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age
作者

改革共识与智库兴起 ——20世纪80年代前期中国智库建设

05. 16, 2016  |     |  0 comments


2013年4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此后,中国迎来了智库建设的热潮。中国智库的这种发展热潮并不是历史上第一次。早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代,旨在服务政府决策的各类研究机构纷纷涌现,一时繁荣。这些政策研究咨询机构(如果我们称其为“智库”的话),是因应改革开放后国家在体制改革和经济改革上的需要而生。其建立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是改革开放后执政党的政治观念和决策体制向着相对开放和多元的方向进行改革,这使得政策研究咨询机构及其研究群体得以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生活和决策过程当中,在一系列重大政治经济改革问题上发挥了重要影响。今日中国的智库体系是建立在1980年代的历史基础上的,对八十年代中国智库建设进程的重新认识或许可以为我们认识当前智库建设热潮提供经验与启示。

本文力图梳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智库兴起演变的历史过程,进而探寻影响智库变化的关键因素,以及智库赖以发挥政策影响作用的机制途径。在进入讨论之前,这里需要先指出两点。第一,对于“智库”的定义和范畴,目前学界尚无统一认识。[①]本文所涉的“智库”一词,是在相对广义上使用的,即从事政策研究和咨询、意图影响政府决策的组织机构。这就意味着本文所说的智库既包含“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等直属于政府的官方政策研究机构,也包含社科院等半官方政策研究机构,以及相对独立的民间政策研究机构。不过,对于“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小组”等组织,虽然它们具有一定的政策研究咨询功能,但其本身往往是政治决策机构的一部分,其成员也大多是政府的直接决策者或执行者,因此我们仍将其视为政府本身,而不是作为政府“外脑”的智库。第二,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智库兴起的第一阶段,以现在的标准来看,这一时期的智库主要是“党政军智库”和社科院,而高校智库的兴起要等到20世纪90年代,[②]民间智库以及大量民间非正式的研究群体当时则处于萌芽阶段,对政府决策的直接影响也不大。因此,本文主要探讨第一类智库。同时,1980年代地方上各类政策研究咨询机构也在快速成长,但鉴于研究精力有限,本文只涉及中央和全国层面的研究机构。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智库建设可以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过程,前期是“从兴起到活跃”,后期是“从活跃到受挫调整”。从1978年至1980年代中期,是智库的兴起时期,这一时期的智库多为政府组建的官方智库,其研究议题主要为农村和城市、工业领域的经济改革问题;从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初是智库从活跃走向受挫的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更多半官方的智库,民间智库也开始出现,政治改革问题成为智库研究的热点。1980年代后期国家政治局势逐渐转入动荡,智库也随之起伏,遭遇波折。其后国家强化了对众多政策研究机构和研究群体的控制。本文集中关注智库在1980年代前半期的兴起过程。

下文将分三部分展开,第一部分介绍1980年代前半期智库兴起和发展的背景和过程,以及这一阶段智库建设的特点及其发挥影响的机制;第二部分介绍1980年代前半期的两组重要智库案例:第一组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前身的几个重要组织——“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这些研究机构基本上由同一组智库领导人创建和带领,其主要影响在经济体制改革领域;第二组为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它们由党内农村系统领导人领衔,主要在改革开放前期的农村经济改革上发挥过重要影响。第三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体系,其政策影响力主要是通过参与前述智库的研究工作来实现。第三部分将作简要的理论总结。

一、改革开放与中国智库的兴起

上世纪改革开放开始后,中国曾快速成长起一批有较强政策影响力的政策研究咨询机构,或者说“智库”。这些智库从体制上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直属于政府的官方智库,例如“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等政策研究咨询机构;第二类是以社科院体系为代表的半官方智库。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1977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从中科院独立出来,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1980年代各地方社会科学院也陆续建立起来,纷纷开展经济社会研究,积极参与决策咨询。第三类以“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简称“农发组”)为代表的在体制上具有高度灵活性的政策研究咨询机构,从组织隶属上看,农发组挂靠在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之下,但其又与中央农村工作领导人建立了直接关系,得以相对独立和直接地参与农村政策的制定过程。这些智库的兴起过程、产生机制和影响政策的途径各有不同,下文还将详细介绍。

中国智库在改革开放后至1980年代前期能够快速兴起,得益于改革开放后的一些特殊历史背景和条件。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执政党在政治理念和决策体制上的改变。智库并不是纯粹的政策研究机构,其本质特点在于力图影响政策。中国一党执政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特点就决定了智库要想发挥政策影响作用,必须有赖于执政党从自身政治理念上承认政策研究的作用,并在决策体制上为智库发挥影响提供空间。改革开放正是在这两点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从而为中国智库的兴起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首先,文革结束,中国开始了思想解放运动,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执政党放弃了原有的“阶级斗争”、“政治挂帅”的思想路线,致力于推动经济建设与体制改革,政治理念上的这种转变使得政策争论和政策研究成为可能。当时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正是这一时期中国政治理念转变的集中体现。这场讨论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思想路线,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而结束了文革时期极左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推动了思想领域的开放。随后,知识界开始了“拨乱反正”。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地位和研究工作得到恢复。[③]不过,这一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并不是对官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全盘否定,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内部一直都存在着更强调“下层基础”决定作用和更强调“上层建筑”革命作用两方面内容。这一时期对“实事求是”、“实践检验”的呼吁仍然是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框架之下展开的,这是当时政策争论和政策研究的政治正确前提。随着对外开放的持续深入,大量非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学说纷纷涌入,它们与官方的意识形态形成了矛盾,持续造成了中国80年代思想领域的动荡,这对后来的智库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其次,文革结束后,党内政治格局和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发生明显变化,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等改革派逐步取得了党的领导权,这为决策咨询制度的建立创造了条件。文革时期的个人专制局面消失了,执政党形成了相对均衡的派系政治格局。[④]改革派官员为推动经济改革,需要引入新的政策知识和干部人才。在此情况下,大量文革中提拔的干部被驱逐出去,文革中遭到打压的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得到平反并回到党政体制内部,上山下乡的知青开始返城。这些人中的精英分子进入政治体制,接近决策高层,构成了中国第一批的智库研究群体。围绕一些重大经济改革的政策研究陆续出现,并得到决策层的重视,促进了决策咨询的发展。

应该指出的是,所谓的“保守派”和“改革派”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政治派别概念。在1980年代前期,面对农村土地改革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上,包括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姚依林等在内的老一代领导人与胡耀邦、赵紫阳等相对年轻的领导人基本上都是支持改革的。这一时期的分歧主要出现在经济改革的步子是大还是小上,例如,1980年代初中央曾出现国民经济“调整”和“改革”孰先孰后的问题。这是1980年代前期与后期的改革局面最为重要的不同之一。智库从其诞生之初就深深介入到中国的政治和政策过程之中,因此决策层在改革开放初期相对统一的改革共识有利于智库的稳定发展。

二、1980年代前期智库建设的案例分析

按照成立时间的先后,我们将依次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各研究中心和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从体制上说,社科院属于半官方的政策研究咨询机构,其政策影响力有很大一部分在于其成员广泛参与国务院各研究中心、农发组等组织而得以实现的。国务院各研究中心则属于国务院下属的官方政策研究咨询机构,由于接近国家决策者而得以发挥重要的政策影响力;而农发组的组织形式相对灵活,从体制上看其属于半官方的智库组织,但从其政策影响渠道上看,由于其能够与中央高层领导人建立直接联系,影响力并不亚于官方智库;而从其组织成员的来源和组织产生的过程上看,农发组实际上是从一个具有民间研究群体色彩的兴趣组织发展而来,后来因缘际会得以成为1980年代前期影响中国农村政策的重要研究组织。下文将逐一对这些在1980年代前期产生重大影响的政策研究咨询机构的兴起过程展开分析。

(一)从人文到社科:中国社科院的成立与发展

社会科学研究院前身为中国科学院的“哲学社会科学部”,1977年5月正式独立出来。由于政治运动升级的关系,文革之前的1960年,哲学社会科学部从科学院独立出来,直接由中宣部领导。文革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工作受到冲击,限于停顿状态。研究人员遭到政治迫害,并被下放农村劳动改造。文革结束后,激进的政治意识形态开始退潮,社会科学研究工作重新得到重视。1977年4月,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向中央递交《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改变名称的请示报告》,之后中共中央批准了该报告,决定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地位与中国科学院等同,属部委一级。学部时期的14个研究所全部划入新成立的社科院。至此,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正式从中国科学院独立出来,并由胡乔木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任院长、党组书记。众多研究人员陆续得到平反回到工作岗位。

社科院独立建院反映了党对于各类“人文社会研究”的角色认识发生了变化。从1950年代开始,中央实施了“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的教育研究发展方针,明确主要发展工业学院,尤其是单科性专门学院。按照苏联的大学模式,对各大学院校展开调整。而人文社会研究由于高度牵涉意识形态问题,其发展长期受到严格限制,文革中更是几于停顿。社科院的成立背后反映的是执政党对于人文社会研究开始重视。[⑤]不过,社科院成立伊始的学科建制主要还以哲学、历史、文学、语言等人文研究为主。随着改革开放的展开,适应国家经济改革的需要,社科院成立了“工业经济研究所”、“农村发展研究所”、“财贸经济研究所”等一批研究机构,这些社会科学类的机构主要从事当代的经济社会改革问题研究,从而成为社科院参与政策咨询的主力(参见图1)。

表1 社科院科系设置变迁[⑥]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1977年之前科系设置

社科院1977至1981年间新增科系

社科院1981年后新增科系

经济研究所、哲学研究所、世界宗教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语言研究所、法学研究所、民族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所和情报资料研究室等14个研究单位。

工业经济研究所、农村发展研究所、财贸经济研究所、新闻研究所(现为新闻与传播研究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人口研究所、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世界政治研究所(后与世界经济研究所合并成立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美国研究所、日本研究所、西欧研究所(现为欧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研究生院和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等16个研究和出版单位。苏联东欧研究所(现为东欧中亚研究所)、西亚非洲研究所和拉丁美洲研究所也在这个时期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

数量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文献信息中心、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政治学研究所、台湾研究所和亚洲太平洋研究所。

社科院当时的人才结构也反映了时代特点。经过文革的十年浩劫,中国的知识界受到沉重打击,造成了知识和人才的断层局面。伴随“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呼声以及高考制度的恢复,一些知识青年返城考取社科院的研究生,从而构成了改革开放后社科院培养的第一批专家人才。这些人才很多都成为1980年代及后来中国政策咨询研究领域的重要人物。这些知青大都对文革之弊有着切身体会,以及农村的实际经验。他们能够重返城市进入研究领域,是改革开放的结果,因此对于推动改革也有很强的积极性,例如,1980年代政策研究的重要人物黄江南、朱嘉明。[⑦]同时,社科院的一些领导人本身就是党内的重要干部,这也有助于社科院发挥一线的决策咨询作用,一方面这些领导人扮演着政策研究输入决策体制的桥梁的角色,另一方面社科院研究人才与他们建立起直接而热络的互动,从而形成了一个服务政府决策的研究群体。例如,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所长为马洪(后任社科院副院长、院长),他同时是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负责人和国务院副秘书长。马洪领导下的工经所曾对1980年代一系列重要经济改革决策提供政策研究咨询,并培养了一大批经济研究人才,这些人后来有些人成为国家领导人(例如朱镕基)。这一时期社科院在国家决策咨询中所发挥的作用,还来自社科院的许多研究人员同时也是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的成员,这种兼职设置便利了社科院的研究人员参与中央和国务院的政策过程(参见下文对国务院各研究中心和农发组的分析)。

(二)“工业党”:国务院各研究中心

1980年至1981年,国务院先后成立了“经济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和“价格研究中心”三个政策研究咨询机构,三者构成了今天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前身。这三个政策研究咨询机构是因应国家推动经济改革而建立的。改革开放后,赵紫阳等改革派领导人上台,希望建立具有改革意识的决策研究咨询机构,培养改革人才,研究改革方案。[⑧]围绕经济建设和改革的重大问题,一些党内重要的经济学家开始参与到决策咨询和政策制定过程中来。例如,1980年4月薛暮桥、马洪、孙冶方、于光远等10位经济学者被聘为国家计委制定“六五”计划的顾问。时的中央政策研究室每两周召开一次会议,向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咨询意见。这种相对分散的和非制度化的决策咨询模式很快就难以适应日益增长的决策咨询需求,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等决策咨询研究机构得以成立。薛暮桥、马洪等具有改革意识的党内经济学家成为这些机构建立的直接推动者和领导者。[⑨]

1980年7月,出于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薛暮桥报请国务院组建一个“由经济专家和学者参加的非行政性经济决策咨询研究机构”,[⑩]得到国务院批准组建经济研究中心。同年8月经济研究中心召开第一次常务干事会议,确定经济研究中心是国务院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领导下的一个研究咨询机构,属于“有关经济研究单位资源联合的组织”。[11]研究中心由薛暮桥任总干事,常务干事共11人,负责全面领导工作,下设2名学术秘书,负责日常工作。由中国社科院、各部委研究所、国家统计局等单位各派一名科研负责人,作为经济研究中心常设成员。由于“非行政性”的设计,经济研究中心建立初期的组织化程度并不高,更多是作为一个研究协调机构而发挥作用的。薛暮桥除了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以外,还同时兼任国家计委顾问和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顾问。薛暮桥曾指出,此时的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与体制改革办公室实际上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12]鉴于当时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是一个重要的决策性机构,这种设置便利了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的决策咨询功能的发挥。

这里我们看出,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在当时之所以能够发挥重要决策咨询作用,还来自国家领导人的直接重视。这种重视的建立,则源于薛暮桥、马洪等党内经济学家在改革意识与赵紫阳等领导人的一致。时任国家总理赵紫阳也非常重视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的决策咨询工作。当时国务院的重要会议,总干事薛暮桥都被指定去参加。许多重大经济决策问题在国务院正式讨论之前,赵紫阳往往会先指定经济研究中心加以研究、提出建议。国务院一些部委的一、二把手也会经常参加经济研究中心的讨论。例如,1980年国家经济调整工作遭遇困难,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当年11月薛暮桥给赵紫阳写信提出经济调整工作的建议,得到了采纳。赵紫阳要求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克服经济调整所遇到的困难的方案。后来薛暮桥组织相关经济学家连续开展近20次讨论会,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国务院提交了报告。这些建议后来反映在1981年12月赵紫阳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13]

其他两个研究中心建立的过程和组织模式,与经济研究中心大致相同。1981年5月,国务院同意成立技术经济研究中心,马洪任总负责人。同年7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以薛暮桥、马洪为首的国务院各研究中心,主要围绕城市和工业经济改革问题展开政策研究与咨询,由于这些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往往同时兼任其他机构的工作,他们所领导下的研究队伍其实构成了一个有着共同社会网络的研究群体,而各机构之间的联系和相互影响也由此更为紧密。这一研究群体在中国的城市和工业经济改革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有人甚至称其为“工业党”。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下文我们将要介绍的以“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为代表的“农业党”。

(三)“农业党”: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

如果说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等机构主要是围绕城市和工业领域的经济改革开展政策研究咨询工作的话,那么在农村改革领域,当时的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领导的若干农村问题研究机构则扮演了关键角色。这一时期在农村改革领域发挥重要影响的研究机构主要有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以及“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以下简称“农发组”),前两个属于直属党政机构的行政性研究机构,它们的情况与前面的国务院各研究中心更为类似,这里不过多介绍;第三个则更为特殊,实际上是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等官方研究机构的外围研究组织,具有较强的非正式组织色彩。农发组最早源于民间的农村问题研究群体,后来在党内相关领导人的支持下组织起来,形成的具有半官方色彩的研究组织。研究人员的来自民间和组织形式上的这种灵活性使得农发组的研究相对于直属于政府的研究机构更具有独立性,同时由于党内领导人的直接支持,农发组得以发挥其政策影响力。这些实际上也反映出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决策理念和决策体制更加开放的变化,以及推动改革的领导人对于具有改革意识的研究人才的扶持和培养。

农发组的主要创建者是陈一谘,他早年是党内的青年干部,文革中遭到迫害,下放河南农村改造,期间对农村问题有了认识。文革时期曾与胡耀邦建立联系,也因此在文革结束后被胡耀邦调回北京,在社科院工作。1980年4月陈一谘前往安徽调研农村包产到户问题,三个月后带回了农村“包产到户效益最好”的调研报告,经邓力群转给中央,得到认可。其后,陈一谘与一批关注农村问题的研究者,在邓力群、杜润生等人的帮助下,于1981年2月正式成立“中国农村问题发展研究组”。[14]农发组在组织上挂靠于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之下,经费实际上来源于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家农委。其组成人员有许多是有着农村经验的返城知青,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农科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京经济学院、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学院、人民日报等单位。此后的几年里,农发组就农村改革问题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其研究报告多次送达决策层,对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产生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例如,农发组的第一份研究报告送到决策层后就得到了明确的批示:“这个报告把农村‘包产到户’以后的情况讲得一清二楚。建议各省委书记、省长一阅”。此后,农发组持续参与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央一号文件等重大决策的咨询工作。[15]

农发组之所以能够发挥比较大的政策影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通过与改革派领导人建立联系,获得了直接影响政策的有效渠道,这种联系起初是通过个人关系建立的。前文提到文革中陈一谘已与胡耀邦建立联系;同时,农发组成员之一是时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邓力群的儿子邓英淘,农发组因此得以同邓力群建立联系。此后,邓力群派书记处研究室的专人负责联络农发组,并允许该组以书记处研究室名义到全国各地调查。通过农发组成员翁永曦、白若冰与时任国家农委的副主任杜润生的个人关系,农发组得以与杜润生所代表的中央农村工作领导机构建立联系。杜润生去各地调研常常带上发展组的成员,并介绍发展组成员参与国家其他重要的农村调研工作。[16]正是通过这些个人联系农发组建立了通达高层、影响政策的渠道。

由于主要的研究人员各自有了新的工作,1985年农发组解散。陈一谘等一批研究人员参与组建了隶属于国家体委委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以下简称“体改所”),陈一谘任所长;其他一部分研究人员去了新成立的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这些政策研究者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参与1980年代中国的改革和政策过程。

三、总结:1980年代上半期智库发展的特点与原因

回顾1980年代前半期,我们可以看到旨在推动改革的各类智库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取得了长足发展。这一时期在中央和全国层面发挥了重要影响的智库主要有三类机构:社科院、国务院各研究中心和农村发展研究组。它们的主要研究方向都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这些机构背后实际上是两个研究群体,前者是薛暮桥、马洪等领导的以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国务院各研究中心为主的工业和城市经济研究群体,他们得到了赵紫阳等改革派领导人的支持;后者是以陈一谘等人为代表的农村经济改革研究群体,他们在邓力群、杜润生等人的支持下影响了高层决策。社科院的政策影响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这两个研究群体以及国务院各研究中心、农发组的形式实现的。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成立之初是“非行政性的研究协调机构”,农发组则来自民间研究群体,并以相对松散灵活的方式开展研究,[17]这背后既有这些组织的创建者从一开始企图避免科层化的行政组织形式以保障研究的独立性和创造性,而这种组织形式能为当时的决策者所接受,也来自改革初期党的决策理念和体制的相对开放。

在理念上,改革开放之初,中共鉴于文革之弊,倡导思想解放和实事求是,在决策过程中重实际、重调查、重专业知识,政策研究咨询因而有了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在体制上,胡耀邦、赵紫阳等新一代改革派官员进入决策层,他们有意识地在扶持和培养具有改革意识的青年干部和研究者,这是当时智库研究群体得以发挥政策影响力的关键。这一时期党的决策理念和体制除了具有开放性,另一个特点是在经济改革问题上主要的领导人基本上还是有共识的。尽管围绕改革问题,当时的执政党高层并不总是一致,但由于尚处于改革初期诸多矛盾还没有凸现出来以及改革主要以经济问题为主,这一时期的决策层可以说处于“大共识、小分歧”的阶段。例如,即使像邓力群这样的后来成为较为保守的领导干部,在改革开放初期也是认同经济改革的大体方向并积极扶持农发组这样的研究组织。总之,相对开放的决策理念和决策体制,以及基本的改革共识使得这些旨在推动改革的政策研究咨询机构得以发展壮大,并发挥政策影响力。这些是1980年代前期智库得以兴起的原因。

“改革”即是在承认原有政治体制框架下展开的,因而保守势力与改革势力的博弈始终贯穿改革进程始终。在政治理念上,这一时期的智库政策研究是在执政党重新强调“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实践论”思想路线下展开的,官方意识形态中的“政治正确”问题要求始终约束着智库的研究。从政策研究者群体上看,这一时期的“政策专家”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职业官僚,而主要是倾向改革的党内干部,这些研究人员的命运也因此与政治改革的进程紧密相关。前文已经提及,这些政策研究机构的政策影响力往往是建立在他们与特定改革派领导人的个人联系上的,这也使得他们极容易被贴上(或者说,他们其实就是)某些领导人的个人“智囊”,而不是制度化意义上的智库。由此,上述研究群体在发挥政策影响力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被“政治化”了。当“保守”与“改革”之争在1989年以极端形式爆发之后,智库也无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研究群体分裂了,政府重新强化了对智库的控制,中国智库在调整之后进入了另一个发展阶段。

* 德新健,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刘骥,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

[①] 关于智库定义的困难和问题,参见朱旭峰,《中国思想库》,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第16~21页。

[②] 参见上海社科院智库研究中心,《2013年中国智库报告》,第12~16页。

[③] 参见邓小平在1979年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

[④] 关于中共高层派系政治问题,可以参见Andrew Nathan, “A Factionalism Model for CCP Politics”, The China Quarterly, no.53 (1973), pp.33-66; Tang Tsou, “Prolegomenon to the Study of Informal Groups in CCP Politics”, The China Quarterly, no.65 (1976), pp.98-114; “Andrew Nathan Replies”, The China Quarterly, no.65, pp.114-17.

[⑤] 参见程中原,《胡乔木与中国社科院的创建》,载《百年潮》,2007年第4期。

[⑥]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站:http://cass.cssn.cn/gaikuang/(2015年11月9日)

[⑦] 参见朱嘉明,《中国改革的歧路》,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3,第37页。

[⑧] 参见朱嘉明,《中国改革的歧路》,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3,第37页。

[⑨] 参见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第360页。

[⑩] 参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大事记(1980~2013)》,中国发展出版社,2015,第2页。

[11] 参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大事记(1980~2013)》,第3页。

[12] 参见《薛暮桥回忆录》,第361页。

[13] 参见《薛暮桥回忆录》,第363~370页。

[14] 参见孙方明,《潮聚潮散:记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香港:大风出版社,2011,第61~97页。

[15] 参见柳红,《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407~426页。

[16] 以上参见孙方明,《潮聚潮散:记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第97~125页。

[17] 参见孙方明,《潮聚潮散:记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第83~84页。

发表评论

您的电子邮件地址将不会被发表。必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