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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郑永年

郑永年:政治经济学建设是诠释中国发展的最好途径

03. 02, 2021  |     |  0 comments


问:您“解释中国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制内市场:中国国家主导型政治经济学》中文版已经在国内出版了,您的写作初衷和“解释中国三部曲”的定位分别是什么?


郑永年:“解释中国三部曲”的创作起因,是源于在英国诺丁汉大学工作学习期间的感受。在那个时候,我发现西方人总是“看不清”中国,当然可能是文化、文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因素。不过,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我们自己没有解释好中国,解释中国不是西方人的责任,而是中国学者的责任。


为什么我们的学者总是解释不好中国?我始终感觉是因为他们没有找到中国的命题,写文章的起点还是西方命题,只是用中国的证据去进行论证。确立中国的社会科学,首先是要找到中国的命题,如果连中国的命题都没找到,只是说用我们的材料去证明西方的命题,那就是本末倒置。中国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宏观上本身就是空白,也缺乏中观理论,80年代后我们就直接开始了微观研究,这就导致很多学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我是学政治的,有责任做这个事。所以,“解释中国三部曲”的第一部就是阐述中国共产党,解释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我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最重要的,如果解释不了共产党,就解释不了中国所有的一切。


我的第二个重点是政治经济学,如果仅仅是讲共产党,还是解释不清中国问题。因为,西方整个社会科学体系的核心就是政治经济学,不解释政治经济学,也很难解释共产党跟政治经济体系之间的关系。共产党在塑造政治经济体系方面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同时,政治经济体系也和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过程形成互动。所以,中国如果要建设社会科学文化,就要把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建立起来,我觉得这是核心。


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要想把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看清楚,不仅要把它放到世界的范围内去看,还要放进中国的历史长河中看。我的这本书就是从汉朝开始写的,我从汉朝就看到了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影子,《管子》和《盐铁论》就是我最喜欢的两部书。


我发现,中国从汉朝到现在都是“三层资本”,即顶端的国有资本、基层以大量中小型企业为主体的民营资本、国有资本和大型民间资本互动的中间层。这个经济制度可以同时最大限度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所以,我认为现代的很多东西都是从那时候起源的。



问:您曾经用“制内市场”的概念来总结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模式,能否请您解释一下什么是“制内市场”?


郑永年制内市场说简单点就是存在于一套制度体系之内的市场,这套制度体系也主导着市场的行为。《管子》这本书,就认为经济管理、经济发展本身就是政府责任的一部分,尤其是儒家文化圈,一直是这样,基本没有变化,即政府发展经济、管理经济,这是政府内在的责任。我觉得中国在这一方面做得比较好。


在计划经济时代,整个西方都在围堵、孤立中国,那时我们改变发展策略,成功应付了一系列的危机。我们要看到,从那以后,中国不仅解决了挨饿的问题,并逐步发展成现在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长三角、珠三角甚至超过了2万美元。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过去的40多年的时间里,有8亿人脱贫,在过去的8年时间里,有近1亿人脱贫,这些都是政府发挥的作用。


问:我们在学政治经济理论的时候经常听到“发展型国家”的概念,这个概念其实也是在强调国家和市场的合作关系。如果把它和“制内市场”的概念做一个比较,您认为两者有什么区别?


郑永年:“发展型国家”的概念主要是由查默斯·约翰逊提出来的,他从政府层面,研究日本以前的通商产业省是如何通过推行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的,但其最后讨论的问题只是政府在资本市场中扮演何种角色。


相比而言,“制内市场”研究领域更广,可以解释更多的现实问题,尤其是在中国的案例上。在中国的“制内市场”,有些领域是国家占主导地位,有些领域是民间资本占主导地位,可以说政府跟民营企业是一个分工合作的关系。所以,用“制内市场”能解释的东西比“发展型国家”多得多。


问:如果说“制内市场”的概念是对过去中国政治经济发展模式的概括,那您认为,如果国际格局发生变化,“制内市场”的发展模式会不会遇到阻碍,该怎样调整?


郑永年:“制定市场”不是我们改革开放以后才有的,其实中国两千多年以来都是这个发展思路。我们每发展到一个阶段,市场和资本都在不断变化,这里面有很多可以改革的空间。


例如国有企业改革,如果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来说,国有企业的改革思路是不一样的。现在,很多人都在提倡学习新加坡“淡马锡模式”,我就提出疑义,新加坡的国土面积很小,它政府的资本就像一个投资公司,哪里赚钱就流向哪里。如果中国也这样做,那就不对了。我们国家掌握着大量资本,如果走新加坡模式的话,就变成儒家所说的与民争利了,可能会扼杀很多中小型民营企业。


所以,国有资本运营逻辑跟民营资本运营逻辑是不一样的,有些领域我觉得还是以国有企业为主,民营企业为辅,有些领域就要以民营企业为主,国有企业为辅,这样可能比较好。


那怎么去实现良性竞争,这个就可以学习“淡马锡模式”。比如,在国有企业主导的领域,可以引入多个国有企业,使国有企业之间形成竞争关系;在民营企业主导的领域,也可以引入多个民营企业相互竞争,这样才能进步。并且,从这个角度来说,国有企业跟民营企业之间是不存在竞争关系的,只有国有企业之间或者民营企业之间,才可以讲竞争对手。


面向未来,我觉得在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以及国家安全等领域,国有企业应当占主导地位,但更多的竞争性领域、民生经济领域应当是民营企业占主导地位,这个非常重要。


问: 您刚才也提到了您的第三本书,能不能再简单预告一下第三本书的内容?


郑永年:第三本书我暂定的书名叫《文明与政治》,副标题是中国的政体研究,研究主题是中国的政治体制。
在这本书里,我把西方称为外部多元主义,不同的政党在外部进行竞争;把中国称为内部多元主义,我们只有一个政治主体,但它是开放的,不同的利益群体都可以参与进来,共同协商,并找到属于自己的空间。


并且,在书里我还讲到了西方的三权分立。其实,中国在历史上也是三权分工合作的。西方是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中国从汉朝建立体制开始,分为决策权、执行权、监察权,这个体制从汉朝到晚清,存在了两千多年。


没有间断过的文明肯定有其存在的理由,所以中国在有些方面借鉴传统,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做法。并且,中国借鉴传统不是简单地回归,而是创造性地回归。有时候我们站在历史的角度去看问题,反而能把今天的一些现象看得更清楚。所以,用一句话总结就是:凡是文明的才是可持续的


本文系“政经纵横”系列访谈栏目对郑永年教授的专访,由上海交通大学政治经济研究院联合新华网思客推出,首发于新华网思客

编辑:IPP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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