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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郑永年

郑永年:爱国者治港,实现香港“二次回归”

03. 19, 2021  |     |  0 comments


编者按
过去二十年,亚洲四小龙的发展出现了很大差距。特别是近两年,香港经历了“修例风波”、“疫情打击”,经济现在处于低迷状态。香港国安法推出之后,香港的社会已经趋于稳定,但香港应该怎样重新出发呢?郑永年教授曾提出过香港需要“二次回归”,也提出“谁主香港”的问题。2021年3月9日凤凰网香港號记者陈笺对郑永年教授进行专访,郑教授对相关问题做出了进一步分析。



核心提示:

1. 确切地说,能不能实现"爱国者治港",还是需要有能力的"爱国者”治港,这样比较具体一点。有能力的爱国者要懂香港,要懂内地的政策,要把香港的实际问题放到"一国"的框架内来解决。现在我们就缺少这样的人。

2. 现在香港有两个结构性的问题,一个是经济结构的问题,香港的金融业很多大程度上跟香港的市民无关;第二就是它的房地产,这对香港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就业机会的问题。然而这些问题,如果能放到整个大湾区里面来解决,并不难。

3. 怎样培养爱国者?就是要解决香港人的民生问题。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有恒产者有恒心",没有恒产,哪有恒心?爱国者要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要更多的人来爱国,那么就要解决他们的问题。

4. 香港与大湾区的融合并没有做好,主要是人心的问题、交流的问题。在“后真相时代”,香港与内地隔阂很深。我希望在大湾区工作的香港人多讲一点故事,少讲一点意识形态;少说一点口号,多讲是怎样在这边创业成功的。

5. 香港社会的分裂是因为没有共识,如果大家放弃某种政治偏见,在“一国”的法律构架下,实事求是地看香港面临的具体问题,我想大家取得共识要容易得多。




“爱国者治港”,关键要挖掘有能力的爱国者



凤凰网:郑教授,您好。“爱国者治港”的原则和理念,早在中英谈判时期邓小平先生就一再提出,我们今天不能只是停留在对它支持和认同的表态上,而是要思考如何去落实。您在去年就提出过香港需要“二次回归”,您也提出到底“谁主香港”这个问题,因为它毕竟是在中国框架底下“一国两制”的特区,您觉得到了今天,香港应该何去何从呢?


郑永年:当然你说得很对,“爱国者治港”这是个很老的概念,不是新概念。你刚才说的从邓小平先生跟英国谈判的时候,这个概念就已经有了。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怎样去界定它,什么叫爱国者?第二,就是你有怎样的能力的问题?能力问题我觉得有一个态度问题,一个立场问题。第一个层面,你是不是爱国,你是不是认同“一国两制”中的“一国”?如果像以前有一段时间,光认同“两制”,不认同“一国”的话,当然也就出问题了。


如果你认同“一国”,我们叫“爱国者”,但是你有没有能力来解决问题也是要考量的。所以我觉得应当确切地说,能不能实现“爱国者治港”,还是需要有能力的“爱国者治港”,这样比较具体一点。否则的话,那些假忠诚的也有,如果光是表一个态,那是很简单的,但是要解决实际问题,我觉得还是要看能力。能力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他要懂香港,他要懂内地的政策,他要把香港的实际问题放到“一国”的框架内来解决,现在我们就缺少这样的人。


实际上香港这么多年来,我感觉到不好的就是大家越来越政治化,没有人真正去谈那些香港实际要解决的问题。一谈到实际问题又政治化,所以各种力量都在政治化。我觉得刚刚开始的时候,董建华先生的住房计划,那也是好的,甚至当时也是有一个想发展科技方面的政策。但是一到实施起来,又马上政治化了。这几年香港的问题是越来越多,这些问题能不能通过政治化来解决?我觉得这是关键的问题。我觉得双方都太政治化,有的时候好像变成意识形态之争。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当说“一国两制”在某些方面也是个理念问题,确实有它政治方面的问题,但是政治方面的好多问题一定要通过转化成具体的问题来解决,这样才是一个好的方式。


具体问题解决不了,又转化成政治,属于恶性循环,越来越政治化。我觉得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香港国安法都是必须的,但是国安法不是终点,而是一个起点。


凤凰网:您说国安法只是起点而非终点,那下一步要做的是什么呢?


郑永年:如果说,国安法避免、阻止了香港光强调“两制”而没有“一国”,甚至强调反对“一国”的话,那么国安法推出后下一步就是要想办法解决香港的具体问题。有没有人在思考这个问题呢?有没有挑选出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的人?这是我们要思考的,而不是说光停留在互相指责的层面。

香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把整个制造业转移到珠江三角洲,转移到内地。所以我经常跟广东深圳人说一句话,那就是广东深圳人民还是应当感谢香港的。80年代刚开放的时候,如果没有来自香港的资本,我觉得我们的起点发展得会没有那么快。印度一直很羡慕中国,因为印度没有这样一个境外资本,老是发展不起来。


中国的早期发展,尤其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发展,是跟境外资本,尤其是香港资本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我们要善待香港。从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先生是非常注重香港的。中国加入WTO之后,美西方的外资才大举进入中国。


现在的问题就是说,香港的产业都转移到了珠江三角洲,那么香港现在只剩下一个金融业,还有一些是professional services(专业性服务),像教育、医生、律师这些方面。


凤凰网:香港制造业北移,产业失衡,只有金融业和专业服务业还有优势,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


郑永年:现在香港有两个结构性的问题,一个是经济结构的问题,香港的金融业有多大程度上跟香港的市民相关?香港市民可以炒股,但是这些金融业的发展有多少的好处能让香港的普通居民获益?这不仅仅是香港问题,美国也是一样,金融业越来越发达,社会财富分配差距越来越大,香港也是这样的。


第二,就是它的房地产,房地产对香港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它的民生经济我想主要还是住房问题。董建华先生试了,后来包括现在的特首林郑月娥,她开始的时候也是想要去学新加坡,这个思路不错,但是一旦要实施起来,其他的既得利益又反对。在香港,不仅仅是现在房地产的这些大资本,还有环保团体都反对,这个也很难落实。

但另一方面,香港实际上专业服务业,无论是教育、医疗各个方面,都是有它的比较优势,但是它又没有空间。香港就是那么一点人口,又没空间。但是这些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的专业人才对中国内地的看法有问题。实际上深圳也好,整个大湾区也好,是香港的一个大的背景。如果香港无论是金融也好、房地产住房问题也好、专业服务业这些就业问题如果能放到整个大湾区里面来解决,这并不难。


现在一方面因为香港本身的经济结构问题,另一方面,因为没有多少就业机会,还有因为它跟大湾区之间没有整合起来,所以就呈现了一些问题。以前内地推出的自由行,实际上是可以有利于香港的一些中小型企业的。现在新冠疫情也好,大家两边的心理认同也好,大家的隔阂还是存在着的。



香港需要法理和心理上的“二次回归”



凤凰网:您提出的“二次回归”如何来实现?


郑永年:我觉得“二次回归”要从不同层面来说。一个从法理上,要“二次回归”,像推出香港国安法,还有一个是心理上的二次回归,这个非常重要。



现在的问题就是互相看不起。早期的话,内地尤其是年轻人,还是羡慕香港的,香港人看不起内地人。但是现在的内地年轻人也看不起香港,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觉得这倒跟大的政治背景没有多大的关系,而是缺少真正的内地跟香港间的交流机制。


你看看香港有多少人来过内地,没有多少人,有的人是拒绝来内地。那么,我们就要一条一条去找,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一种认同感?为什么他们已经成为大湾区的一部分,有那么强烈的香港身份认同?他的认同感到底是什么?光是一个意识,还是因为其他政策的原因?我觉得我们需要做一个清单,香港跟内地交往一定要弄一个清单,一条一条地来检验,一条一条地去改进,一条一条地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样才有出路,而不是说老是高调口号一大堆,无论左无论右都不是解决问题,反而是恶化了问题。


凤凰网:您说得非常透彻,透过表象看到了香港的实质问题。确实香港是一个不能够搞政治的地方,应该专注改善民生问题,大力发展经济,加速融入大湾区的发展。是吧?


郑永年:我学政治学几十年了,一辈子都学政治学,政治搞得好是很好的,但是搞不好很糟糕。尽管我是学政治学的,但政治的空间要小一点,无论是左的政治,右的政治,无论是民主的政治,还是非民主的政治,空间太大了,一个社会就没有出息。


我以前长期生活在新加坡,你看新加坡90年代初跟台湾的人均GDP差不多,但现在新加坡快6万美金了,台湾还是3万不到,26000元左右,因为台湾开放政治以后,人人都去搞政治,人人都是政治家。一个社会光是搞政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政治在很多方面是制造麻烦的,政治是分化人的,因为政治就是认同,对不对?无论所谓的民族也好、族群也好、宗族也好,说穿了政治就是人以群分。但是发展还是要靠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发展。


所以我觉得政治要适可而止。很多人现在幻想通过政治来解决一切问题,但从经验上看是恰恰相反的,过度政治化是一切问题的麻烦根源。从实践上说,政治是需要,但是要适可而止。



爱国不是口号,要跟人的利益结合起来



凤凰网:刚才您就用新加坡和台湾之间GDP的差距,说明了过于政治化的社会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如今香港经济受到重创,失业率来到17年的新高,超过7%。我还看到一个数字,香港人均存款每月只有7000元,也是非常低。其实在香港租一个小的一房一厅的30多平米的小居所也要1万多。香港需要“爱国者治港”这毋庸置疑,那治港的“爱国者”首要任务是什么呢?


郑永年:要培养更多的爱国者,怎样培养爱国者?就是要解决他们的民生问题。以前李光耀先生说过,他当然指新加坡,“你凭什么叫老百姓爱国呢?如果他成为新加坡利益相关者的话,那么他就爱国。”新加坡为什么80%的老百姓住在政府组屋里面?就是因为老百姓如果每家每户每人都拥有组屋的话,他就爱新加坡了嘛。不是像我们所说的爱国口号,爱国也是跟人的利益结合起来的。



当然另外一方面,不是说有了利益就爱国,我们也不要绝对。但是对大部分老百姓来说是这样的。因为爱国者简单地来说,就是我认同国家,也就是认同我所居住的这块地方。那么用我们古代孟子的话来说,就是“有恒产者有恒心”,你没有恒产,哪有恒心?他没有什么利益嘛,不是利益相关者,我怎么来爱呢?所以我是觉得刚才说了“爱国者治港”绝对没有错,但是爱国者要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要更多的人来爱国,你光自己爱国还不够,你还要把你周边的全社会的人团结起来爱国,那么你就要解决他们的问题,对吧?


香港人均GDP六万美金,但是个人存款你刚才说那么低。当然贫富差距新加坡也很大,但新加坡至少居者有其屋,社保等各个方面保证有了,你开始收入少一点也没关系。那么香港就是说,金融业跟大部分老百姓没什么关系,金融从业者有多少香港人呢?没有多少。教育部门有多少本地的香港人?香港大学很好,这些本地大学毕业的人还必须去教高中,除非你到英美国家混一个博士来,你才可以当大学教授。香港那么多大学里面有多少人教授是香港人?也没有多少。所以说,这些好多东西到达不了老百姓那里。


那么如果达不到,但是香港又是富裕的社会,有大量的财富,怎么办呢?所以我就说一次分配出了问题。因为无论是金融业、其他的服务业,好多的好处都到不了老百姓那里,那就表明一次分配出现了问题。一次分配出现问题以后,政府就必须在二次分配上努力了。像公共住房等其他方面都可以通过二次分配来解决。哪怕在香港本身解决不了,因为政治阻力也好,既得利益阻力也好,那么在大湾区方面可能不能解决呢?


这需要像深圳一直提及的,香港深圳融合或者大湾区融合。但真正的融合有没有?大家看到的可能在某些实际方面大家分化了,这隔阂在增加,大家互相不喜欢的东西在增加。那么政府就要面对现实,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所以香港需要能人,有能力的爱国者。



香港与大湾区的融合问题,主要是人心



凤凰网:非常认同您说的这点,治理香港的爱国者要有心有力才行,而且还要去影响周边更多的人一起来爱国。


其实过去20多年,我眼看着深圳快速赶超香港;也看到香港发展得比较好的年轻人,企业家,都是将事业拓展到了内地,他才有成绩,有作为。但是普通老百姓真的参与到国家发展中去的少之又少。刚刚您就说到大湾区的融合并没有做好,障碍在哪里呢?



郑永年:我觉得除了现在的新冠疫情,没有任何的地理上的限制,现在我们前海到香港20分钟就够了。主要是人心的问题。人心问题就是一个交流的问题,就是说大家相互间的形象的问题,形象的问题大部分还是交流问题。我来了深圳以后也碰到很多香港来这边创业的人,其实他们是很好的。


所以我希望在大湾区工作的香港人多讲一点故事,少讲一点意识形态,少说一点口号,多讲是怎样在这边创业成功的。其实香港人的专业水平还是蛮高的,比如学者,他们还是很规范,很能干的,在这里都有很多好的故事。但是我们现在说的就是,尤其是你们媒体都是那些充满了情绪的、意识形态的、教条的那些东西,使人看了反而就是模糊了现实到底是怎么样的。


所以实际上你说这边的人知道香港的现实吗?也不知道。香港人知道这边的现实吗?也不知道。那这里面有一个以前特朗普所说的“后真相时代”这样一个问题。同样的文化,为什么因为政治问题隔阂那么深?我觉得这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必须要花大力气去解决的问题。


那么香港国安法的通过,我觉得是一个好处,因为它有一个底线。我觉得下一步,只要是在底线内,法律就是一个边界的问题,在边界内我觉得还是要使得香港重新走向它那种自由的时代。


爱国我们可以和而不同,里面毕竟还有一个“一国两制”的问题。两会的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也重申了“一国两制”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如果说香港国安法保证了“一国”,那么我们要做“一国”之内更多的有利于“两制”发展的事情,这都是对香港好、对国家都好的事情。



香港不缺能人,但是缺少选人机制



凤凰网:您提出要让有能力的“爱国者”来治港,那您认为现在香港是缺乏人才,还是缺乏伯乐呢?



郑永年:我们说伯乐相马,有的时候伯乐比马重要。我在新加坡生活那么多年,他们如果没有李光耀,而且换了一个人的话,可能不是现在这样。因为他一方面确实是理念问题,另一方面是能力问题,执行力的问题,对吧?这是现今的问题。


那么香港当然我们说“港人治港”,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是香港不是其他人治港。但是“港人治港”,其实香港很多问题需要在大湾区内部来解决,所以我觉得,香港还是会得到祖国的大力支持的。


现在的问题就是,香港缺少这样一个机制,怎么样来确立一种“找马”的机制,这个非常重要。香港实际上从商界看一看,不缺能人,香港过去几十年不缺能人,那么怎么样把他找出来?这个标准我是觉得还是很重要。又要爱国,又要有能力的人。


凤凰网:也有学者曾建议,港府应该要大胆启用“新香港人”加入管治团队,他们往往是内地出生,海外留学回来,对国家政策香港现状都比较了解。因为现在公务员团队中他们的比例极少,您怎么看这样的观点?


郑永年:我觉得好多的体制是殖民时代留下来的。我觉得其实香港几间大学培养了很多的好学者。为什么香港大学本身毕业的,哪怕是博士毕业的,就很少在香港的大学任教呢?这个制度应当改变。我觉得尤其是学术界,形成香港的认同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现在这个就是不太合理,这个制度也是要改变,主要是公平竞争,你应当让本地大学的毕业生也要有一个上升的空间。新加坡以前也是一样,因为它也是英国殖民地,当然他们通过国际化的移民,还是有很多外国人的,不要排除外国人,但也不能歧视本国人对不对?所以香港包括新移民、老移民都是一样的,要一视同仁,这非常重要,并且新移民是占了很大的一部分。我觉得这就像中国以前的科举考试,为什么要科举考试?我不看你身份,不管你哪个阶层来的,我只看你写的东西。


所以现在好多东西我们一定要注意,爱国者治港,如果光看背景身份的话,有时候会出现问题的,如果太狭窄地看的话,反而会把更多的人排除在外。因为香港的问题现在需要一个共识,香港社会到今天为止那么分裂就是香港没有共识,为什么没有共识?大家都不看问题,大家都看政治,政治越看越分裂。如果大家放弃某些政治偏见,在“一国”的这样一个法律构架下,大家实事求是地看香港面临的具体的问题,我想大家取得共识要容易得多。光是谈意识形态、价值观,会使整个社会越来越分裂,只有从一种实际的问题,经验性的问题里面能找得到共识。


凤凰网:刚才您就说香港不是没有人才,而是殖民时期留下来的一些制度已经落伍了,标准要重新拟定,在公平的机制下来选拔人才。香港也要少搞政治,多讲民生,要求同存异。要把握好“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的契机,尽快融入大湾区发展,不要再错过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列车了,是吗?


郑永年:是的,我自己到了深圳以后,对深圳有一个比较好的、客观的认识,深圳的发展前途非常好。如果是像现在这样发展下去,10年、15年可能一定会成为亚洲最大的城市。所以大家还是要考虑,这是大的趋势。


我们说要与时俱进,就是要看清大趋势。当然在这个大趋势里面,我们还是要求同存异。一辆列车里面坐的人也不见得一定是完全一样的思想,一样的价值观,但是大家毕竟都是坐在同一列车向同一个方向,这就行了。



本文系凤凰网记者对郑永年教授的专访。

编辑:IPP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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