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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ipp

Mehri Madarshahi & Hans d’Orville:2020年世界是如何变化的?

03. 19, 2021  |     |  0 comments



2020年,21世纪又一个新十年的开始,世界迎来了新的挑战。


全球化和多边化的世界开始转变,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在世界各国各地抬头。各国对世界主导权的争夺导致大国之间的脱钩,这又造成了意识形态的鸿沟。在这种情况下,真相被另类的叙事所取代,阴谋论成为世界的主宰。病毒不受控制地蔓延,使大国治理能力、国家尊严、金融系统的脆弱性以及全球合作受到严重影响。


2020年也是诞生新的政治和社会术语的一年:疫情大流行、变种、超级传播者、测试、PCR、隔离、zoom、疫苗外交……这些新词汇进入我们日常生活和全球政治生态。



健康危机带来了金融危机



大流行引发了新的紧迫感。人们被迫在家中工作甚至失业。国际劳工组织2020年报告说,大流行期间全球至少有2.25亿个工作岗位消失,是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所损失的工作岗位的四倍。这场大流行进一步造成了国内和国际上的贫富分化,并改变了既定的道德和伦理模式。


许多问题都成为党派分歧,不仅涉及个人防护设备的使用,而且涉及疫苗的开发和分配。根据杜克大学全球健康创新中心2021年1月的数据,在已确认的被购买的72亿支COVID-19疫苗中,有42亿支给予了最富裕的国家。非盟国家只采购了6.7亿剂,非洲大陆的总人口是13亿。高收入国家的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16%,但占有了疫苗的60%。


兰德欧洲(RAND Europe)的研究人员估计,全球疫苗分配的不平等可能导致全球经济一年损失1.2万亿美元。正如《华盛顿邮报》评论员Ishaan Tharoor所言,全球有2.25亿个工作岗位消失了,但世界上最富有的1000人已经挽回了因为大流行导致的损失,相比之下世界上最贫穷的人可能需要十多年的时间才能挽回损失。


COVID-19不仅带来了健康危机,同时也带来了金融危机。“能干”的政府将大量的公共资源用于扶持私营企业,并通过支付休假工资等手段来限制裁员。面对日益严重的流行病,这些政府突然“发现”了大量现金,用于支付铁路国有化、接管航空公司、支持汽车制造商,甚至健身房和理发店。在欧洲,国家级的干预措施获得了7500亿欧元大流行病恢复基金,这是前所未有的。


美国也有一个规模达数万亿的《CARES法案》。但对许多新兴经济体来说,这种选择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为它们无法筹集类似的资源,无法为其国民提供足够的保健服务,也无法减缓经济和财政损失。西班牙前外长安娜·帕拉西奥(Ana Palacio)认为,这一流行病可能引发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根本性重塑,特别是西方国家。


令人悲哀又震惊的是,我们人类的价值观和治理体系是多么脆弱,在短短几个月内,小小的病毒就成功摧毁了我们文明大厦的基础。本文将会对这些问题进行反思。我们还将审视危机如何重塑人类新常态及其即将到来的政治和战略新路径。



可持续发展的视角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为人类面临的挑战提供了一个视角。17项目标中的6项直接适用于环境和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即:应对气候变化、明智地利用海洋资源、管理森林、防治荒漠化、扭转土地退化、发展可持续性城市和提供负担得起的清洁能源。 建设可持续性城市的挑战是巨大的。今天,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口已经居住在城市,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上升。世界上75%的能源消耗量、60%的水资源消耗量和80%的温室气体产生量都来自城市。近年来,迅速的工业化、城市人口的激增和大规模的消费导致自然资源被破坏,并对城市基础设施造成巨大压力。


大流行给我们上了一堂严酷的课程,告诉我们自然界的风险。虽然应对疫情的封锁政策有助于实现二战以来全球排放量的最大降幅,但气候变化继续通过极端天气事件、人口大规模流离失所、生物多样性枯竭和人类生命损失来扰乱我们的社会。现在是世界应该致力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时刻。


2020年,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失不断加深。两年前,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警告说,如果不在未来十年内大幅度、前所未有地削减碳排放,世界就会处于气候灾难的边缘。


然而一项研究发现,即使各国履行《巴黎协定》的现有承诺,世界也只有5%的机会将地球升温幅度限制在“远低于”前工业化水平2摄氏度的水平。全球排放量需要稳步下降(平均每年下降约1.8%)才能使世界走上更可持续的轨道。而这相当于总体减排量比巴黎会议上承诺的减排量高出约80%。


减缓地球变暖是一个令人恐惧的数学问题。过去十年,排放量平均每年上升约1.4%。2019年,世界排放量突破了有史以来的记录,达到59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排放量。科学家说,如果这种趋势有增无减,世界可能在未来十年内开始跨越气候阈值。


全球气候危机的影响给西伯利亚和北极等地区造成了严重破坏,气温上升引发森林火灾,造成农作物减产,甚至导致北极历史上最大的柴油泄漏事件。就目前而言,这些地区的气温上升速度比地球上其他地方更快,发生悲剧的可能性显而易见。


一些清洁能源企业因新型冠状病毒而停产,同时传统的石化能源价格走低,这些因素都阻碍了世界向清洁能源的转变。2020年,彭博社NEF下调了对太阳能、电池和电动车市场的预期。



世界的 “新常态”



在世界范围内,鉴于这种不同寻常的 “新常态”,许多重要的国际运动会和体育赛事也不得不推迟举行,包括2020年东京奥运会也改在2021年7月举行。国家政治活动的开展也受到这一流行病的影响。


2020年,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疫情加速了分歧,加剧了中美战略竞争,改变了中美军事、政治、经济关系的长期趋势。香港、南海、台湾、技术等问题成为两国关系的新热点。这种竞争加速了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的脱钩,加深了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不信任。


尽管中国真诚地努力履行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承诺,包括在未来两年内购买价值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和服务,但中美在疫情问题上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而不是像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那样寻求合作以缓解危机。互相指责的游戏将使双方产生持久的怨恨,可能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影响双边政策。



俄罗斯的影响力在提升



2020年,国家间紧张的外交局势已不仅仅存在于中美之间。对俄罗斯干涉美国选举进程的怀疑、网络安全威胁、俄罗斯对土耳其的导弹军售以及对叙利亚和利比亚战争的军事干涉,共同导致了现在的紧张局面。在这一进程中,《开放天空条约》建立互信和保障安全的作用被进一步削弱。特朗普政府指责俄罗斯,声称俄罗斯禁止美国航班飞越俄罗斯领土的敏感地区。


不过,特朗普总统和普京总统之间的私交,间接帮助俄罗斯实现对战略纵深的追求,建立了应对外部威胁的缓冲区,增强了俄罗斯重建大国地位的愿望。对克里米亚的吞并、乌克兰东部战争、叙利亚军事部署,这些都强化了俄罗斯的大国形象。而作为一个有胆识的领导人,普京的声誉也得到了提升。总的来说,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俄罗斯的海外影响力不断增强,俄罗斯高层一直在使用“混合战争”的思想来驱动俄罗斯的外交政策。


一如既往地,能源被认为是俄罗斯在全球范围内力量和影响力的关键来源。整个2020年,俄罗斯的能源之手延伸到全球,特别是欧洲国家,它们在能源领域越来越依赖俄罗斯。随着俄罗斯希望进一步发掘能源相关产业的潜力,非洲和北极地区也变得重要起来。



棘手的亚洲



2020年,印度正在处理棘手的国内经济问题,包括高失业率、农村农业部门的发展放缓,以及使整个国家社会、政治两极分化加深的综合经济衰退。因此,中印紧张局势可能会严重削弱印度的核心经济和社会体系,但这些冲突却被印度政府用来作为号召,将全国的关注点重新集中到爱国的议题。


印度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针对59款中国的手机应用颁布了禁令。未来几年,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竞争可能会在两国之间持续,这将会提升国家间冲突发生的风险。 关注亚洲,就不能不提到特朗普与金正恩之间的短暂友谊。在韩国的斡旋下,朝美就朝鲜的核武库问题进行了谈判。这些戏剧性的接触持续了几个月,但没有产生任何突破或达成任何协议,还导致华盛顿和首尔之间出现了深深的裂痕。


作为中间人的韩国并不成功,由于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存在和威胁,韩国也遭受了经济上的挫折。这些困难影响了韩国国家竞争力以及经济的增长。


日本拨出22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帮助本国制造商将产能从中国转移出去,新型冠状病毒扰乱了这两个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供应链。为了持续推行其保护主义政策,日本政府未来投资小组从其紧急经济支援计划中进一步拨出了超过2200亿日元的资金,以帮助那些生产日本所急需产品的制造商从中国回流日本,或寻求在东南亚地区实现多样化供应。



欧洲的挑战



2020年,欧洲大陆也同样迎来了不少挑战,如收入增长停滞、经济紧缩、不平等现象加剧、移民问题导致的恐慌、对主权问题的担忧、全球化和技术变革的负面影响,等等。受困于这些问题,民粹运动和反全球化团体不断增加。第一个牺牲品便是英国的脱欧公投。一小部分英国人以微弱的票数优势使得英国脱离欧盟。这种情形让特朗普和普京都很满意,他们认为一个统一的欧洲并不符合他们的战略利益和目的。


因为美国的肆意干涉,东欧和南欧在政治上变得不稳定。特别是巴尔干地区,给俄罗斯提供了机会。通过利用欧洲大国之间日益扩大的政治分歧、执政精英们放任地区性实体组织营造不断紧绷的危险氛围,以及民众对精英们产生的普遍不信任感,俄罗斯得以更多地插手地区事务。


由于担心过于依赖俄罗斯能源市场,欧洲人希望改变能源供应方式。德国总理默克尔遏制了一切将俄罗斯视为对手的倾向,并允许“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继续运行。她还恪守了与中国开展对话的承诺,并认为,如果没有与中国的合作,世界就没有希望解决那些最具挑战性的问题。


2020年12月底,《中欧投资协定》的达成,被视为中国外交和欧洲企业共同获得的一项重大胜利。这一协定又是在德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半年期间内完成的,所以也被认为是德国的一项成就。人们推测《中欧投资协定》很可能会引起欧盟与拜登政府的紧张关系。


为了实现经贸关系的多元化,欧盟近年来与日本、越南和新加坡达成了多项贸易协议。目前欧盟正在与印尼谈判另一项协议。这些发展都将加强跨国界、跨洲的贸易流动和商业互动,并为实现一个更加独立的欧洲创造新的现实环境。


2020年可以说是欧盟和美国合作受挫与破裂的一年。特朗普经常质疑北约的作用及其有效性,并贬低欧洲团结的重要性。他鼓励北约成员的分裂,有时还对欧盟成员实施贸易制裁。通过倡导“购买美国货”,特朗普还催生了保护主义贸易政策,从而助长两大洲之间的差距扩大。产业政策变得更加民粹化,而供应链也变得更加多样,这些转变最终可能是这场大瘟疫所带来的最深刻的政治风险变化。


欧盟与美国之间的另一个争议点是美国突然单方面退出2015年与伊朗达成的核协议框架,以及随后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新经济制裁,这些举措极大地削弱了伊朗实行温和政策的可能性。



中东非洲:通向稳定?



2020年,在北非、中东、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发生的“阿拉伯之春”过去了十年。反抗浪潮已演变成极具破坏性的持续冲突。“伊斯兰国”(IS)也一度将其恐怖统治拓张到整个黎凡特地区的大部分地区与北非的部分地区。伊拉克、埃及和叙利亚曾经是阿拉伯世界的领导核心,但由于经济危机、大流行和战争,这些国家开始依赖阿联酋、卡塔尔和沙特的支持。


在外交政策和安全领域,2020年也是《亚伯拉罕协议》之年。在美国的推动下,阿联酋与以色列签署了和平协议,巴林、苏丹和摩洛哥也紧随其后与以色列签订了协议。这些协议可能被一些人认定为通向中东稳定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加上特朗普家族的事务性以及私人化处理,只有时间能表明这些协议是否会起到其设计师们所声称的作用。



结论



不过2020年结束时,世界出现了一些积极的迹象。美国总统选举迎来了新曙光,美国将回归全球外交和多边主义。拜登政府有望在全球范围内恢复协作关系,气候危机成为主流议题,推动全球绿色增长。


2020年12月,美国批准两种COVID-19疫苗进入临床应用,同时英国、中国、俄罗斯和其他一些国家也在极短的时间内生产出有效疫苗,为通过广泛接种疫苗实现全球群体免疫提供了长久的保障。


2020年,地区内和地区间的贸易、商业联系也得到了加强。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新的贸易集团建立了起来。11月,中国使了一手地缘政治的妙招,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这是一项新的贸易协定,将使中国处于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的中心地位。RCEP把中国的巨大市场与东盟的市场——从印尼、新加坡到越南,都连接起来,包括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美国的重要盟友。


目前,印度暂时没有参与RCEP,但以后可能会加入。随着一个新的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我们是否会看到新的地缘政治格局?在中国周围将出现一个互相依赖的关系网,这势必强化中国在整个印太地区的地位。


还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进行了重新谈判与重组,涉及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方。英国脱欧(Brexit)为欧盟及其与英国的贸易关系创造了一个新的视角。经过几十年的谈判,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AfCFTA)于2021年1月1日正式生效。


很多人回望2020年,会感到震惊,在如此不利的经济条件下,股市的表现居然如此之好。在隔离经济中,一些行业受到了影响,而对于其他一些关键行业来说,结果并不完全是负面的。 技术产业在疫情期间成为赢家,因为在一个所有人都待在家里的世界中,“云技术”和信息联通服务会蓬勃发展。许多经济实体对技术部门的依赖程度逐渐超过了对制造业或零售业等传统部门的依赖。


在COVID-19疫情之后,教育技术创新可能会改变全球的学习习惯。疫情加速了全球教育的数字化进程,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将定义学习方式的未来。自COVID-19疫情开始以来,数百万学生不得不第一次采取在线的形式学习。我们有必要平衡好技术与人情味,以及考虑如何重新审视教师的传统角色。


在持续发展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期间,随着智能技术对工作岗位提出了新的要求,到2030年,将有超过10亿人需要重新进行技能培训,这些人口数量占全球劳动力的近三分之一。 类似的疫情可以作为改革目前一系列体系的催化剂,包括现有的政务管理、科学、经济观、社会和文化舒适区以及消费主义。人类必须努力改革其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现行规范,以创造人类、自然和环境之间的和谐。事实上,我们必须同舟共济,共同为我们子孙后代的未来谋求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正如英国前首相布朗所说:“为了走出这场危机,必须对国际架构进行改革,并使全球合作达到一个全新的水平。”要实现这一目标,一些国家必须发挥领导作用。任何全球秩序都有赖于大国合作。最重要的是,中美两国必须共同发挥作用,在承认彼此深刻分歧的同时,也应该意识到双方拥有许多共同利益。



★ 本文作者:Mehri Madarshahi,UNESCO国际创意与可持续发展中心咨询委员、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兼职教授,曾任联合国秘书处高级经济官员与外事专员;




Hans d’Orville,UNESCO前战略规划助理总干事、UNESCO国际创意与可持续发展中心咨询委员会主席、华南理工大学荣誉教授。



译者:衡一凡、蚁奔

审校&编辑:IPP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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