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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郑永年

郑永年:拜登也很难让美国经济再繁荣,但美国仍然是美国

01. 14, 2021  |     |  0 comments


人们对正在形成中的“拜登经济学”产生巨大的疑问:一位弱势总统能够给美国带来经济繁荣吗?(图源:网络)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不管美国政治上发生怎样的危机,优质的资本、技术和高端人才从来就没有离开过美国。不仅如此,世界各国优质的生产要素都一直在流向美国。


新冠疫情仍然肆虐美国,民主党的拜登即将取代仍然拥有丰厚政治遗产和政治影响力的特朗普,成为第46任美国总统。这种状况已经导致人们对正在形成中的“拜登经济学”产生巨大的疑问:一位弱势总统能够给美国带来经济繁荣吗?


特朗普方方面面的“非常态”政策、中美贸易战和新冠疫情等因素早已经对美国人的经济生活带来了极其负面的影响,给一些人造成一种美国已经民不聊生的感觉。人们因此对拜登政府会采取什么样的经济政策显示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拜登还没有正式“登基”,市场上就开始流行新概念“拜登经济学”。的确,尽管还在演变过程之中,所谓的“拜登经济学”已经表现出典型的民主党传统味道。


拜登经济学:民生政策是核心

至少从字面看,民生政策无疑是“拜登经济学”的核心。在这方面,拜登经济学的政策包括:1)照顾孩子、老人和残疾人的人群可享受税收抵免;让美国人享受有质量且能负担的医疗。2)将美国最低工资标准,从7.5美元/小时翻倍至15美元/小时,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促进消费。3)为弱势人群创办的商业提供更多财政支持。4)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清洁能源为中产阶级创造就业岗位。5)重视种族平等问题,保障LGBT人群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堕胎自由。


在财政政策方面,拜登经济学主张组建2000亿美元的清洁能源和基础设施基金,投资3000亿美元用于国内购买和研发以改善美国的清洁能源、公共卫生、电信和基础设施,促进国内生产。计划在未来10年内支出1.7万亿美元联邦资金,并撬动超过5万亿美元的地方及私人资金。这些资金将主要用于电动车充电桩、改造电网等清洁能源建设。


在税收政策方面,拜登经济学主张把个税最高边际税率从37%增至39.6%,同时对中产阶级、工人、下岗员工、老人和残疾人税收减免;并将最高企业税率从21%提高到28%。为此,拜登也计划撤销特朗普对富人阶层和公司设置的减税政策。


在贸易政策方面,拜登曾经表示,在没有以有意义的方式推行贸易协定前,美国不会有新的关税条款;并将美国公司的外国子公司赚取的收入税收从10.5%提高到21%,促使制造业回流美国。


在对华贸易关系上,拜登曾经表示,对中国商品征收高关税,实际上是给美国的消费者和公司加征税;在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方面与中国对抗的最好方法是与盟友和伙伴结成联盟,而不是通过单边关税。


在移民政策上,拜登政府计划给目前在美国但未被授权公民资格的人提供拥有公民身份的路径,创造每年14万的雇佣工作绿卡,并保证政府雇佣美国之外的人。此外,也计划将美国难民的接纳上限提高到每年12.5万。


顺势而为,否定之否定

应当说,拜登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判断是顺“势”而为。而这个“势”大都是特朗普为拜登所创造的。对拜登来说,顺“势”而为更多的是意味着“否定之否定”,就是说,特朗普否定了之前民主党的政策,而现在拜登要重新纠正特朗普的政策。


美国这些年因为民粹主义盛行而面临日益严峻的治理危机,而强劲的民粹主义则源于美国社会越来越不平等的现实。美国已经从二战后的“中产社会”演变成为今天的“富豪社会”,绝少数人拥有了绝大部分财富。今天,美国收入不平等问题处于50多年来最严重的时期。这是特朗普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


要改变这种情况,拜登必须出台有效的政策,在分配政策上向社会弱势群体和底层倾斜的同时,推动对富豪加税。美国的民意调查发现,这一政策设想如果转化成为实际政策会得到老百姓的广泛支持。


拜登在竞选期间提出推倒部分特朗普在2017年签署实行的税务宽减措施,其中包括将企业所得税税率从21%加到28%。一些美国智库估算,这样可以在未来10年为国库筹得超过3万亿美元。这对国库已经干枯而仍然面临新冠肆虐的美国来说无疑是一个大好消息。


在气候变化方面,拜登也有足够的理由重返民主党传统。气候变化被认为是美国近年丛林大火、飓风等自然灾害多发的成因。拜登设想中的清洁能源政策已经被形容为美国选举史上最进取的计划。


拜登也很难让美国再繁荣、社会更平等

但是一个基本的问题是:拜登是否能够把其所设想的“政策包”转化成为实际的政策并加以落实呢?答案几乎是否定的。


在未来四年,拜登首先要面对美国日益分裂的政治。这种分裂不仅表现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互相否决,也表现在民主党内部左派(以桑德斯为代表)和精英派(以拜登为代表)之间。美国舆论已经预判,国家如此分裂的政治足以让拜登那些最具野心的计划胎死腹中。


美国政治吊诡的地方在于:国家已经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政治主体。尽管拜登已经宣布胜利,准备入主白宫,但现任总统特朗普还没有宣布败选。尽管不管特朗普是否愿意,他届时不得不离开白宫,但特朗普主义将会长期存在下去。


就纯粹的政治而言,特朗普这四年是异常成功的。他发动了一场民粹主义革命,并且到处播种了民粹主义的种子。很多特朗普思想的信仰者这些年已经借着特朗普主义进入了美国政坛。一个人们不可忽视的基本事实是:特朗普代表的共和党仍然拥有将近一半的选民。


党争对经济政策的影响早已经显示出来了。拜登尽管在竞选期间表态支持免除学生贷款、提高老年人社会保障金额、给小生意提供资金。他也提出更为激进的建议,包括投资清洁能源、基础建设和公共交通等项目。但共和党人已经准备好坚定不移地来抵抗来自民主党新白宫的任何财政支出草案。拜登任何提高税率的意图都会遇到民主党和商界的猛烈抵抗。对共和党人来说,高税率是损害美国经济之举。


尽管拜登的气候政策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反应,但共和党人已经警告这是一份“埋葬”美国经济的计划,他们会拼命抵制。


在中国问题上,尽管代表精英主义的拜登会显得理性,但拜登在竞选时跟特朗普一样承诺对中国强硬,没多少人预期他会很快撤下特朗普在贸易战中给中国货物施加的额外关税。


更为重要的是民主党本身这些年的演变。传统上,民主党被视为工人利益的代表,但现在没有多少人相信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桑德斯就直言,民主党已经沦落为大型商业利益尤其是科技巨头的代表了。这次选举的分布的确说明了这一趋势。拜登的支持者大多来自东西部沿海各州。人们有足够的理由怀疑拜登真的会对高科技巨头进行有效监管。


美国数家国际科技巨头的经营手法在世界各地广遭诟病,美国本土政治人物不分左右,都在倡议从促进竞争与顾客隐私权等方面对这些科技巨头加强监管。拜登本人也曾公开支持将肢解大型科技企业作为“最后手段”,并曾批评脸书(Facebook)等网络平台在取缔误导信息与恶意内容方面不力。


他也曾说过,同意废除让这些企业对他人在其平台上发表的内容得以免责的美国法律。但在科技巨头们放弃了不可预测的特朗普而转向支持拜登之后,拜登与他那位得到硅谷广泛支持的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在这方面异常地三缄其口,不再宣扬对高科技公司进行监管的政策理念。


如此看来,正如特朗普没有实现其“使得美国更伟大”的使命,拜登也很难实现包含在其政策包中的促成美国经济再繁荣和社会更平等的使命。


美国经济不会因总统更替而发生巨变

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如果人们从美国政治运行来预测美国经济,无论是得出乐观还是悲观的结论,都将被证明是错误的。道理很简单。美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市场主导型经济,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基本面取决于经济要素本身,而政治因素只是辅助性的,政府的政策可以推动或者延缓经济增长,但不占主导地位。


远的不说,自从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美国政治和经济危机从未间断过。今天美国所面临的政治危机远远不及1960—1970年代的危机,当时发生了黑人民权运动、反越战运动,总统也被刺杀。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不管美国政治上发生怎样的危机,优质的资本、技术和高端人才从来就没有离开过美国。不仅如此,世界各国优质的生产要素都一直在流向美国。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这是人们所需要思考的。


近代资本主义崛起之后,西方最重大的一项制度“发明”无疑就是经济与政治的“分离”。就政治与经济而言,资本主义的本质在于资本对于政治的主导,即经济可以影响政治,但政治对经济的影响则极其有限。私有财产制度和法治都是资本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不受政治过程的干预而设定的制度。


在欧洲,强大的社会主义运动促成了资本主义从马克思所说的“原始资本主义”到“福利资本主义”的转型。作为资本主义的大本营,美国不仅逃避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社会主义运动,也逃避了二战之后欧洲式的福利社会。1980年代之后,美国又成为世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大本营。站在美国经济体系背后的是庞大的利益集团,没有政治力量可以撼动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


简单地说,美国仍然是一种“做大饼”而非“分大饼”的经济体系,其政治体系也是亲“做大饼”的。较之“分大饼”的政治力量,“亲做大饼”的政治力量更受美国人欢迎,更具有生命力。1980年代的里根经济学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的崛起,政府从之前的“分大饼”转向“做大饼”,成为资本的“帮助之手”。


特朗普的强势行政方式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美国经济体系的运行,但因为其经济政策总体还是“亲做大饼”的,美国的经济体系依然正常运作。美国现在面临的是普通老百姓的民生问题,并非经济体系的运行问题。


传统上,民主党是倾向于“分大饼”的。奥巴马总统的医保政策即这一政策的典型。但这一政策遇到“做大饼”力量的强力抵制。近年来,以桑德斯为代表的民主党左派主张美国走欧洲版民主社会主义或者社会民主主义。桑德斯主义运动也扩展到美国各地,但桑德斯在民主党初选中被拜登所击败这一事实说明尽管美国实行民主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已经具备条件,但政治条件并不成熟。


这或许是克林顿以来民主党本身转变的重要因素,即民主党从工人阶级的代表逐步转型成为资本的代表。可以说,尽管拜登经济学表面上具有民主党传统色彩,但本质上和共和党的经济政策并没有多少区别。


因此,尽管随着拜登入主白宫,美国经济政策微观层面会发生一些变化,但宏观层面很难引入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变化。美国的经济繁荣仍然依靠经济要素,而就后者而言,美国是具有再次繁荣的条件的。拜登的经济政策从表面来看是“亲分大饼”,其实质上仍然是促进美国经济增长的。即使是那些表面上的“分大饼”政策也会因为共和党人的抵制而寸步难行。


美国仍然是美国,美国经济不会因为总统的更替而发生巨变。


这种情况对中国来说具有深刻的政策含义。在制定对美政策时,中国既要考虑到总统及其团队的特殊性,更要考虑到美国作为一种制度文明和制度文化的普遍性。任何有效的对美政策必须是这两者的有机结合。



 本文作者:郑永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本文首发于腾讯财经频道2020年12月31日。

编辑:IPP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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