相较而言,深圳受访者在使用这些媒体渠道的积极性会略高于珠海受访者,而珠海受访者则在传统渠道了解澳门的信息上相对使用得多些,包括与亲朋好友聊天、阅读报刊等。


图5显示当受访者被询问通过以上渠道更关心、更侧重了解哪些问题时,结果发现两地情况差异不大,深圳受访者的关心程度也会略高于珠海受访者,从比例大小看,大家最关心的是政治问题,再次是民生问题,最后是经济问题。



图4 珠海、深圳居民了解澳门、香港信息的信息渠道

图5 珠海、深圳居民对三类问题的关心情况


最后,我们对两地居民的人口特征与其旅游意愿进行了简单的相关性分析,根据表6、表7的结果我们发现,两地受访群体中他们的性别、婚姻状态与其是否愿意前往香港/澳门旅游的卡方检验结果在0.01级别上显著,其他因素的检验结果则无显著性的差异。考虑到本次样本的性别比偏高,故存在一定的性别偏差情况,则不接受性别与受访者旅游意愿的相关性。而已婚人士的旅游意愿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有所差异于非已婚人士,非已婚人士的旅游意愿相对更高。



表2 深圳居民的旅游意愿与人口特征的交叉表



表3 珠海居民的旅游意愿与人口特征的交叉表


综上分析,调查发现:


(1)两地受访者的流动意愿主要以旅游、购物、娱乐等休闲方式为主,深圳受访者的工作探亲的意愿会比珠海的受访者略高一些;对于两地受访者对深港、珠澳两地居民的双向旅游流动的态度而言,珠海居民的支持态度会比深圳居民更高一些,数量比例约高出20%。


从上述两地居民的旅游意愿差异,结合已有文献对两地的目的地形象的研究[9][10],我们可以看出:发展综合性的旅游博彩业是澳门多年致力于宣传的旅游发展方向和策略,珠海居民对澳门“娱乐、休闲”的旅游印象十分深刻;而香港因近年的社会事件极大地影响了游客的旅游感知,有可能增强香港作为目的地的负面情感感知,从而影响了邻近深圳居民访港的积极性。这也是近年来内地访港游客数量呈现下降趋势的原因之一。


(2)本次样本中人口特征除婚姻状态以外的因素差异,对两地居民的旅游意愿没有显著的差异影响。过往有相关回归分析的研究[11]指出,内地居民前往澳门的旅游意愿主要受居民所属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末人口数、居民消费水平、旅行社数量五个因素的影响,而作为内地赴澳门旅游人数最多的城市,珠海居民的旅游意愿在其他如血缘关系、文化相似度等因素的影响下,与本次选取的人口特征因素的相关程度较低。



进一步讨论



提高粤港澳大湾区内部旅游流动的积极性,才能有效带动各项要素自由流动的畅通发展。目前大湾区旅游经济在空间结构上已经形成了广州—佛山、澳门—珠海、香港—深圳的发展路径和集群效应[12],并逐步向其他相邻城市延伸。相较于广佛相对突出的同城化发展,珠澳和深港的两地连结仍有很多方面需要加强,才能发挥大湾区龙头城市的作用,逐渐消除周边边缘城市的孤岛效应,促进大湾区内旅游经济往均衡方向发展。


结合本次的调查,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向思考接下来促进大湾区内部旅游流动的积极性:


(1)强化通关便利程度,提升大湾区内就业生活休闲活动流动的一体化、常态化水平。要将深圳、珠海的受访者前往香港、澳门的旅游意愿转化为旅游流动,就需要把阻碍流动的空间要素减弱,包括提高通关的简易程度,增强两地交通的贯通性,例如在目前已有的E道自助通关的基础之上思考如何减少通关的时长和繁复的手续,提高自助查验通道的使用比例,提升两地口岸E道通关的同步性等。


(2)强化旅游资讯信息流通程度,兼顾旅游休闲信息在网络平台及传统平台的传播。大湾区内有众多旅游资源,建议整合各类旅游资源的信息,通过共同建设“粤港澳一卡通”、“湾区行”之类的“互联网+”旅游平台,以澳门—珠海—中山和香港—深圳—东莞两大路线为蓝图,开展各类特色旅游路线,共同拓展旅游客源市场。而且,在澳门作为大湾区城市旅游合作联盟的基础上,推进线下的湾区旅游资源的信息共享,举办促进文化共融的旅游文化宣传的活动。


(3)设计个性化的流动方式,对不同人口特征的居民进行不同的旅游方案。虽然调查中没有显著地展示人口特征对旅游意愿的影响,但个性化、差异化的旅游方案已成为人们出行偏好的方案。而且,目的地形象的认知是构成旅游意愿的重要因素,因此增强目的地影响,有利于加强大湾区城市的特色旅游要素。


以澳门为例,在旅游目的地形象[13]方面,澳门应该树立除博彩之外的多种形象,如打造“美食之都”的城市旅游品牌,利用已有的“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网站及社交媒体,每月分享澳门特色美食,致力于提高并强化澳门“无限式”旅游目的地的形象,吸引各种消费群体。


参考文献和注释


[1]吴志才,张凌媛,黄诗卉. 粤港澳大湾区旅游经济联系的空间结构及协同合作模式[J]. 地理研究,2020,39(06):1370-1385.


[2]Sanghoon Kang, Gyehee Lee, Jinwon Kim, et al. Identifying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tourist attraction system in South Korea using GIS and network analysis: An application of anchor-point theory. 2018, 9:358-370.

[3]Juan Gabriel Brida, Isabel Cortes-Jimenez, Manuela Pulina. Has the tourism-led growth hypothesis been validated? Aliterature review. 2016, 19(5):394-430.

[4]邓裕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与金融人才蝴蝶效应[J].广东经济,2018(02):56-57.

[5]数据来源: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2020年入境旅客资料。

[6]数据来源:2019年珠海统计年鉴、2019年深圳统计年鉴。

[7]由于存在受访者拒绝回答等情况,样本数据存在缺失值,部分人口特征指标的百分比相加不等于100%。

[8]本题为开放多选题,所有选项百分比相加不等于100%。

[9]郑婉卿,黎熙元. 文化还是博彩:广东居民对澳门旅游资源的认知初析[J]. 当代港澳研究,2015(03):26-46.

[10]孙金艺,孙骏舟,张莉莉. 基于网络文本分析的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研究——以香港为例[J]. 现代营销(下旬刊),2017(10):236-237.

[11]李振环,王亚玲. 中国内地居民赴澳门旅游影响因素的相关回归分析[J]. 旅游研究,2017,9(03):42-50.

[12]郭璇瑄. 粤港澳大湾区旅游经济发展路径[J].税务与经济,2018(02):19-25.

[13]庄伟光,武文霞,邹开敏. 粤港澳大湾区旅游协同高质量发展[J]. 广东经济,2019(04):18-23.




★ 本文系IPP独家稿件。欢迎转载,须注明出处。

★ 作者:杨庭轩,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政策分析师。

编辑:IPP传播



发表评论

您的电子邮件地址将不会被发表。必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